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明辨 不「迷信」
哲學滅亡的第四個真原因，不在焚書，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
——胡適
《中國哲學簡史》，由胡適所著。
原名《中國哲學史大綱》，共分12篇，以人物為脈絡，系統地論述從老子到韓非哲學思想的歷史演變，是一部先秦哲學思想的專著。該書寫定於1918年7月，1919年2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只有上卷）。一經出版，立即引起轟動，多次再版。《中國哲學簡史》是作者的成名作，至今仍然是很有影響、值得閱讀的中國古代哲學史經典著作。
這本書看的比較吃力，雖暫無深刻的感悟，但還是有些許收穫，哲學值得學習，細品，拓寬視野。
在此，僅做部分文字摘錄。
1
哲學史有三個目的：
（一）明變 哲學史第一要務，在於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
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學說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稱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學，並不是孔子的儒學，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學。但是這個不同之中，卻也有個相同的所在，又有個一線相承的所在。這種同異沿革的線索，非有哲學史，不能明白寫出來。
（二）求因 哲學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學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還需尋出這些沿革變遷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學，何以不同於孔子、孟子的哲學？陸象山、王陽明的哲學，又何以不同於程子、朱子呢？這些原因，約有三種：個人才性不同，所處的時勢不同，所受的思想學術不同。
（三）評判 既知思想的變遷和所以變遷的原因了，哲學史的責任還沒有完，還須要使學者知道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作評判。但是我說的評判，並不是把做哲學史的人自己的眼光，來批評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種「主觀的」評判，沒有什麼大用處。如今所說，乃是「客觀的」評判。這種評判法，要把每一家學說所發生的效果表示出來。這些效果的價值，便是那種學說的價值。這些效果，大概可分為三種：
（1）要看一家學說在同時的思想和後來的思想上，發生何種影響。
（2）要看一家學說在風俗政治上，發生何種影響。
（3）要看一家學說的結果可造出什麼樣的人格來。
例如古代的「命定主義」，說得最痛切的，莫如莊子。莊子把天道看作無所不在，無所不包，故說「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盡」的學說。這種學說，在當時遇著荀子，便發生一種反動力。荀子說「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論》極力主張征服天行，以利人事。但是後來莊子這種學說的影響，養成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會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種達觀主義；不好的效果，便是懶惰不肯進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淵明、蘇東坡，不好的便是劉伶一類達觀的廢物了。
上文說哲學史有三個目的：一是明變，二是求因，三是評判。但是哲學史先須做了一番根本工夫，方才可望達到這三個目的。這個根本工夫，叫作述學。述學是用正確的手段，科學的方法，精密的心思，從所有的史料裡面，求出各位哲學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淵源沿革和學說的真面目。
2
孔子哲學的根本觀念，依我看來，只是上篇所說的三個觀念：
第一，一切變遷都是由微變顯，由簡易變繁賾。
第二，人類的一切器物制度禮法，都起於種種「象」。換言之，「象」便是一切制度文物的「幾」。
第三，積名成「辭」，可以表示意象動作的趨向，可以指出動作行為的吉凶利害，因此可以作為人生動作的嚮導。
孔子的知識論，因為注重推論，故注意思慮。《論語》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與思兩者缺一不可。有學無思，只可記得許多沒有頭緒條理的物事，算不得知識。有思無學，便沒有思的材料，只可胡思亂想，也算不得知識。但兩者之中，學是思的預備，故更為重要。有學無思，雖然不好，但比有思無學害還少些。所以孔子說，多聞多見，還可算得是「知之次也」。
孔子把學與思兩事看得一樣重，初看去似乎無弊。所以竟有人把「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兩句來比康德的「感覺無思想是瞎的，思想無感覺是空的」。
但是孔子的「學」與康德所說的「感覺」略有不同。孔子的「學」並不是耳目的經驗。看他說「多聞，多見而識之」（識通志），「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博學於文」，哪一句說的是實地的觀察經驗？墨家分知識為三種：一是親身的經驗，二是推論的知識，三是傳授的知識。孔子的「學」只是讀書，只是文字上傳授來的學問。
所以我說孔子論知識注重「一以貫之」，注重推論，本來很好。只可惜他把「學」字看作讀書的學問，後來中國幾千年的教育，都受這種學說的影響，造成一國的「書生」廢物，這便是他的流弊了。
但我以為與其說孔子的人生哲學注重動機，不如說他注重養成道德的品行。後來的儒家只為不能明白這個區別，所以有極端動機的道德論。孔子論行為，分動機、方法、品行三層，已如上文所說。動機與品行都是行為的「內容」。我們論道德，大概分內容和外表兩部。譬如我做了一件好事，若單是為了這事結果的利益，或是為了名譽，或是怕懼刑罰笑罵，方才做去，那都是「外表」的道德。若是因為我覺得理該去做，不得不去做，那便是屬於「內容」的道德。內容的道德論，又可分兩種：一種偏重動機，認定「天理」（如宋儒中之主張天理人慾論者），或認定「道德的律令」（如康德），有絕對無限的尊嚴，善的理該去做，惡的理該不去做。一種注重道德的習慣品行，習慣已成，即是品行（習慣，Habit，品行，Character）。有了道德習慣的人，見了善自然去做，見了惡自然不去做。例如良善人家的子弟，受了良善的家庭教育，養成了道德的習慣，自然會得善去惡，不用勉強。
孔子的人生哲學，依我看來，可算得是注重道德習慣一方面的。
3
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於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在於兩家的「邏輯」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條最形容得出這種不同之處。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悅，遠者來。」）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
這就是儒墨的大區別，孔子所說是一種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個「所以為之若之何」的進行方法。孔子說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怎樣」，這是一個大分別。
《公孟篇》又說：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
儒者說的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為什麼」。這又是一個大分別。
這兩種區別，皆極重要。儒家最愛提出一個極高的理想的標準，作為人生的目的，如論政治，定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說「近者悅，遠者來」；這都是理想的目的，卻不是進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學則高懸一個「止於至善」的目的，卻不講怎樣能使人止於至善。所說細目，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全不問為什麼為人子的要孝，為什麼為人臣的要敬；只說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該如此如此的。所以儒家的議論，總要偏向「動機」一方面。「動機」如俗話的「居心」。
墨子的方法，恰與此相反。墨子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問為什麼要造房子。知道了「為什麼」，方才可知道「怎樣做」。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方才可以知道怎樣布置構造始能避風雨寒暑，始能分別男女內外。人生的一切行為，都是如此。如今人講教育，上官下屬都說應該興教育，於是大家都去開學堂，招學生。大家都以為興教育就是辦學堂，辦學堂就是興教育，從不去問為什麼該興教育。因為不研究教育是為什麼的，所以辦學和視學的人也無從考究教育的優劣，更無從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
墨子以為無論何種事物、制度、學說、觀念，都有一個「為什麼」。換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用處。知道那事物的用處，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惡。為什麼呢？因為事事物物既是為應用的，若不能應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應該改良了。
墨子的應用主義，所以容易被人誤會，都因為人把這「利」字「用」字解錯了。這「利」字並不是「財利」的利，這「用」也不是「財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只指人生行為而言。
孔子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但是他所說的「學」，大都是讀書一類，並不是「百姓耳目之實」。直到墨子始大書特書的說道：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興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誠或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明鬼》）
這種注重耳目的經驗，便是科學的根本。
4
楊朱的人生哲學只是一種極端的「為我主義」。
楊朱在哲學史上佔一個重要的位置，正因為他敢提出這個「為我」的觀念，又能使這個觀念有哲學上的根據。
楊朱的為我主義，並不是損人利己。他一面貴「存我」，一面又賤「侵物」；一面說「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一面又說：「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他只要「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這是楊朱的根本學說。
5
哲學滅亡的第四個真原因，不在焚書，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
6
凡事，不「迷信」，學會明辨，學會用述學，去看待看到、聽到、讀到的所有。
做事，多問「為什麼」，方知「怎麼做」，做人亦如此。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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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持續更新......
文字｜ 三人行
編輯｜ 三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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