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了解漢武帝的「南融合、西交流、北防範」戰略方針

公元前156年7月14日，漢武帝劉徹誕生

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年7月14日/8月10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距今已2102年)，西漢皇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漢武帝表達對人才的渴求；將軍者，國之爪牙也……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漢武帝對大將因報忿除害擅自殺人的寬恕；乃者貳師敗沒，軍士死亡，離散悲痛，常在朕心……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軍備而已——漢武帝晚年《輪台悔詔》表示不再輕言兵事

西漢王朝是中國封建王朝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歷時210年，而漢武帝一人就獨佔了55年，他統治的時段又是西漢王朝的黃金時代。放眼中國周邊地區，此時仍是一片蠻荒，而漢武帝的中國，已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十分成熟的國家。任何一個在位時間超過半個世紀的帝王一定會在歷史上留下自己深刻的烙印，而漢武帝更以其多血質創造型的性格，讓他的55年成為歷史上漫長而不乏精彩的一段。

漢武帝，名劉徹，小命劉彘，謚號孝武皇帝，廟號世宗。作為帝王，他是一個幸運兒。他本非嫡子，但因其母王志在宮闈鬥爭中擊敗其它後宮佳麗取得皇后寶座，遂子憑母貴，成為太子。他的曾祖父漢高祖為他打下了北達長城，南抵南嶺，東到大海，西至川隴的大好河山，他的祖父漢文帝和父親漢景帝實行休養生息，半個世紀的積累使得「錢累巨萬」、「太倉之粟充溢露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5歲的劉徹繼承了漢朝帝位。但漢武帝在位前6年，在他祖母竇太皇太后為首的崇尚黃老無為而治的集團束縛下，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和抱負，直至公元前135年才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

匈奴從西漢立國初年便已成為中原的心腹之患，抗擊匈奴一直是漢武帝時代的基本國策之一。漢武帝總共組織了多達16次的對匈奴戰爭，其中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戰奪取了河套平原，使長安免除了匈奴的直接威脅，前121年的河西之戰奪取了從今甘肅蘭州直至新疆羅布泊的大片土地，使漢人的勢力範圍伸入到西域，前119年的漠北之戰以傾國之力出擊，直插匈奴心臟，封狼居胥，從此「漠南無王庭」。在這個英雄年代成長出了衛青、霍去病等出身卑微的傑出將領，他們成為「漢朝精神」的象徵。文化發達的漢朝對落後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勝利，也是人類文明的勝利，使得文明能夠更好地發展和傳播。

漢武帝的武功絕不止於對匈奴的戰爭。在南方，他先後消滅了閩越、甌越、南越三個國家，將東南越族地區納入漢朝版圖。在西南，他派司馬相如等以招撫兼武力脅迫的手段，征服了當地未開化的夜郎等民族。在東北，他征服了古朝鮮國。但意義更大的是鑿通西域。為斬斷匈奴右臂，他派張騫出使西域，這位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探險家經過兩次難以想像的艱難跋涉，終於打通了中亞文明同東亞漢族文明之間的通道，這也成為絲綢之路的東段。這條大道在此後的一千多年時間裡一直是中國同西亞乃至歐洲等文明交流的主幹道，佛教由這條大道傳入，而造紙術、指南針等也由這條通道傳出(雖有「海上絲綢之路」，但其作用難以跟陸上絲路相比)，僅僅憑藉這一點，漢武帝已足以排進世界有重要影響的帝王名單中矣。其後，漢武帝通過招撫為主兼用武力的手段逐漸使西域成為漢朝的勢力範圍，但其中對大宛國的戰爭沾滿了漢宛兩國人民的鮮血，

漢武帝雖謚為武，但他在文治方面方面的成就絕不遜色。他即位初年，便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儘管儒家在他在位期間並未真正成為一尊，但在他的後繼者們的不斷強化之下，終於成為壓倒一切的思想體系，深入到每個中國人的骨髓中，並壓制了其它思想的發展。他建立太學，這是中國歷史上官方辦學的開始。他建立樂府，這種詩歌形式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他還派鄧平等人制定了太初曆。

漢武帝對中國歷史的影響，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加強中央集權。他的一個重要政策是削藩，他採納了主父偃的主張，推行「推恩令」，使諸侯的領地越分越小，弱小的諸侯不再具有與中央抗衡的能力。他下令統一五銖錢，將鑄幣大權收歸中央，又將鹽鐵的專賣權收歸國有，還採納桑弘羊的主張，設立平準官，由政府控制物價，經營貿易(當然，這明顯違反經濟規律的措施，是在連年用兵、府庫虧空時的權宜之計)。漢武帝將皇帝個人的權威發展到極致，對臣民擁有生殺予奪之權。

多血質創造型的漢武帝一生功業累累，但他的一次次征戰和大興土木也耗盡了漢初幾代人的積儲，儘管有善於斂財的桑弘羊等計臣，但仍陷入巨大的財政虧空中。到晚年，他的猜疑和暴虐終於釀成巫蠱之禍，京城一片血腥，包括皇后、太子、公主、丞相在內的很多人均懷著對他的憤恨而含冤死去，這促使他晚年下了罪己詔，承認了自己的過錯，表示不再主動用兵，將重心放在民生上。

漢武帝同秦始皇一樣，是個影響遠超一朝一代的帝王，對中國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疆域的影響延續了兩千年。將他與秦始皇作比較是十分有意思的，兩人有太多共同點，都好征伐、好巡遊、好猜疑、好誅殺、好土木、好神仙。秦始皇統一了中原，但短時間之後重新陷於分裂，漢初雖重歸一統，但諸侯國的力量很大，分裂隱患不小，是漢武帝最終確立了中央集權，並將秦始皇時取得但已脫幅離去的，甚至一些從未取得的地區均納入中國版圖；秦始皇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漢武帝則試圖在文化思想上統一中國。從這些角度來看，漢武帝是秦始皇事業的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漢武帝比秦始皇走得更遠，但考慮到漢武帝的功業畢竟是建立在秦始皇的基礎上，他對歷史的影響應略低於秦始皇。在本排行榜中漢武帝的排名低於秦始皇，但居於其他中國帝王之上。

漢武帝在政治、文化上推行「大一統」的歷史作用受到質疑，但他在出擊匈奴、捍衛先進的農耕文化圈和鑿通「絲綢之路」東段的歷史功績是無可爭議的。漢武帝年輕時代的英明，同他老年的昏聵形成鮮明的對比，歷史上一個帝王在享受無限權柄的時間太長之後，往往不能保持理智客觀的治國思維，漢武帝正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南融合、西交流、北防範：古代中國人為何歧視匈奴人（深度好文）

文|西風315

看歷史書，常常有古代中國人歧視匈奴人的記載，如《漢書.匈奴傳下》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史記.陳子續列傳》云：「彼匈奴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身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從小在民主、自由、平等、文明、博愛等人類普世價值觀的熏陶中長大的現代中國人，我常常為此感到不好意思，以為我們的祖先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者。

直到某天，一位玩古董的朋友拿來一本不知怎麼得到的，新出土的、失傳已久的古書《大漢逸志》，改變了我的看法。

這本《大漢逸志》之前我從沒聽說過，作者的姓名和生平均不詳，推測大概是東晉時期的漢室後人，書中記載了兩漢時期一些奇聞異事，怪力亂神等等，雖然大多數故事荒誕不經，但對於了解當時的社會風情還是有一定的幫助。其中一個故事引起了我的興趣。

話說漢武帝元空二年，有一個匈奴史官，本名不知道了，只知道起了個漢名字叫燕從日（這名字夠怪的），到長安太學堂講學，宣傳匈奴的歷史文化，其話語中充滿胡說八道，顛倒是非，令人反感。當燕從日說到：當年冒頓五次帶兵殺掠山東，掠走人牲十萬頭，站在漢朝的角度看，是悲劇，站在匈奴的角度看，是喜劇，歷史是多維的，很難說喜，也很難說悲。

這些話終於把台下的太學生激怒了，一個學生走上台打了燕從日一個巴掌。此事轟動一時。（奇快的是，我翻遍了《史記》、《漢書》都沒找到這個記載）。

此事傳回匈奴，引起了匈奴的舉國憤怒。燕從日在匈奴中很有名，也很得支持。而且匈奴人都認為燕從日的話根本沒錯，既站在漢朝的角度看問題，又站在匈奴的角度看問題，很客觀，很公正，各方面都考慮到了，其實每一個匈奴人就是這麼想的，也會是這麼做的，就算換成他們回到幾十年前，他們也會毫無猶豫地追隨冒頓，殺掠山東，掠走人牲十萬頭。燕從日的話只不過是每個匈奴人的普通想法，而號稱禮儀之邦的漢朝的太學生竟然因為意見不合而打老學者，應該嚴懲不貸。

而漢朝人大多數都認為，說這種話的人，沒有人性，冒頓的殺掠就是強盜，我中國人為什麼要站在強盜的立場上看問題，有哪個正常人類會站在強盜的角度上看問題？從而引發中國人與匈奴人一場罵戰。

這件事在一般人眼裡只是學術之爭，沒什麼大不了的，沒想到的是，此事竟然驚動了日理萬機的漢武帝，這倒不是因為燕從日，而是這場罵戰體現出來匈奴人的意識形態令漢武帝吃驚。以前，中國人總是認為，當年冒頓帶兵入侵中國，雖然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但戰爭只是匈奴內部極少數好戰份子發動起來的，廣大匈奴人民是無辜的，也是戰爭的受害者。中國人以前總是按「人之初、性本善」，「有教無類」，「四海之內皆兄弟」等人類普世價值觀來看待世界，中國人民和匈奴人民都是勞動人民，是友好兄弟，所以，不能把過去冒頓發動的戰爭的責任強加到後世的匈奴人民的頭上。（這不能笑話漢武帝和大臣們，因為他們就是在這樣的教育中長大的）。

但此次匈奴人的反應卻很讓漢武帝吃驚，廣大匈奴人民竟然如此崇拜冒頓，支持冒頓殺掠中國，這完全顛覆了匈奴人民在漢武帝心中的形象。一個民族有少數極端份子不奇怪，但整個民族都支持戰爭狂人，那就須提防了。

漢武帝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他下令丞相陳子續、司徒鄔友兩位大臣徹查此事。這兩位當世名儒帶領一群學者，參閱無數典籍，深入考察了解周邊各國社會文化，寫成了奏章《華夷之辨疏》，呈給漢武帝。

奏章大意是這樣的：

匈奴人是以游牧為生，又難以自力更生。他們的社會生產、民族意識決定了他們的野蠻、嗜殺，崇拜的只有暴力，信奉的是成王敗寇，而根本沒有中國人該有的正義與邪惡的觀念。而且，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們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的特點，這種野蠻的意識形態會一代代傳承下去，幾百年也難以改變。

我們中國人在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勇的教育中長大；他們匈奴人在學習狩獵、搶掠、殺戮的教育中長大。

我們中國人在聽著父母講述的孟母三遷、大禹治水等勵志故事中長大，他們匈奴人在聽著父母講述他們祖先當年英勇追隨冒頓征伐、殺戮、搶掠的血腥故事中長大。

我們中國人以聖賢為榜樣，以聖賢為楷模，他們匈奴人眼中以強盜屠夫冒頓為楷模。

我們中國人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標準來辨別世間的是非正邪，他們匈奴人以站在xx立場上（依我看實際就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以他們的利益為標準）來辨別世事的可行與不可行。

我們中國人以神聖吉祥的龍為圖騰，他們匈奴人以陰險狡猾的狼為圖騰。

所以，我們中國人努力把後人培養成文明人，而匈奴人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野蠻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匈奴人的文明程度與中國人相距太遠，難以教化，不僅難與中國人長久和平共處，更難以融合。所以，匈奴中出現燕從月這樣的把殺掠中國山東當做他們的喜劇的人，而且匈奴人一邊倒地支持燕從月，就毫不奇怪了。

奏章還分析了周邊各個族群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習性。像南方眾多部落以農耕為主，可以自力更生，習性與漢人相近，意識形態較溫和。西域各部既牧既耕既商，意識形態較溫和，但習性與漢人較遠。這些族群的意識形態與匈奴又各不相同。

漢武帝看了奏章後，這個偉大政治家當即制定了「南融合、西交流、北防範」的方針，並定為國策長期執行。

具體情況就是：對於南方那些習性相近、文明程序較高、意識形態較溫和的農耕族群，採取民族融合政策。比如，漢武帝把東甌人遷入江淮，他們很快與漢族融為一體，為保衛和建設中華文明做出了貢獻。

而對於西域那些既牧既耕既商、意識形態較溫和、文明程度較高，但生活習性與漢人差別較大的族群，採取了偏向和平共處、友好交流的的政策。漢朝為此開闢了絲綢之路，加強了貿易和交流。中國的物品、文化傳播到西方，也從西域引進了佛教、胡凳、葡萄等，大大豐富了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我注意到：與之相反的是，漢朝與匈奴等北方游牧蠻族之間，除了馬匹、毛皮等簡單的物品交易外，幾乎就沒有能稱上文明層次的交流。現在總是有人說胡人對中國也是有貢獻的，因此不能看不起胡人。殊不知連兩千年前的漢朝人都很清楚胡人中也分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對中國的影響有如天壤之別。)

而對於匈奴這些還處於野蠻意識形態的、文明程度太低的族群，漢朝一直保持防範態度，幾乎就沒有信任過，樓煩、休屠兩部投降漢朝，漢武帝把他們安置在邊地，不讓內遷（這與讓東甌人內遷形成鮮明對比）。北匈奴強大的時候漢庭就扶持南匈奴，南匈奴強大的時候漢庭就扶持北匈奴，總之，不予信任，不予內遷，不予融合。

在這種環境下，漢朝人當然對匈奴族群沒有好感了，什麼匈奴「人面獸心」的話自然就在漢朝流行開來，成為對匈奴普遍的客觀的描述。

而且，當時諺語有云：「一個匈奴不是匈奴，一群匈奴必是匈奴」。單個匈奴人，生活在中國人當中，受中華文明的熏陶，本民族意識就較為薄弱，心態、意識就比較偏向文明，所以，金日磾一個單獨的家庭生活在中國，可以終生忠於中國。而一群匈奴人在中國群居，必定尋找族群的認同，民族意識比較強烈，而匈奴的民族意識尚處於野蠻狀態，與中華文明難以相容，所以趙信和他的匈奴部族最終背叛中國、與中國為敵。可見，漢人對匈奴人的態度，是基於匈奴人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基於他們的民族出身。

可惜令人遺憾的是，因為漢武帝這種把各個民族按照文明程度的高低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劃分為不同等級，並區別對待的做法，違背了「人之初、性本善」、「有教無類」等人類普世價值觀，也違背了「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等傳統思想，更不利於中華泱泱大國的高大形象，因此該國策沒有向社會公開，只是在皇室內部秘密傳承。

無論西漢東漢，漢朝廷都忠實地履行了漢武帝定下的「南融合、西交流、北防範」國策，保證了漢朝的強盛，保證了中華民族不受蠻族的腐蝕。（相比於後世的晉唐都是亡於內遷的蠻族作亂，高下立判）。

然而，到東漢末年，曹操掌權，為了抵禦蜀國的鋒芒，一改「北防匈奴」的政策，將大量內附的匈奴人遷到關中協助對抗蜀軍。這可是昏招啊。（曹操在歷史上其實也能稱作很優秀的政治家，但漢武帝卻被稱為偉大的政治家，比曹操高。以前我總想，曹操的能力未必比劉徹差，只不過歷史形勢使得曹操的功績和影響不如劉徹罷了。現在我才明白，漢武帝的偉大絕非浪得虛名，就算與曹操這樣的牛人相比，在個人能力和眼光上，曹操都比劉徹差遠了——這就是一個優秀政治家與一個偉大政治家之間能力和眼光上的差距）。曹操不是漢室皇族，沒有聽說過漢朝那條秘密國策。後來西晉政府更是昏招百出，將北方胡人大量遷入中原，妄圖效仿漢武帝融合東甌人，來個民族大融合。這種天真的、一刀切的、東施效顰的、不顧各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政策埋下了禍患。

事實證明，由於游牧蠻族尚處於野蠻狀態，與中國人在文明程度、意識形態上有巨大差距，在他們意識形態還未進步到文明社會之前，是很難真正與中國人和平共處的。在中國強盛的時候，游牧蠻族表面上歸順中國，但在中國衰弱的時候，他們的野蠻本性就會暴露出來了。後來西晉八王之亂，中華衰弱，那些平時與中國人生活在一起的、以狼為圖騰的野蠻人，馬上對身邊的中國人舉起了屠刀，中國幾乎亡國滅種。

《大漢逸志》的作者身處東晉時期，對當時的中國人被胡人大肆屠戮有切膚之痛，故記下此事警示後人。

看了《大漢逸志》，我感慨萬千，深為自己之前的膚淺而慚愧。我以前總是簡單地以為漢朝人歧視匈奴人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種族主義」，沒想到祖先的見識達到了很高深的層次，他們不是因為匈奴人的血統和出身而歧視匈奴，而是因為匈奴野蠻的文化和意識形態而防範匈奴，是為了保衛中華文明。

我們今人不僅沒能繼承祖先的智慧和遠見，反而把祖先的智慧污衊為粗淺狹隘的「種族主義」，自以為我們今人才是文明的，可不知真正該被歷史嘲笑的是我們今人啊。

現在西方流行一種觀點——「文化的衝突」，即認為人類歷史上國家民族之間的很多戰爭、衝突，其造成的原因並不是利益的衝突，而是文化的衝突。利益的衝突相對容易協調，文化的衝突則難以協調。而諷刺的是，雖然歐美人早就看出了這一點，但一百年來都沒找到正確的對策，至今歐美仍被種族問題搞得焦頭爛額。

而我們從沒想到的是，我們偉大的中華祖先早在兩千年前就認識到了「文化的衝突」，而且對不同文明程度的、不同文化的民族分別採取了「融合、交流、防範」的對策，這條政策即使在2000年後的今天看來依然相當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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