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讀書生涯
我的讀書生涯
吉文輝
書店、書館、書齋，一生相伴；
讀書、藏書、著書，三樂常隨。
這篇自擬的對聯，可算是我一輩子與書結緣的真實寫照。從我幼年識字開始 ，對書就有著一種本能的愛好。這一濃郁的書香情結，終生不渝。
一、家族的淵源
我的爺爺是前清的生員（俗稱秀才），曾參加過清末揚州的鄉試。祖上履和公是清康熙乾隆間的寶應名醫，中醫世家，年逾百歲，嘉慶皇帝曾為之敕建百歲坊。如今百歲坊已作城中一地名。父親是個典型的舊時文人，循規守法，一生潦倒。我公公也是個中醫郎中，因此，母親也略略識字。1946年初，我家因蘇北國共戰事，舉家逃難遷至南京，幾經輾轉，定居於三牌樓堂子巷。我還有個叔叔，一直住在老家寶應，叔叔和大堂姐都是教師。我大姐，二姐也都是教師。可以說，我們這個家族是個綿延十幾代的書香門第。因此，我之愛書，是有家族遺傳的。
解放初，父親因病失去工作，終日賦閑在家。有時在官辦的職工夜校兼幾節課，也談不上補貼家用。父親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吃點燒酒，搓搓牌九，到棋攤下下象棋，偶爾也寫寫毛筆字。父親寫的一手蠅頭小楷，特美，今日書法界已很難見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市面上還有不少租書店。父親經常到書店租讀小說。他讀的基本上都是武俠小說。那時的我也就十歲左右，經常偷看父親租來的書。我之真正讀書就是從武俠小說開始的。這一愛好到老猶興緻不減。連今日之金庸、梁羽生、古龍等新式武俠小說，我也大致看了個遍。
那時武俠小說都是清末民國的出版物，繁體字，豎行，字密，有排印本，有石印本，石印本字尤小。印象比較深的有《荒江女俠》、《江湖奇俠傳》、《蜀山劍俠傳》、《三俠劍》等。我平生特別欣賞男子漢的俠義精神，這與自小閱讀武俠小說密切相關。古時有武俠、文俠之別。武俠以武力除暴安良，文俠循情理仗義執言。小說寫的基本上都是武俠。俠士們都是武藝高強的血性男兒，俠肝義膽，快意恩仇，豪氣干雲。當然還有女俠，卻多了幾分嫵媚，幾多柔情。
二、小人書的趣味
記得小時候。最迷戀的書是小人書，現在統稱連環畫。下午放學早，常常一頭鑽進小書攤，一看就是一二個鐘頭。那時候經常光顧的一個小書攤，座落在三牌樓火車站進站的一個過巷中。攤主是一位瘦削的長袍老頭。小屋子全敞開，靠牆立著幾扇書架。屋裡擺著幾條長矮凳，有時門口也放著凳子。一大群小孩坐在矮凳上埋頭翻閱小人書，樂不可支。小人書封皮花花綠綠，形形色色，內容五花八門，但絕大多數都是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
小人書產生於清末民初，一經問世，便受到孩子們的極大歡迎。最初是上海《申報》出版的大版連環畫——《點石齋畫報》，其後逐漸演變成小開本的連環畫，內容由時政要聞轉變為歷史故事。那時，小書攤看書，一分錢二本，攤主經常將一冊改裝為二冊，以便賺錢。有幾次我看得正入神，腦後突然挨了一巴掌，抬頭一看是父親，嚇得丟下書就跑回家了。因為父母親不讓我放學後在外頑皮不回家。
民國期間小人書比後來常見的64開本的要大一些，文字腳本大都寫在圖畫的上方，建國後則一律改在畫面下方了，小人書圖文並茂（當然也有粗製濫造的），不僅具有直觀形象感，而且能增長不少歷史知識。這對我日後熟悉並關注古代歷史，肚子里裝有眾多的歷史故事，大有裨益。
我曾經擺過幾天小人書攤。那是平時我大哥從北京寄給我的，約有百十來本。第一天就掙了二塊多錢，那可是一筆大錢，興奮得了不得，可沒過幾天就發現丟了二三十本，嚇得再也不敢擺了。如今舊日收藏的小人書基本上已散落和被我轉讓他人了，唯有幾部長套小人書《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聊齋志異》和幾十本畫得比較好的武俠故事，至今還保留著。
三 、窮讀書
父親在世時，家裡很窮，根本買不起書。看小人書的錢，大多是揀廢銅爛鐵賣的錢。每年只有在過年時父母、二姐才分別給一毛錢的壓歲錢，到手沒幾天也就花完了。剛解放的頭幾年，家裡經常揭不開鍋。每個月都要向鄰居借錢以解燃眉之急。借了還，還了借，周而復始。那時鄰里相處都是窮幫窮，極富人情味。所居茅草房到處是破洞，冬日屋裡結冰，毛巾凍得邦邦硬。下雨時外面大下，裡面小下。有次刮大風，把半間房子的屋頂整個掀掉了。
1962年以前家裡沒有電燈，只有一盞煤油燈，還捨不得點，燈頭總是掭的小小的。大人晚上7點多鐘就熄燈上床了。我那時為了晚上看書，常常到寺廟（主要是雞鳴寺）去偷蠟燭油，回家裝在碟子里，按上棉花搓的燈芯，在爐子上一烘，蠟燭化了，便可做油燈用，一看能到十一、二點。「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蠟燭的質量極差，冒黑煙。每天晚上讀書，早上起來一看臉上被熏得一片黑。那時讀書大多數是向朋友和同學借著讀。
上中學時，由三牌樓堂子巷到薩家灣八中有一段路，1959年以前還有鐵路。走鐵路時跨枕木，枕木間距比腳步略寬，因此走在枕木上有點跳躍，挺好玩。走馬路時經常一邊走一邊看書，有兩次我幾乎撞到馬頭（那時路上沒有汽車，只有馬車），嚇得不輕。有時低頭看書，一下子走到拖板車的拉繩中，被拉車的一聲吼，趕緊回頭繞開。
這種窮讀書的狀況，直到上高中時才略有改善，因為高中可以在學校圖書館借書讀了。很有意思的是，通常要求走路不能讀書，太陽落山不能讀書，燈光不足不能讀書，怕傷眼睛。可我自小就違反這三條，而眼睛卻一直很好，其他好讀書的同學估計也差不多。初中，高中的班上頂多有兩三個戴眼鏡的。這就有待眼科專家們去研究探討了。
四 、 圖書幹事
我讀高中時，一直擔任班上的語文課代表和圖書幹事。我在的那個班叫6201班，最初學校安排同年級的僑生都集中在這個班，人稱華僑班，大約有二、三十個。後來趕上「三年自然災害」，僑生受不了那個苦，陸陸續續地都回國了。只有一些家境窮困和偷渡過來的僑生留下了，大概不到十個。僑生中有幾個是愛讀書的，與我關係很好。按學校規定，一個班有多少個學生，就可以借多少本書。實際上班上愛讀閑書的同學不多，借來的書大多是我想讀的。三年時間圖書館裡好看的中外古今小說、散文、詩歌，幾乎被我讀了遍。印象深的是小說，先是驚險反特故事，再就是革命鬥爭與抗日戰爭題材的小說。古典小說生吞活剝地見到就讀。讀的速度特別快，長篇小說差不多一兩天一部，簡直有點發瘋。學校圖書館中收藏的有一大套民國著名作家文集，是五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記得有巴金、老舍、冰心、郁達夫、鄭振鐸、魯迅、朱自清、吳組湘、曹禺、蔣光慈、沈從文、郭沫若、許地山等。這套書對提高我的文學素養，影響極大。民國期間的小說，我最欣賞的是巴金、魯迅、郁達夫。古典名著基本上在中學時代都讀到了。至於外國長篇小說，大多是大學以後讀的了。
我中學時代極喜愛詩歌，尤其是古典詩詞，幾乎見到一本讀一本。凡能借到的名家詩集，均愛不釋手。到大學期間幾乎讀遍外國著名詩人，如俄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涅格拉索夫，法國的彭斯，德國的歌德、海涅，匈牙利的裴多菲，英國的拜倫、雪萊等。外國詩人中我最喜愛的是普希金，他是俄羅斯文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其詩歌情感熾烈而純真。中國古代詩歌最喜歡的是陶淵明、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杜牧以及蘇東波，陸遊等。個人認為杜詩對中國詩歌影響最大。杜詩代表了中國詩歌的主流，一如儒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而律詩中的對聯則顯示了中國漢字最完美的藝術魅力。中國現代詩歌，我最欣賞的是戴望舒和蔣光慈。
五 、 舊書店與舊書攤
舊書店指有固定門面的舊書商店，舊書攤則指隨意在路邊設置的臨時攤點。我與舊書店結緣，主要是在高中階段，之後從未間斷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南京市內各區都有古舊書店，比較集中的是夫子廟有四家，太平南路有二家。如今舊書店已越來越少，像樣的舊書店幾乎絕跡，只剩下太平南路楊公井一家了。私人舊書店大多轉變為特價書店了。當初，私人在路邊設攤混窮，是家常便飯，後來講究市容，馬路邊便不再允許擺地攤了。如今窮人混日子，比過去難多了。城市的自由空間全被政府控制了。
對南京舊書攤我印象最深的有四點：
一是夫子廟有二家舊書店，以線裝古籍為主。一架架古籍現在想起來還戀戀難忘。一些晚清民國間的線裝石印本、排印本，布裝函套規整精美。那時明清刻本觸手可及，如今只能在拍賣會上見到了。說到五十年代以前的舊書，一律都是右起直行，眼光以片狀上下點頭掃描，現今的中文書都是上起橫行，眼光以線狀左右搖頭閱讀。片狀可以一目數行，而線狀只能一行。點頭多默然會心，而搖頭則多否定猶疑，甚有意思。
二是五十年代末，新街口老郵局後面，有個熱鬧非凡的攤販市場。那裡有三四處買舊書的攤點，都是收舊貨設的攤點。每天上午九點多鐘，幾處攤主把麻袋裡的書往地上一倒，讓大家隨意挑選。那搶選的滋味甚是有趣。我記得有一本《中華民國詩三百首》就是在新街口地攤上搶到的。
三是1990年前後兩三年，每逢夏季晚間，鼓樓廣場四周擺滿了舊書攤，那場面極為壯觀。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騎著自行車去光顧，一邊挑書，一邊欣賞書市濃濃的文化氛圍。我的一套《三國演義》連環畫就是那時買的。
四是九十年代末期，朝天宮東側的鬼市，也有好幾年。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兩天，從夜間到早晨七點，老百姓自發地在那兒形成地攤書市。伴隨著深夜和凌晨的寒風，路燈黯淡，電筒閃爍，地攤連綿，人影攢動，一個個書獃子低著頭，陶醉在一攤攤的舊書上，那場景甚是感人。可惜這類文化景點，都被政府取締了。因為地攤不是大工程，只方便老百姓而無利於政府官員貪腐。我就想不通，政府為什麼能花那麼多錢去製造一些死的高樓景點，就不能容許一點活的城市人文景觀？
中學時代逛舊書店，簡直是人生一大樂趣。一到星期天，第一選擇就是逛舊書店，還常常與老友武蜀生逃學逛書店。因為沒錢，淘書是其次，不花錢讀書倒是第一。那時舊書真便宜，晚清民國間的石印線裝書五分、一毛錢就能買到一本，雕板線裝書也只有兩三毛錢一本，即是明刻本也貴不到哪裡去。當時如果有錢，收羅一些善本古籍，現在可要發大財了。世事變化，神鬼莫測。
六、 北大圖書館學系
我於1962年高中畢業，那時父母雙亡不久，自己也無心繼續上學，一心只想參軍，後因體檢不合格，只能遺憾地望著同班好友參了軍。61、62年間，因「三年自然災害」，政府為緩減城市供應不足的壓力，遂大力動員城市居民下放農村、插隊農村，中學畢業生是動員重點。我當時也報了名去農場。臨行前，我大哥特地從北京趕到南京，力勸我繼續備考大學。結果幸好聽從了大哥的勸導，第二年考取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這個專業當時在全國只有二所大學設置，另一所是武漢大學。招收名額很少，只有一個班，三十來人。考上這個專業的動機，主要是想方便讀書。我一直就羨慕圖書館職業。
在北京大學，一邊忙於功課，一邊就貪婪地讀閑書。北大圖書館裡的書，經史子集，古今中外，應有盡有。那時每個學生一次可借五本書，我就像掉進書海里一樣，如魚得水。六十年代以前，北京大學亭台樓閣，湖光塔影，風景優美，校內多為仿古建築，飛檐斗拱，古色古香，讀書氛圍極其濃郁。所讀書與中學不同的是，在大學接觸外國名著更為方便。小說、詩歌大體上都是按照文學史書中所提及的名著一一選讀。喜歡讀書的同學比中學多多了，同學間還相互推薦。我之喜愛普希金，多半是受同學楊邦俊的影響。外國長篇小說，我認為水平最高的應是俄國的列夫·托爾斯泰，法國的雨果和巴爾扎克，短篇小說則是俄國的契科夫，法國的莫泊桑，美國的傑克·倫敦和奧地利的斯·茨葳格。另外，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很值得一讀。
在1966～1968年的文革中，為提高所謂的政治理論水平，我有意識地閱讀了馬恩列斯的不少原著（當然毛澤東著作應是篇篇通讀的了）還做了不少筆記，可惜後來都丟棄了。印象比較深的是《哥達綱領批判》、《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終結》、《進一步、退兩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在俄共中央第八次會議上的講話》等等。讀了《左派幼稚病》，我感到文革中的左派比幼稚病還幼稚。有意思的是，文革中還讀到兩篇劉少奇的文章：《論黨》和《論黨內鬥爭》，當時是作為批判材料下發的。這兩篇文章對我正確認識劉少奇和否定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我感到《論黨內鬥爭》似乎就是針對文化大革命而寫的批判稿。這是我接受政治理論的一大收穫。
七、 圖書館生涯
我於1967年7月畢業於北大圖書館學系，受文革影響，延期一年分配，先在黑龍江省軍直五七幹校勞動鍛煉了一年半。1970年4月正式開始了我的圖書館生涯，先後經歷黑龍江雞西市圖書館、南京市江浦縣圖書館和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至2009年9月退休，前後在圖書館工作達40餘年。我一直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干圖書館工作的料子，正如鄭子產所云：「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文革中雞西市圖書館尚未對外開放，所干工作，除日常整理圖書外，主要是參與文化館群眾文化工作。我在工作之餘，大量的時間，就是用來讀書。一些過去未來得及讀的中外文史名著，在這一段時期都有了充分時間補讀了。收穫最大的還是讀完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前後花了七個月的時間，未遑他顧，一字一句地啃完了。對書中具有啟發性的內容，還進行了摘抄。抄本至今還保存著。古代史家，兼具文哲，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於開啟人們智慧，得益甚多。在雞西圖書館我還結交了一批愛讀書的朋友。那時還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群眾的文化生活十分貧乏，新華書店基本上見不到值得閱讀的書，小說大概只有《艷陽天》、《金光大道》什麼的。人們對圖書的渴求得不到滿足，於是，未開館的圖書館很容易成為人們追求的香餑餑。私下借書成了朋友間的一份難得的情誼和樂趣。
1972年9月，幾經艱難地由東北黑龍江調轉南京市江浦縣文化館（含圖書館），當時南京正在煞有介事地大抓516反革命分子，凡是北京畢業的大學生，一律不許調入市內，不得已而求其次，近一步好一步吧。縣城圖書館藏書兩萬冊不到，文史、小說佔80% 以上，也未開館。我的工作雖在圖書館（那時叫圖書組）但經常隨文化館的老師們干群眾文藝工作，江浦縣各公社的文化站都跑熟了。那時上班下班幾乎分不清，有事就幹活，沒事就干自己的事。我的大半時間還是用來讀書。這期間有比較充分的時間讀一些經典性的著作，四書五經大多是在這段時間讀的。中國傳統哲學基本上屬人文哲學，其內涵迥異於西方的純哲理（以探討客觀世界的本源為核心）著作。像《論語》、《老子》、《孟子》、《 莊子》、《 大學》、《中庸》 等都是圍繞人生價值論述的。聖人所言，啟智祛昧，弘德開悟，為民族靈魂之所在。我對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感受也就是在這段時間內最為真切。以後的興趣便從小說邁入經典行列，逐漸築就自己的傳統文化的功底。
在江浦圖書館一呆就是六年。這期間由於與縣新華書店關係密切，近水樓台先得月，我有幸接觸到改革開放後最先出版的一些國內外經典文學著作。當時不少書還是有控制地內部發行，如香港的《金瓶梅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 《三言二刻》，以及 《藏書》、《續藏書》、《清稗類鈔》等都是在那時候購置的，現在這些書都已納入私家收藏範圍了。想到在江浦的斗室之中，夜深人靜，獨自一人沉醉於讀書的雅趣，其樂融融，至今猶留戀不已。當時曾寫有四首詩，記錄著自己的讀書心得；
其一、六載江城彈指間，書巢獨卧伴前賢。夜闌人靜攤書讀，細雨敲窗別有天。
其二、燈前月下笑書痴，甘苦其中我自知。學若功深終有得，無才愧對盛明時。
其三、光陰一去水東流，鐵硯磨穿志未休。忍顧韶華輕一擲，人生幾度月當頭。
其四、世間何事不饒人，篤學方知歲月珍。夢裡雞鳴驚破曉，一天容易又黃昏。
四詩基本概括、表達了自己當時讀書求知若渴的迫切心態。
1978年底，為解決夫妻長期分居問題，經我恩師唐玉虯老先生介紹，並經學校黨委研究同意，我直接由江浦文化館調入南京中醫學院。進入大學圖書館，最大的感受是學術研究的氛圍較公共圖書館濃，其一因為是高等院校文化層次高，其二是學位稱職需要撰寫論文。這期間我之讀書逐漸由單純的愛好型轉入有明確目標的參考研究型。1981年我在圖書館專業研究刊物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之後，閱讀的範圍不斷擴大，終於步入文化研究領域，為研究某一課題和撰寫學術專著而開始學習參考專業期刊論文。這期間，工資不斷上調，家庭經濟狀況也有所改善，購書能力也比過去強多了。凡是自己認為有參考閱讀價值的書，包括傳統文化經典著作、中外古今文史名著、常用的文史工具書等，都是我收藏的對象。
在我讀書生涯中，還有一種樂趣是值得一提的，即偷讀禁書。我這人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在讀書方面也毫不遜色。越是不讓看的書，越是難見的書越想看。一些政治禁書、港台讀物、色情讀物，只要能尋到手，均照讀不誤。古人云 「雪夜閉門讀禁書，乃人生一大樂事」，誠非虛言。
1986年以後，我在圖書館身兼三職；既當館長，全面負責館內行政與業務工作，又當教師，兼任中醫文獻檢索教研室主任，後來還開設中醫文化課和詩詞欣賞課。另外，還兼職民主黨派工作（中國致公黨南中醫支部 總支主委）。事務、會議比以前多多了，但絲毫沒有影響我讀書的興緻。工作之便，我自學鑽研了古籍版本學，並且小有成就。2008年還被中央文化部聘為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因此，版本鑒定也成了我的一種愛好與享受。誰知在退休後在古籍拍賣收藏方面還派上了用場，真真感謝上天的垂愛。
八、 學科交叉出成果
如果不是承擔上面壓下來的任務，或是單純地為謀求學位和稱職，搞學術研究倒也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樂趣。所謂學術研究，實際上就是對自己感興趣的歷史、文化、科學領域的問題尋求答案。或考證出處，或論證觀點，或整理文字，旁證博引，追本窮源，條分縷析，字斟句酌，一頭鑽進海洋般的古今文獻世界，看似枯燥無味，實則樂在其中，其樂無窮。
我在學校中開設了三門學科，這三門學科具有一定的開創性：中醫文獻檢索學、中醫古籍版本學，以及中醫文化學，主編出版了《中醫藥文獻檢索與應用》、《中醫古籍版本學》 和《中醫文化基礎》。這三門學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中醫專業與其他學科的結合。其實文獻檢索、古籍版本以及傳統文化都是早已存在的獨立學科，只不過以前這方面的專家很少涉獵中醫專業罷了。
創立中醫文獻檢索學科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七十年代末，中醫學院招收了文革後第一撥中醫研究生，這批學生年齡都較大，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因此都很勤奮。他們經常來圖書館查閱資料，問長問短。為方便他們查閱，我特地按檢索專題，編寫了《如何查找中醫人物傳記》、《如何查找古漢語字詞》、《如何查找中醫圖書》、《如何查找中醫論文》、《如何查找古今年代、 地名》等幾份小冊子，放在閱覽桌上提供師生參閱。後來被古漢語教研室主任黃劍朋老師發現，他請我給研究生開了十幾節輔導課，於是把這幾份小冊子加工成輔導教材，由學校印刷廠排印。隨後不久，國家教委連續頒布了幾份文件，為提高大學生自學能力，要求全國各高等院校開設專業文獻檢索課。於是，這門學科在中醫院校應運而生。我先後三次出任全國協編教材的主編。
而 《中醫古籍版本學》則因館內整理古籍和編寫古籍目錄需要，自我鑽研，彌補了中醫研究方面的出版空白。作為這一專題唯一的理論專著，至今尚未出現第二部。對於中醫文化課，起始於我的一個根本觀點：我認為中醫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傳統文化是中醫學的根，習中醫者必須具備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我在學校的各種場合，始終不懈地宣傳這一觀點。在校有關領導的支持下，我在全國中醫院校中最早開設了中醫文化課，並主編出版了第一部教材。值得欣慰的是，二十多年下來，各中醫院校先後都開設了中醫文化課，這對於提高中醫專業人員的文化素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些書的編寫和出版，都是館內外同仁刻苦鑽研、努力奮鬥的結果，尤其多多得助於本館王大妹老師。回憶起當初與朋友、同事一起撰書的日子，至今猶倍感溫馨。
晚年退休後，我仍繼續自己的愛好，勤讀不輟，只不過閱讀的對象更具有專業研究性質。研究方面主要是漢字研究，其他方面大多是圍繞講座的課題而閱讀。
我一生讀書感受最深的是「開卷有益」和「樂在其中」。讀書如登山，上到一層便見一片境界；讀到一層，變生一番見地。待到頂峰，所見自然相同。我對幸福的理解並不高，一是能幹自己喜歡的事；二是所干之事又能解決自己和家庭的生計；三是所干之事還能出成果，造福社會。就讀書而言，我可謂已得三福，夫復何憾！
2009年，我已年屆65歲，正式退休。此時的自己，已擁有一方二萬餘冊的書齋，可謂是坐擁書城了。這些書，基本上都是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專著，都是我數十年精心挑選和配置的，極具參考閱讀價值。因此，我退休後並不寂寞，有書相伴，此樂何極。不足的是，因家居逼仄，所藏書未能全部展放，很難有效利用，只能租賃一屋暫存。若能有較大空間陳列群書，二三學友、七八後生，環幾而茗，展卷而讀，評品書畫，切磋文章，則藏書更可盡其所用。尚能在蝸居題上一聯：「交幾位高人雅士，何妨攬勝登高，談今說古；著數篇的論華章，只在陶情逸興，耀地光天」，那更是書生奢望了。
（撰於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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