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族經濟主義捲土重來，中國壓力劇增

最新 03-13

在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及相關嫡系要員相繼離職後，民族經濟主義勢力似乎遭到重創，彼得·納瓦羅被白宮主任凱利剝奪實權、貶至貿易與製造業辦公室，但隨著《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等文件的出台，並結合特朗普政府借勢再次鞏固總統本人及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前的選民基礎盤的需求，以美國優先為基調處理全球貿易秩序的問題議程已上升之首要位置。特朗普民族經濟主義之烈風，再次滿血復活、強勢刮來，直指各國的產業與經濟貿易發展，而中國將是在鋼鋁徵稅計劃後的下一個貿易案落腳國家。

擢升幹將，貿易主線趨向穩定

在白宮內部，特朗普已經明確發出了擢升彼得·納瓦羅為總統助理的命令，確保納瓦羅出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貿易會議、重新參與白宮高級官員的每日會議，使得特朗普有可能實現其在貿易和製造業政策方面的承諾。

這裡需重提下前文所論述過的特朗普愛將彼得·納瓦羅的新貿易保護理論及戰略先鋒。納瓦羅擁有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長期研究對華貿易，是特朗普經濟顧問團隊中唯一學術界的成員，充當特朗普貿易保護理論的總設計師、總框架師。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納瓦羅加入特朗普競選團隊，幫助塑造了特拉普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優先」政策立場，並在大選勝出後隨特朗普進入白宮。

儘管國家貿易委員會被解散、貿易與製造業辦公室被邊緣化、無法參與相關經貿政策制定和討論，但納瓦羅依然對本人的仕途充滿信心：「讓一位持哈佛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加入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是有一定內在邏輯的，且其辦公室將始終是政策制定程序的重要一環。」

在過去的2017年特朗普常常稱呼納瓦羅為「我的彼得」，特別是在任命其為前國家貿易主席的事項上曾這樣評價「我在許多年前讀過納瓦羅有關美國貿易問題的一本書，並對他的論證的清晰性和他研究的徹底性印象深刻。」

在經歷白宮邊緣化後、重新被特朗普「提拔」至白宮核心決策圈，納瓦羅有望接任辭職後的科恩成為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而對於全球主義派的庫什納夫婦、科恩等利益者來說，在白宮影響力進一步受損，白宮幕僚的權力態勢正在經歷新一輪「洗牌」。

儘管特朗普與科恩之間的主僕關係因為各種無法調和的矛盾最終走向決裂，但是深層來看，則是特朗普與在華爾街翻雲覆雨的「高盛系」財團之間的矛盾趨於白熱化，呈現出美國新貿易保護勢力愈發強大、逐步佔據白宮經濟生活主要頭條，大大加深中美經貿關係爆發貿易大戰的可能，使得投資者再度成為驚弓之鳥。

從貿易人事調整和政策演進的角度來研判，全球主義派系出局，使得權利鐵三角的鷹派團隊開始全面主抓貿易工作，特朗普時代的全球貿易正式走向趨穩。其中的各項舉措將更為深入和具有針對性，火力自然十分猛烈，更為旗幟鮮明而簡單直指人心；在策略和手段上，釋放具有特朗普交易藝術個性的穿透力和塑造力，使得圍繞抗衡中國國際貿易發展的重塑全球秩序的貿易戰體系，更為高效和靈活，佔據國家經濟競爭的戰略至高點，快速兌現總統復興製造業和中產階層的國家使命。

自我感覺良好的中國政經派

在中國政研商金媒視角中，對中國在中美經貿的處境表達了烏托邦式的樂觀。「中美兩國經貿合作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打一場註定沒有贏家的貿易戰並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和中國的經濟聯繫十分緊密，一旦中方展開的報復將傷害美國人民的利益，因為美中關係已經制度化了。其背後主要基於幾點考慮。

1、中國產業體系完整，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不像部分發達國家存在明顯短板。這是為諸多專家深為自豪的：「中美兩國的貿易大戰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美國遭受的損失未必比中國小。」同時，隨著中國製造業轉型升級，「中國製造」正在向中國智造、中國創造、中國設計等新興領域挺進，以及獨角獸經濟蓬勃發展（如大疆無人機在國際消費級無人擁有70%市場份額），使得中國出口越來越走向高端，中美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強，推動兩國的經貿越來越向對等關係方面前行，談判籌碼自然更多。

2、據官方數據，1992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僅為175 億美元，佔全球貿易額的比重約0.5%左右；2017年中美雙邊貿易總額超過6358億美元，相比1992年增長36倍多，佔全球貿易比重超過3.5%。2000年以前，中美貿易額佔美國外貿總額的比重尚不足4%；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美貿易對美國越來越重要，如中美貿易額佔美國外貿總額的比重達到16%左右。

3、中國現為美國除北美地區外最大的出口市場，亦是美增長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場之一，即美國62%的大豆、14%的棉花、25%的波音飛機、17%的汽車、15%的集成電路出口目的地都是中國，對華出口支撐美國上百萬個就業崗位。

而美國2017年的鋼鐵進口量約為3500萬噸。份額靠前的國家分別是加拿大17％、歐盟（EU）14％、巴西13％、韓國10%、日本份額5％。其中，中國出口美國的鋼鐵總量在2017年、2016年分別為佔比2%、2.6％，遠低於2008年的15.1％。

4、中美兩國商業粘性逐步增強，尤其在科技企業、互聯網企業、農業企業等層面受眾面廣泛。根據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2018年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顯示，78％受訪企業認為中美積極發展雙邊關係對他們至關重要，儘管對監管環境表示強烈擔憂，在華美企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正在加強。2017年，73%的美國企業在華實現贏利，74%的企業計劃於2018年擴大在華投資，這一比例為近年來的最高。（在中國實行嚴格資本管制和國有經濟強勢發展等因素所形成多個擠出效應的背景下，此報告相關數據和論點值得懷疑。）

5、中國經濟的彈性以及市場增長與發展的巨大潛力，尤其是當前中國即將開闢出巨量新消費市場~復興新時代社會主義農村激活龐大購買力，增加新的國內需求點，來消化國際海外市場壓縮所帶的系列負面影響。

為看清楚上述五點在中美經貿關係的作用和張力，需要引入總量和結構性的一組數據進行延伸。2017年美國自中國進口商品和服務為5055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為3752億美元，使得中國約4％GDP來自對美出口，其中主要為消費性商品，包括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電視、衣服和鞋。美國對中國出口為1303億美元，主要為波音飛機、精密儀器和大豆等農產品。

其中，3752億美元的順差額、中國4%GDP、中美兩國各出口產品結構，從供求關係的角度出發在短期內美國仍然是中國最大出口的「客戶」、是源源不斷輸送現金流的金主。假若從這些因素出發，中國跟美國打貿易戰並不可能有什麼明顯的優勢，以中國巨量的市場消費是由國家主導經濟模式來驅動、監管泛行政花、利潤迴流受資本嚴管制，而供給側改革從本質上來說是計劃經濟，對於美國的投資者和企業來說吸引力顯然不如以前了。

從出口商品替代來說，日本、韓國、歐盟、越南等國家或地區的產品可以扮演相應的角色，只是價格差別而已，這使得中國在出口產品競爭力（非可替代性）方面的談判籌碼並不高。

因此，從主政者來說，採取相對靈活的溫和貿易政策，拉攏美國全球貿易主義派、穩住美國新保守主義鷹派，進一步夯實中美經關係、使得美國更加融合中國貿易路線，是符合中國對外政策的一貫政治正確路線。

而現實是，儘管2017年中國與美國歷經數次磋商，中國做出切實的努力來力求撥雲見日，但這些舉措沒有改變美國政府對於中美經貿關係的認知。

步步緊逼，一氣呵成特朗普的貿易節奏

白宮全球貿易主義派代表科恩的失意般的辭職，從側面上應證了特朗普要把貿易戰進行到底的決心，並考慮把貿易戰爭之手伸向更多的領域，打造更過美國優先的公平貿易區域與國家戰略合作。

在當前核心突破點之一，是通過2017年大部分力量重新談判當前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在調整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關係及協定，以此作為貿易藍本，逐步將貿易政策訴求傳導至其他盟國包括歐洲、日本、韓國等，並形成經貿合力乃至將其他政經軍事元素一同整合在一起，多個角度地驅動中國實行21世紀的門戶政策和民主經濟改革。

3月1日，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起草、通過特朗普批閱並提交給國會的2018貿易政策綱要暨2017年度報告措辭強硬，警告稱美國將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阻止中國「破壞真正的市場競爭」。（這點前文已經提及）

3月7日特朗普連發推特：「已要求中方制定計劃、以在今年將美中之間龐大的貿易逆差減少10億美元」，「美國正在迅速處理知識產權盜竊問題，我們不能像過去多年那樣允許其發生。」其直指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彭博社援引相關白宮內部人士的消息成，特朗普政府醞釀的最嚴厲措施，是對中國進口產品全面徵收關稅，從鞋具服裝到家用電器均將受到影響。其中，最令人擔憂的是已經進行半年之久的301知識產權調查案，特朗普團隊如何審視和採取怎樣的政策，將為全球。

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款，總統能夠單方面實施關稅或其它貿易限制，以保護本國產業免受其他國家「不公平貿易做法」的損害，例如違反貿易協定或者增加美國企業負擔的「差別對待」等行為。在1994~1995年美國與日本汽車貿易爭端案中，柯林頓政府對日本汽車進口觸發「301調查」，並發出了自1995年5月起對日本進口豪華轎車徵收100%關稅威脅。結果是，1995年6月底，美日達成解決方案，日對美開放汽車市場，避免了被徵收懲罰性關稅，從WTO撤回了對美國單方面制裁的上訴，而美國製造汽車和零配件得以增加對日本市場的銷售。

對於中國而言，推進知識產權保護和轉化是發展新經濟的必然要求，但是由於基於發展國家快速推進經濟而低成本獲取技術與知識的普遍規律要求外國企業轉讓知識產權而實現本國產業經濟發展，是再所難免的。市場經濟不完善和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背景下，行政手段更加頻繁使用，在市場准入、產權轉化與落地、契約精神守護等問題上，往往暴露和遺留了諸多問題，使得特朗普政府擁有實施相關調查和徵稅的話柄。

通過2017年對中國政府的戰略試探和相關市場調查，特朗普政府對美企業在華面臨的問題已有深刻的認識。除了運用傳統貿易保護的經濟手段，特朗普政府將更加調用「國家安全風險」的概念來限制中國企業在美的市場拓展和投資，尤其是對中國國有資本涉及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將重點審查和管控。同時，新措施或將超出此前「國內安全」的執法範圍，將聯動起美國的海外利益並以此作為依據，使得限制措施的應用範圍顯著擴大。特朗普政府最終可能將僅允許「對等」前提下的併購案，將併購許可限制於美國企業在華獲得市場准入的行業。

近期遇阻的博通對高通的敵意併購案，便是其中最好例證。高通原計劃於3月6日召開年度股東大會，對博通提名的6位董事候選人進行投票表決。但3月4日，美國財政部突然叫停這次股東大會，稱需要對這筆潛在交易進行審查。

博通半導體巨頭博通雖然總部設在加州，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高通則是美國境內的半導體核心企業。美國財政部3月5日致信高通稱，需要全面調查博通對高通的收購案，指出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 (CFIUS) 審查認為，博通收購高通可能妨礙高通的技術創新，並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