超越與尷尬——讀凡勃倫《有閑階級論》

《文匯讀書周報》第1703號第五版「三味書屋」

（2018年3月5日發行）

超越與尷尬

——讀凡勃倫《有閑階級論》

劉金祥

《有閑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

[美]托斯丹·邦德·凡勃倫著

李風華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書籍泛濫的時代，有些書看一遍也許足夠了，但有的書閱讀多遍仍不肯釋手。筆者由於參與某項課題研究的緣故，對美國著名制度經濟學家托斯丹·邦德·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研讀了多遍，但使我多次捧讀此書的原因，並不完全是為了完成上述學術任務，而是在閱讀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在主流思想互不相容、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冷戰時期，中西方經濟思想史上褒貶不一的經濟學家的確為數不少，譬如哈耶克被社會主義陣營的學者視為捍衛自由思想的勇士，被資本主義營壘中的專家譏諷為古典自由主義的叛逆，這種評價上的巨大反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個陣營政治對抗的需要。但在經濟學發展史上遭到兩個敵對陣營同時詬病的經濟學家卻寥寥無幾，而凡勃倫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凡勃倫作為制度經濟學肇始者似乎已成定論，但以筆者之見，如果用意識形態審視「制度」一詞，那麼，將凡勃倫看作「制度經濟學」創始人，可能有些牽強。誠然，凡勃倫一直主張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也必須是人類經濟活動所賴以實現的各種制度。但在凡勃倫的學術體系里，制度是由思想和習慣涵育而成的，而思想和習慣則源於人類的本能，這種本能又被凡勃倫分為三方面：父母天賦、工作本能、個人好奇心。有鑒於此，凡勃倫關於經濟的分析和闡述，從表象上看是針對各種制度，而究其實質則是對人的本性的闡釋和對人的本能的抉發，質而言之就是對人性的勘測與解剖。而這種基於人性的經濟分析卻不是凡勃倫的首創與專利，當初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理性揭示，就是以「人是自利的動物」這一人性論的核心觀點為立論基礎的。

在《有閑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一書中，凡勃倫以似乎來自西方世界的徹底超脫的眼光，真正給東方世界的人類生動地描繪了一個詭異滑稽的社會。依照凡勃倫的觀點，人性視角下的當代人與他們未進入文明界域的祖先相比，在本質上並無差別，而只存在形式上的不同。這種人性就是：期望藉助掠奪手段無償佔有別人財富，而不願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這種人性在野蠻社會中的表現就是：哪個人哪個群體越強悍，征戰的土地越大，殺戮的對手越多，搶劫的財物越豐厚，哪個人哪個群體就越容易獲得人們的尊敬，而掠奪者也志得意滿地在其營帳上高懸戰利品以示其堅強和勇武。在凡勃倫看來，進入現代文明社會，人性中這一醜惡因素依舊沒有根除：有閑階級在精神上仍然傳承著古老的打劫方式，並對非直接勞動掠奪來的大量金錢進行揮霍且對這種殘忍的掠奪方式加以炫耀。相形之下，依靠純粹的勞動付出獲取財富卻成了一種恥辱，而且社會是不可能給單純出賣體力勞動的人以相應報酬的。但人們盡可放心的是，這樣一個與文明完全相悖的社會是不會爆發革命的，因為社會中的所有成員——無論是僱傭工人還是資本家，都期冀通過盤剝他人以告別體力勞動這種「恥辱」，都渴望通過不勞而獲地取得巨額財產來比奢華。所以，處於社會底層的草根只要有哪怕是最可憐的生存條件，也會趨之若鶩地向富商巨賈們學習效仿；他們日夜思考如何膜拜有閑階級，如何成為有閑階級，而絕不是整天惦記著進行暴力革命。也就是說，無論是有產者還是無產者，都沒有擺脫從祖先那裡繼承來的罪惡基因和惡劣人性，這也許就是人性的宿命，也是整個人類的悲劇。

凡勃倫的上述思想觀點被現實社會所不容，他始終恪守的中立的永恆的人性論，使得他的思想觀點同時受到來自左右兩翼的批駁和攻擊，尤其是有閑階級不會給凡勃倫思想以任何傳播的機會和渠道，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上，還沒出現過任何一部書比凡勃倫的《有閑階級論》更加尖銳、辛辣地揶揄和諷刺貴族們的生活，所以，西方有閑階級攻擊凡勃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那麼，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又是如何看待凡勃倫的呢？他們不僅沒有將凡勃倫吸收進自己的隊伍，相反倒認為凡勃倫是個比堂而皇之的資產階級更恐怖更可惡的隱蔽的敵人。凡勃倫成為兩面不討好的爭議性人物，成為中西方兩大陣營競相攻擊的對象。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化思想觀念的冷戰年代裡，凡勃倫及其理論學說無疑是個個案。

事實上，無論是褒貶不一的哈耶克，還是腹背受敵的凡勃倫，我們的困惑和疑慮並不在於中西方的當代學者對他們的思想作了什麼評價，而在於怎樣解釋會出現這樣的評價，特別是怎樣理解這樣的評價竟然出現在政治經濟學領域。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論》中就曾指出，政治經濟學從本質上講是一門歷史科學。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也提出政治經濟學是對歷史負責的一門學科。假若這種觀點有其科學性，那麼評價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及其學術觀點，究其根本就是對歷史的評判和裁斷。克羅齊和湯因比兩位思想巨匠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而學術聲譽不亞於湯因比的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說得更加直白貼切：一切宏觀歷史都是自傳。所以，評價具有歷史科學屬性的政治經濟學，如同評價歷史本身一樣，結論的不同所反映的無非是同一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和不同時代同一階層的人生存狀況的不同而已。科學發展基本規律與內在邏輯提醒我們，學術研究摒棄這樣一種現象：某個學者的評價非常正確而其他學者的評價極為錯誤，因為不同結論的出現均是出於同一原因——所提出的問題迥然有別，所給出的答案自然大相徑庭，但歷史的真相始終只有一種也只能有一種。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哪種語境下的凡勃倫都是同一個凡勃倫，絕不會因為評價的分歧和結論的差異而出現兩個或若干個凡勃倫。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以人性論為基石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時，只是考慮到那個歷史階段無產者對有產者的激烈抗爭並試圖使自己的理論學說超越這種激烈抗爭，但他並未充分地意識到這種激烈抗爭的尖銳性、殘酷性和不可調和性，更沒有意識到這種尖銳性、殘酷性和不可調和性，最終會將他的理論學說推向如此難堪、如此尷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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