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感染絕症、求人給自己開顱：那些為研究獻身的「瘋狂科學家」

撰文 Genelle Weule

翻譯 李楊

審校 張夢茜

編輯 魏瀟

為了追求真理，科學家們做過很多「犧牲」，比如進行激進的飲食、接受未經證實的療法、對自己的基因組進行測序，甚至讓自己患上致命的疾病。

我們得感謝這些把自己當小白鼠的科學家。沒有他們的發現，我們的生活就不會如此健康幸福。他們中的一些人獲得了諾貝爾獎，而另一些人則不幸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你會在自己身上做實驗嗎？其實，歷史上有很多人都曾以科學的名義冒過這樣的險。（圖片來源：Rich Vintage）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冒這些險呢?

來自悉尼大學的生物倫理學教授伊恩·克里奇（Ian Kerridge）說，無私的利他主義當然是一個因素，但還有很多的原因讓研究人員甘願做小白鼠。他告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記者：「人們可能會傾向於將自己，而不是脆弱的病人或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置於可能的風險中。」

其他動機可能包括純粹的求知慾；對財富、名譽和地位的追求；突破傳統智慧和教條的願望；或者為了繞開官僚主義和繁文縟節。

科學家們的以身試險在 18 世紀和 19 世紀的許多發現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很少有科學家在自己身上進行實驗了，但這種例子仍不時發生。

克里奇教授說：「在過去的 200 年裡，自我實驗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它的作用更加局限了。」他研究並撰寫過有關這個話題的文章。

以下是從 20 世紀初到現在，一些可以說改變了歷史的大膽試驗。

1900 年——黑色的嘔吐物和蚊子

上世紀初，黃熱病在美國南部廣泛傳播（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Bettmann）

在上個世紀初，黃熱病席捲美國南部地區。這是一種可能致命的疾病，患者主要表現為發熱、發冷、嘔吐和內出血。當時，大多數人認為它是通過接觸病人傳播的。但是一種新的假說認為蚊子才是始作俑者。

因此，在 1900 年，美國陸軍細菌學家沃爾特·李德（Walter Reed）和他的同事們——傑西拉·拉扎爾（Jesse Lazear）、詹姆斯·卡羅爾（James Carroll）和阿里斯泰·阿哥蒙（Aristides Agramonte）——被派到古巴去尋找結果。

首先，研究人員招募士兵進行一系列奇異的實驗。「他們被安排和因黃熱病致死的屍體一起睡覺，吃病人的糞便，以及在身上塗抹他們的汗，」克里奇教授說。「我不太情願稱他們為志願者，因為這確實涉及到一個問題：這些參與實驗的士兵是被脅迫的嗎？」

然而，沒有一個士兵得黃熱病。拉扎爾和卡羅爾隨後將自己暴露在大量的蚊子中。幾天後，他們都染上了黃熱病——這證實了蚊子是黃熱病病毒的傳播媒介。

這一發現的代價是沉重的。儘管卡羅爾活了下來，拉扎爾在染病幾天後就去世了。

今天，世界各地黃熱病的發病率因使用疫苗和控制蚊蟲而急劇減少，但在亞熱帶的南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區仍然保持著一定的發病率。

1929 年——通往心臟的導管

在 20 世紀初，要研究一個活人的心臟是不可能的。這一切都隨著 1929 年一位特立獨行的德國醫生的秘密實驗而改變了。

維爾納·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醫生曾見過法國生理學家的圖畫展示，他們將一根管子穿過馬的頸靜脈，沿著動物的脖子一直往下，直到抵達它的心臟，整個過程中馬都是活著的狀態。他確信這項實驗在人身上也能實現，但他的導師拒絕了他的研究請求。

克里奇教授說：「他被嚴厲地斥責了，被指責是個瘋子——那樣做不僅很危險，對優秀的醫學和科學研究來說也是一種詛咒。」

但是福斯曼醫生並沒有被嚇倒。他準備好了所需要的管子，拍X光片用的機器，在一位名叫格爾達·迪岑（Gerda Ditzen）的高級護士的幫助下進行了實驗。

格爾達自願接受福斯曼醫生的手術，但是當她被綁起來之後，福斯曼醫生卻將導管插入他自己手臂上的肱靜脈，一直向前推，直到他認為抵達了自己的心臟。

「[格爾達]非常憤怒，但他們一起走到 X 光機前，拍了 X 光片，顯示這隻導管正安全地放置在他的心臟里。」

1956 年，福斯曼醫生獲得了諾貝爾獎的肯定。

一根導管和支架（橙色）被放置在心臟里，用於治療心臟病。（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Science Photo Library）

今天，我們使用所謂的心臟導管術來診斷和治療心臟疾病，如血管栓塞。「這個手術現在在全世界每年使用超過 50 萬次，」克里奇教授說。

1945 年——神秘的出血症

上世紀 40 年代，年輕的醫生威廉·J·哈林頓（William J Harrington）和詹姆斯·霍林斯沃斯（James Hollingsworth）被一名 17 歲女性患者的死亡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當時這名患者因陰道出血被送往波士頓的劍橋市醫院，被診斷為流產併發症。然而，事實上，她患有一種罕見的血液疾病，現在被稱為免疫血小板減少性紫癜（ITP）。

「當意識到這名女子的死是誤診，他們被嚇壞了，也意識到了自己對這項疾病缺乏科學的理解，」克里奇教授說。

那個時候 ITP 的病因尚不清楚，但哈林頓和霍林斯沃斯醫生懷疑這與血漿中的一種成分有關，這種物質會破壞血液中起凝血作用的血小板，引發瘀青，嚴重的情況下還會導致無法控制的出血。

不久之後，一名患有 ITP 的婦女被送進了醫院，巧的是，她和哈林頓醫生的血型一致。兩位年輕的醫生們意識到這是檢驗他們假設的絕佳機會。

於是，哈林頓醫生給病人輸送了 500 毫升血液，同時接收了病人的 500 毫升血液。

當病人的血小板計數穩定下來的時候，哈林頓的血小板計數卻嚴重下降，他的口鼻、皮膚和直腸都開始出血。

「他嚇壞了——我認為不無道理——然後在床上坐了大約三、四天。這樣，出血癥狀就不會蔓延到大腦。好在後來他逐漸恢復了，」克里奇教授說。

實驗證實，免疫系統攻擊血小板，而血小板是凝血的關鍵。後來醫生們又重複了 35 次以確定這項假說。

「你可能會認為這一次就足夠了，但他們用了不同的方法來確定這些抗體的劑量。」

1949 年——鋰和雙相情感障礙

精神病學家約翰·凱德（John Cade）在把鋰給他的病人之前，親身試藥。（圖片來源：Anika Berkman）

20 世紀中葉，澳大利亞精神病學家約翰·凱德（John Cade）醫生預感到精神疾病的發生可能有著生物學基礎。新南威爾士大學精神病學學院院長菲利普·米切爾教授（Phillip Mitchell）說在那個時代，沒有任何治療方法可以作為有效的精神疾病治療手段。

「本質上醫院只是一個監護系統，病人們在這裡一待就是很多年。」

凱德醫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關押在樟宜戰俘營時，親眼目睹了創傷對人的影響。回到澳大利亞後，他在一個破舊的棚子里搭建了一個實驗室，從患有精神疾病的士兵那裡收集尿液，並將其注射到豚鼠體內。

他發現一種叫做尿酸的化合物在動物體內引發了狂躁行為。當他給豚鼠注射鋰時，他發現動物們鎮靜了下來。

因此，他在自己身上試驗了鋰。

「這可能是有毒的，他有可能感到很不舒服，」米切爾教授說。

幸運的是，凱德醫生沒有生病，兩周後他決定對他的病人試用這種葯。他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但他的一些病人在離開收容所後就去世了。那時，沒有人知道鋰的安全劑量是多少。

凱德醫生感到十分沮喪，但他的工作在接下來的 20 年裡對其他研究人員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他們不僅開發了這種藥物，而且還找到方法測量出鋰的安全劑量。

今天，鋰是治療嚴重雙相情感障礙的主要藥物。

1984 年——胃潰瘍，口臭和細菌

胃潰瘍的病因——幽門螺旋桿菌（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Science Photo Library）

在 20 世紀 80 年代早期，澳大利亞的醫生羅賓·沃倫教授（Robin Warren）和巴里·馬歇爾教授（Barry Marshall）很難讓其他科學家相信是細菌引起胃潰瘍，而不是壓力。

但他們的堅持幫助他們獲得了諾貝爾獎。

馬歇爾教授在 2005 年諾貝爾獎的演講中寫道：「來自我同事的極度懷疑讓我相信，我可能永遠拿不到進行抗生素關鍵試驗的資助。」

1984 年，馬歇爾和沃倫開始了一項秘密實驗，他們計劃喝下含有幽門螺旋桿菌的液體。

「在那個時候，世界上只有一個人能在知曉幽門螺桿菌風險的情況下喝下它，那就是我。因此，我必須做我自己的小白鼠。」

喝下細菌後，馬歇爾出現了腹脹、腹痛和口臭等癥狀。他檢查了胃的內壁，發現自己成功得了潰瘍。他給自己開了抗生素，然後又檢查了胃壁，發現潰瘍已經消失了。

馬歇爾教授寫道：「如果我給倫理委員會提交了申請，並且被拒絕了，我可能還是會進行這個實驗，但是我就不可能再發表了。」

「也許我會被解僱，我的醫療生涯也會結束。所以我決定用『不問，不說』的策略來秘密地做這件事。「

他的決定是值得的。

2014 年——腦內的電極

美國神經病學家菲爾·肯尼迪（Phil Kennedy）發明了一種植入大腦的電極。在 1990 年之後到 2000 年之間，他成功地將電極植入動物的大腦中，然後在嚴重腦損傷導致無法移動或說話的病人腦內也進行了實驗。

肯尼迪醫生想幫助這些人實現日常交流。但是為了開發一個可行的系統，他首先需要將電極植入一個功能完全正常的大腦。然而，對一個健康的人進行腦部手術很難說得過去。

「我想做的是記錄一個仍然能說話的病人的腦活動，繼而當他們病情惡化時，他們這部分的功能就會喪失。但我找不到這樣的病人。所以我說，好吧，也許最好的研究對象是我自己，」他說。

2014 年，他去了貝里斯，付錢給一位神經外科醫生，讓他幫自己開顱並在大腦里植入電極。

「手術後，我的腦子腫了起來，大約 5 天都不能說話。」

「那沒什麼可怕的，因為我知道哪裡出錯了，他們給了我嘗試了所有的有效療法，我看著輸液藥物流進我的胳膊。我知道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幾個月後，在喬治亞州的家中，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儘管不是他所希望的長達幾個月的電極數據。「我們得到了大約三周的神經活動數據。」

但是，電極周圍的切口保持打開的狀態，在大約三個月後，肯尼迪醫生同意移除它們。目前他仍在分析研究結果。

雖然他對結果感到很滿意，但肯尼迪醫生說他並不急於重複實驗。他也不建議其他人也這樣做。

「我知道會出什麼問題，我已經準備好了。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但被糾正過來了，我現在好多了。我當然不會推薦任何人在家裡嘗試這種方法。」

2017 年——開創瘧疾療法

邁克爾·古德教授（Michael Good）自願成為第一個接受新的瘧疾疫苗的人（圖片來源：Griffith University）

研製一種能預防瘧疾的有效疫苗是邁克爾·古德教授 30 多年來的目標。

「這是一種極有破壞性的疾病，」格里菲斯大學的古德教授對澳洲廣播公司的 Science Friction 欄目說。

目前沒有有效的疫苗可以消滅所有類型的寄生蟲，所以古德教授一直利用瘧原蟲研究一種新的方法，希望發現一種阻止它繁殖的藥物對患者進行治療。這個想法是人體檢測到寄生蟲後產生自發的免疫反應。

但是，如果抑制瘧原蟲生長的藥物劑量過低，還是會使人患上瘧疾。

儘管他和他的團隊已經在動物身上測試了疫苗，而且效果很好，但古德教授自己想成為第一個在試驗中注射疫苗的人。

「因為這個疫苗太新了，所以我沒有準備好給其他志願者接種疫苗，除非我自己先接受。在我看來，這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在開始的幾個星期，一切都很順利，隨後瘧疾癥狀出現了。

「我染上了難以置信的震顫、寒戰、發燒等等。幸運的是癥狀被抗瘧疾葯控制住了，並且控制得非常，非常快。」

在古德教授接收了治療後，研究小組提高了瘧原蟲抑製劑的劑量，他們說，自那以後，在少數健康志願者的試驗中證明是成功的。古德教授現在正在嘗試招募更多的志願者來試驗這種疫苗。

現在他得過瘧疾，不能再在自己身上做瘧疾疫苗實驗了。但是，如果有機會，他會自願去做另一個不同的實驗嗎？

「當然，我肯定會再做一次。」——這是來自古德教授的回答。

道德和自我實驗

古德教授親身參與瘧疾疫苗試點這件事，是在特別成立的安全委員會的監督下進行的。該委員會也審查並認可了該實驗的倫理道德考量。

他說：「從倫理上講，我的大學不會允許我既作為被試或志願者又作為首席研究員來決定實驗結果。我也不會同意。」

倫理委員會和研究協議的引入是在二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中誕生的，這一機構完全改變了人類科學實踐的方式。

「從很多方面來說，我們在一個更安全的環境中工作，」精神病學家米切爾教授說。

我們現在有複雜的、多物種的動物研究，接著是臨床第一階段的試驗，它測試了新療法在健康人群中的安全性。因此，米切爾教授認為，在各個方面，現在幾乎沒有必要進行自我實驗。

「但我也有些擔心，我們是否會失去一些更具創新性和創造性的研究？「

http://www.abc.net.au/news/science/2017-05-13/do-it-to-yourself-science-a-history-of-risk-and-discovery/851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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