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上書院多，中軸線上文脈盛
越秀山是歷代書院薈萃之地。那麼多書院選址于越秀山，顯然是看中這裡的風水，後有來龍，前有去脈，陰陽配合得宜。山前有眾多大魚塘，堂前聚水，福澤綿綿。清代《白雲粵秀二山合志》描寫：「登應元宮而眺望，煙波浩渺，藻荇交橫，春時菜甲勾萌，雨際園丁蓑笠；城裡池塘，此為勝概。」古人建學宮、書院，十分講究風水，因為風水好壞，直接關係到文脈士風的盛衰，正如明人鄭之珖所說：「山水自然之奇秀，與文章自然之奇秀，一而已矣……兩者理相同而機亦相助。」所謂地靈人傑，好山好水自然有好文章。
越秀山
宋代選擇番山為州學宮，其中風水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清代的一篇文章這麼說：「（學宮）上連粵秀之峰，下瞰珠江之水，左白雲而右靈洲，冠粵城而控都邑，將以崇先聖而人才化治變光昭，度其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乎。」（清同治《番禺縣誌》）確實，從高處俯瞰，番山、禺山兩山相連，形如筆架，仙湖如硯，雙門底承宣街就像一支筆，擱在筆架之上。堪輿家認為這種風水格局，最旺文教。儘管南漢時代，番、禺二山都被填平，但雙阜對峙的山勢，還是依稀可見，因此，兩宋時代廣州的書院、學宮，匯聚於此，也就不足為奇了。
迨至明代，番山、禺山一帶，已成車馬喧紛的鬧市，人煙稠密，在這裡自稱「山長」，難免有點不倫不類之感，而越秀山既在城內，又有林木之勝。草長鶯飛，生機盎然，自然成為辦書院的首選之地。湛若水探討過越秀山風水與書院的關係，他說：「書院既成，負陰而抱陽，據粵而吞溟，居高以瞰卑，環都會之勝，一舉目盡得之矣。於是山若增而高，川若增而深，日月若增而明焉。若中居而四極焉，若見流動而不居焉，若見推奪而慘舒者焉，若見群分而合同者焉，草木鳥獸若增樂焉，都士人日往歌詠而游嬉焉。」
嘉靖元年（1522），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歷史的濂溪書院，也遷到了越秀山下。濂溪書院在南宋初創時，設在仙湖邊，元代末年在動亂中被毀，明宣德三年（1428），人們在葯洲的奉真觀舊址重建濂溪書院。當時這裡還是一派湖光瀲灧的好風光，葯洲林木皆滿，荷香夾道，莘莘學子，綠陰深處好讀書。不料明正統三年（1438），提學林廷玉竟填塞仙湖過半，種起水稻來，他的本意大概是向社會提倡農桑之事，卻大煞風景。一個美麗的大湖，從此變成了小小「蓮池」。而稻田沒種多久，又被人填了蓋起房子。時人作詩嘆道：
當日紅蕖蘸碧波，
熏風時節一來過。
於今景色非前度，
誰謂元公又愛禾。
（引自《廣州城坊志》）
後來人們曾想方設法，挽救仙湖的風水，又用蚝殼圍砌蓮池四岸，又築愛蓮亭，又引流灌淤，但都無濟於事。到了成化年間（1465～1487），由於文溪改道，仙湖水源枯竭，終於漸漸湮沒。人間的陵遷谷變，遞興遞廢，如果細細道來，足以讓人一掬感懷之淚。
嘉靖元年（1522），濂溪書院也不得不遷往越秀山下，為這個文教勝地，再添一所書院。
明代書院紛紛向越秀山聚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靠近貢院。
人們在談論廣州城市歷史時，「中軸線」是一個讓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古代的城市，在中心位置，通常會有一條南北走向、直通主要官衙的道路，稱為「天街」。在田字形棋盤格局的城市，天街便是中軸線。但廣州街道，並非田字形的，很多依水道而建，彎彎曲曲，主要官衙也不在城中心，比如清初兩廣總督署在賣麻街（今石室），離所謂中軸線的雙門底，相距很遠，可見沒有什麼中軸線概念。廣州歷次擴建，不斷向西延伸，也沒有把中軸線考慮在內。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條中軸線的話，那麼只能說，民國的中軸線在起義路，清代的中軸線在北京路，明代的中軸線在洪橋街、大石街。
近代中軸線暢想曲
洪橋街之所以成為中軸線，是因為這裡曾經是貢院的所在地。明代初年，貢院設在光孝寺，至宣德元年（1426）遷到洪橋。洪橋原作「黌橋」，「黌」是學校之意，因字形太過複雜難寫，難認難寫，後人改為「洪」字。據堪輿家說，這裡靠近越秀山正脈，其氣最盛，所以明代是廣州一個文教鼎盛時期，出了不少名儒碩學。
貢院的意思，乃「貢諸生於鄉而試之」。當時的洪橋街，筆直寬敞，「橫計四丈五尺有奇，陘六十八丈有奇」，比起現在只有3.4米寬，27米長，壯觀許多。按其長度，應從大石街直達東風中路，再往南與正南路相通。也許這就是當年中軸線的規模吧。正德年間（1506～1521）可提供一千三百名考生考試的場地，經歷年修葺擴建後，增加至三千多人。
六脈渠的其中一脈，從貢院前經過，一泓清水，自應元路汩汩而來，經法政路入東濠涌，黌橋橫跨渠上，俗稱「萬里橋」。橋頭聳立著兩座巍峨的牌坊，一為「興賢」，一為「登俊」。大石街即貢院大門所在。每逢大比之年，考生們便提著考籃，從橋上魚貫而過，神經緊張，戰戰兢兢，步入考場，做著魚躍龍門的白日夢。然科舉雖大開入仕方便之門，任何人皆可平流競進，但大部分人，連門前的六脈渠也躍不過，遑論龍門。
書院向有官立、私立之分。官立書院的主講者，通常都是一些官員士大夫，公務餘暇，講授經史，宣明六箴，以督課宣講為主。泰泉書院是官立的，而迂岡、鎮海、慎德、白山書院，都是私立的。私立以自由講學為主。但無論如何，對於士子來說，參加科考，金榜題名，是他們晉身仕途的唯一途徑。無論心學、理學，都不排斥科考，只要能明白道理，考與不考，其實並不相干。
嘉靖以後，許多官立書院也紛紛課以舉業。書院生可以參加鄉試考舉人，待遇與社學、儒學（包括衛、州、府、縣學）基本一樣，只不過儒學的生徒多一條出路，成績優異的，升入國子監，可以不用鄉試而直接參加會試，而書院生則沒有入國子監的資格，只能通過鄉試，再參加會試。
洪橋
街
如今的洪橋街，已成居民生活區，人流熙熙攘攘，小食店、菜市場、小雜貨店，鱗次櫛比，市聲盈耳。
各地的考生，常常在大比前一兩年，已負笈省城，入讀書院，在師長的指導下，為科考做準備。因此，書院集中在貢院附近，便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趨勢，這和清代在貢院（考舉人的考場，在越秀中路）和學政衙門（考秀才的考場，在西湖路）之間出現大批書院，是同一個道理。
如今的洪橋街，已成居民生活區，人流熙熙攘攘，小食店、菜市場、小雜貨店，鱗次櫛比，市聲盈耳。洪桂坊、丹桂里、天香街、扳桂里、步蟾坊這些名字，也許早已被人們淡忘，但當路人不經意地抬眼一瞥時，也許就可以看見它們靜靜地嵌在小巷拐角斑駁的牆上，懸掛在蒼老的樹榦上，幾乎沒有誰會在意它們的身世。它們居然就這麼靜靜地留在這裡，十二萬七千多個日夜了，它們還在。難道不是一個讓人驚嘆的奇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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