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醫費人有「庸醫費人」和「明醫費己」兩種解釋

學醫費人

「學醫費人」是出自蜀地的諺語。北宋蘇軾應張希元之請作《墨寶堂記》，其中提到：「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諺語本就有一定的流傳度，再加上大文豪蘇軾的傳播，影響力就更大了。「學醫費人」從字面解釋，「費」人就是「害」人，意思就是醫生的失治、誤治會枉費一些人的性命和健康；從引申義來講，「費」即「耗」，是說學醫是一件很耗費醫者的事。因此，學醫費人有「庸醫費人」和「明醫費己」兩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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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醫費人

日本醫家高森正因解讀說：「醫誤葯幾十遭，然後困心焦慮，得以成良醫之名。」客觀地說，在初業醫者甚至行醫多年的名醫身上都是不可避免的。醫者按醫術有三六九等之分，到了「費人」的程度，當屬粗工、庸醫。所謂「庸醫殺人不用刀」。中醫史上有一件庸醫費人事件，就和蘇軾有一定關係。

宋代元豐年間蘇軾被貶黃州，時逢當地瘟疫流行。蘇軾故人巢谷用所藏秘方救人無數。蘇軾求方於巢氏，得方之後又傳給了當時著名的醫家龐安時。蘇軾希望能藉助龐氏的醫名和著述將方子傳播出去，惠及世人。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中收錄了該方，並記述曰：「此方蘇子瞻《尚書》所傳。」蘇軾在自己的著述中也將之公之於世，推而廣之。

這首神秘的方子，叫「聖散子方」，由高良姜、白朮、白芍等20餘味中藥組成。到了宋哲宗時，蘇軾做了杭州太守，又恰逢疫病流行，聖散子方再建奇功，杭州民眾「得此葯全活者不可勝數」。蘇東坡兩次親歷聖散子的奇效，對此方推崇備至，在方後寫道：「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連服取瘥......藥性小熱，而陽毒發狂之類，入口便覺清涼，此葯殆不可以常理而詰也。若時疫流行，不問老少良賤，平旦輒煮一釜，各飲一盞，則時氣不入。平居無事，空腹一服，則飲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

蘇東坡以「一切不問」、「不可以常理而詰」、「不問老少良賤」來論方，其認識可謂粗淺，問題也隨之而來。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記載：「宣和間（宋徽宗年間），此葯（聖散子）盛行於京師，太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醫頓廢之。」在宋人陳無擇的《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以及明代醫家俞弁《續醫說·第三卷·聖散子方》中，都提到了宋末辛未年時瘟疫流行，服聖散子被害者「不可勝數」的悲慘局面。此外，俞弁還清楚地記載了聖散子方在明代的一次應用：「弘治癸丑年，吳中疫癘大作，吳邑令孫磐，令醫人修合聖散子遍施街衢，並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無一生。」

聖散子方，從「百不失一」「活人無數」到「十無一生」「殺人無數」不過幾十年時間。有人將矛頭指向了蘇軾。蘇軾對聖散子方的傳承和推廣是值得肯定的，但對聖散子方推崇過度，以「一切不問」的武斷方式來傳播，則是過猶不及。然而蘇東坡畢竟不是中醫，那些不求病因、不做辨證，以寒疫之方誤施於溫疫的「粗工」，才是「費人」的劊子手。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一書中將聖散子方放在了「卷第四·時行寒疫論·時行寒疫治法」條下，可見其對此方應用是有清醒地認識的。或許是出於對蘇軾的尊重，龐氏直接把蘇的序言一併載入，既沒有糾正蘇軾的錯誤，也未加入己論。這就導致那些被蘇軾的盛名蒙了心智的粗工，將聖散子方變成了殺人的利器，何其悲哀！

此類事件，絕非孤案，尤其在疫病流行之時，死於粗工之手者並不鮮見。清代溫病大家吳鞠通在《溫病條辨·自序》中寫道：「癸丑歲，都下溫疫大行，諸友強起瑭治之，大抵已成壞病，倖存活數十人，其死於世俗之手者，不可勝數。」庸醫費人，有幾種常見的類型。

其一，疫病類比較暴烈的疾患，葯誤猶如火上澆油，病勢洶洶，最易害人。

其二，病勢危重者，小誤即能生變，從而貽誤生機。王孟英《回春錄·一、內科·暑溫》載有一案：「王子與，病革，始延孟英視之，曰：陰虛之質，暑熱膠錮，殆誤投補藥矣。乃叔少洪云：侄素孱弱，醫投熟地等葯十餘劑耳。孟英曰：暑熱證，必看邪到血分，始可議用生地，何初病即進熟地？豈僅知稟賦之虛，而未睹外來之疾耶？昔賢治暑，但申表散溫補之戒，詎料今人於律外更犯滋膩之辜，而一誤致此，略無悔悟，不啻如油入面，如漆投膠，將何法以挽回哉？越日果卒。」稟賦素虛，患溫發熱，粗工滋補誤投，一誤致命。

其三，就是峻猛、急暴之劑誤用，往往勢急難救。徐靈胎在《醫學源流論·卷上·方葯》有「熱葯誤人最烈論」一說：「大熱大燥之葯，則殺人為最烈。蓋熱性之葯，往往有毒；又陽性急暴，一入臟腑，則血涌氣升。若其人之陰氣本虛，或當天時酷暑，或其人傷暑傷熱，一投熱劑，兩火相爭，目赤便閉，舌燥齒干，口渴心煩，肌裂神躁，種種惡候，一時俱發。醫者及病傢俱不察，或雲更宜引火歸元，或雲此是陰證，當加重其熱葯，而佐以大補之品。其人七竅皆血，呼號宛轉，狀如服毒而死。」

其四，長時間濫用補藥，變成敗壞之證。中醫養生、治病，有一個根本原則，就是「補偏救弊，調和臟腑」。曾幾何時，病人、醫者有好用溫補者，害人不淺。《辨證錄·序》里提到：「可駭者，不論其人之形氣與天行之節候、致病之根源，而擅用桂、附、人蔘，以為能用貴葯者為通方、為老手，而不知殺人於三指，而卒不自認其罪者，莫若此等庸醫之甚也。余撫粵未及三載，而聞醫之殺人者不可數計，殊憫粵人之甘心送命於庸醫而不自知也。」這種錯誤多發生在富貴膏粱之家，病人喜服貴葯、補藥，而庸醫也往往迎合，殊不知葯不對症，參茸也是毒藥！

其五，庸醫藏拙，用藥不求因、不辨證，用不痛不癢的穩當方葯，日久病情遷延、深入，以至於不治。《市隱廬醫學雜著·苦口婆心語》就指出了這樣一種不良現象：「對病發葯。然則，葯之當中乎病也，明矣。夫病有寒熱虛實，即葯有溫涼攻補，汗吐和下。苟中乎病，病自去矣。從未有不究病因，不問病狀，而概以不著痛癢，無甚寒溫之籠統十數葯，一例投之，可望去病者。乃病家習聞其說，以為此穩當之方也。醫者樂藏其拙，以售其欺，亦以此為穩當之方也。於是乎桑、丹、梔、豉等味，不待搖筆，而已畢集於腕下矣。不知此數味者，（病輕者可服，而亦可不服。）即不病者服之，亦無害也。倘病必以葯愈者，而僅以此投之，遷延日久，使病益深，愈治癒壞，至不可起，誰執其咎！」

以上五種，為常見之誤例。中醫診病有明「色脈」之精微，治病有「逆從」之道、「虛虛實實」之戒，處方用藥有一定的法度和宜忌。臨證之時皆當用心，才不至誤診誤治。歷史上有不少明醫如李東垣、黃元御等皆因親人或自身遭受「庸醫費人」之害，痛定思痛之後習醫而成為明醫的。總之，醫者操司命之責，切勿做費人之庸醫！

明醫費己

唐代孫思邈曾說道：「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學醫絕不是讀書、臨證幾年就能學成的。孫思邈自幼聰慧，奈何「幼遭風冷，屢造醫門」，以至於傾盡家產。於是孫思邈在十八歲時志於學醫，直至「白首之年，未嘗釋卷」，被後人尊稱為「藥王」。他在《備急千金要方》中告訴我們如何能成為大醫：「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裡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遊，動致顛殞。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鑽研，始可與言於醫道者矣。」

為「大醫」，首先要在醫術方面有所造詣。需鑽研經典和歷代名家經方，得其真要；同時還需要精熟《周易》等書。另外，一定要涉獵群書、廣播見識，知仁義之道、古今之事、慈悲喜舍之德、自然之大道。至於五行休王之說以及七曜周旋的奧理，也須當探索。應了那句「才不近仙者不能為醫」。

另外，欲為大醫者，在道德、形神等方面也應有很高的追求。藥王孫思邈還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論大醫精誠」，從為醫之心、為醫之體、為醫之法等方面詮釋了如何做一個「精誠」的大醫。

大醫「習業」「精誠」之難如此，但這正是對於醫者的激勵。歷史上名醫代出，哪個不是殫精竭慮、積學有年、勤於診務的呢？清代溫病大家葉天士出生於中醫世家，在濃厚的醫學氛圍熏陶下，葉天士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只是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封建社會，自幼也是以習舉子業為主。葉天士14歲時，父親病逝，家庭的支柱不在了。對於年少的葉天士來說是不幸的，然而對於習舉子業的葉天士來說，這恰是一個習醫的轉機，不管是基於家庭責任，還是心中所向，葉天士棄儒從醫了。最開始他跟隨一位姓朱的父親的門人學醫，很快葉天士的天分就顯露出來了，他「聞言即解，見出師上」。他以「三人行，必有我師」為信條，讀萬卷書，又行萬里路，遍訪周邊良醫，如當時名家王子接、馬元儀、周揚俊、張璐玉等。

據說，葉天士聽聞某人善治某病，得時便虛心從師請益，據乾隆時人王友亮《葉天士小傳》言：「葉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即往，執弟子禮甚恭，既得其術，輒棄去，故能集眾美以成名。雖其聰慧過人，然學之心苦而力勤，亦非人所能幾及矣。」

清代的吳熾昌《客窗閑話·金山寺醫僧》中講述過一則葉天士拜金山寺醫僧的事迹，大意是：一舉人入京考趕考，經過蘇州時得了感冒，服葉天士一劑葯治好了。同時，葉天士也從脈象上診出了他患有消渴症（類似於糖尿病），並預言「舍舟登陸」後必發，且無藥可救，壽命最多還有一個月，勸其回家料理後事。舉子心中悲戚，但在同伴的慫恿之下，還是踏上了繼續趕考之路。到了江蘇鎮江，機緣巧合來到金山寺，遇到一位醫僧。舉子求診，醫僧給出了和葉天士一樣的診斷。但不同的是，他給出了治療方法——渴即以梨代茶，飢則蒸梨作膳，並預計到了京城，食過百斤病也就好了。結果的確如此。受醫僧所託，舉子將此事轉告了葉天士。葉天士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很是慚愧，於是摘牌停業，遣散門人弟子，並放下身段，隱姓更名，投於醫僧門下學習醫術。

一段時間後，葉天士感覺老僧人的醫術好像和自己差不多，於是再診治疾病的時候，便請求代為立方。醫僧看完處方，誇讚他的醫術與大名鼎鼎的葉天士不相上下。但是葉天士對自己並不滿意，因為對於消渴病的診治，深知自己的醫術還是遜於僧人的，只是差距在哪還不知道。終於，在一例蟲積腹痛的垂危病人身上，葉天士找到了自己與醫僧差距：砒霜用「三分」與「一錢」的差別。這看似微小的差別，在效果上卻是截然不同：一是病重葯輕，蟲暫困，再發作時必致無藥可救；一是蟲死除根，永絕後患。能診斷出蟲病，能開得出砒霜，但卻「不知蟲之大小」，用藥也是葯不及病。醫僧指點說：「謹慎太過」。《內經》有言「有故無殞，亦無殞」。謹慎太過，也會誤人性命，必須精益求精，才能萬無一失。葉天士心悅誠服，坦誠以真實身份相對。醫僧被其所感動，將自己珍藏的一冊經驗秘籍贈與了葉天士。從此以後，葉天士的醫術就更加高明了。

葉天士在80歲臨終時告誡他的兒子：「醫可為而不可為。必天資敏悟，讀萬卷書，而後可借術以濟世。不然，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為刀刃也。吾死，子孫慎無輕言醫。」其語如棒喝，為醫者不可不自警。

庸醫「費人」，害人性命；明醫「費己」，救人性命。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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