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信「紅包騙局」只怪受騙者太單純？

「10元返利100元，20元返利288元，30元返利888元，200元返利8888元，500元返利18888元。」這樣的紅包遊戲你敢玩嗎？日前，哈爾濱女孩小高冒險一試，向對方轉出了500元，結果對方說還需再轉400元手續費才能返還18888元。小高提出不玩了，讓對方退還500元，得到答覆是不能中途退出，她接著再索要500元時就被「拉黑」了。

天上不會掉餡餅，發500元紅包就能夠獲得返利18888元，如此高額「回報」的利誘，在類似騙術時有發生的背景下，稍微理性的人，恐怕都不至於「上鉤」。也或因此，這則被騙新聞被網路轉載時，都打上了「如此低級的騙局這姑娘竟信了」的標題。其潛台詞或許就是，連這樣都能被騙，確實活該。可這樣的騙局得逞，真的只能怪受騙者太單純嗎？

的確，不少騙局在真相大白之後，都會讓旁觀者覺得太「低級」。但「旁觀者清」的邏輯往往並不適用於每個騙局的潛在目標，我們也不能過於高估個體的防騙意識。而不管騙術如何「低級」，將被騙首先歸因為受騙者的頭腦簡單，或都難言理性。

以這起案件為例，起初是當事人在一個聊天群里看到有人發信息，說有遊戲非常刺激，給人發紅包就會收到翻一倍、幾十倍，甚至是幾百倍的收益。有人還在群里曬出了紅包返利的截圖，轉賬500元給對方後，果然收到了18888元的回饋。很明顯，這個騙局中，參與行騙的不只有一個人，而是各有配合，既有高利誘惑，又有「截圖」來獲取信任。加之網路聊天群所塑造的「熟人假象」，也很容易讓人放鬆警惕。可以說，騙局的設計其實並不「低級」，不能低估其迷惑性。

實際上，在當下網路社會，不少騙局背後，都有著團伙化的精密分工，甚至形成了產業鏈條，可精準詐騙，個人再提高警惕，也可能防不勝防。但不少人還是習慣性將被騙與否歸結為個人的「智商」問題，如2016年北京某高校一名教師被騙上千萬元，也有人認為主要是由於這名教師「太傻太天真」。這種歸因看似有道理，實則是一種膚淺的防騙觀。個人當然有必要具備一定的防騙意識和能力。可如此「低級」的騙術，依然有「市場」，僅將此視為是個人的防騙意識低，智商不夠，顯然是認知錯位。

且不說，現在很多騙子早就在行騙技術和手法上都實現了全面「升級」，指望個體去對抗這種基於專業分工與協作的行騙網路，根本就不切實際。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不應該「逼」著每個公民只能掌握全套的防騙技術才能免於被騙。要知道，無論是就一般的生活消費陷阱，還是專業化的電信網路詐騙而言，不少人都面臨著受騙的現實風險。這種社會生態的形成，固然有一些人粗心大意、防範意識弱、對社會複雜性估計不足、自我保護能力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不是個體防騙經驗更新未能跟上行騙手段的更新，而是整個社會的防騙治理網路相對滯後所致。

「紅包騙局」之類事件發生後，我們不應當過分苛責被騙者，更應該追問的是，對如此「低級」的騙局，互聯網企業能否協助公安機關迅速破案，為受騙者挽回損失。從根本上說，相較於個人提高防騙警惕能力，公共執法部門建立高效的防騙治理和執法、預防網路，才能夠最大限度壓縮騙局的生存空間。

將騙與被騙還歸咎為「智商」問題，大約可以表明，一些人的防騙觀依然處於前現代水平。這種不當歸因除了容易對受騙者造成「二次傷害」，也很容易消解防騙治理的嚴肅性，遮蔽騙術背後的真問題。面對各種騙局騙術，防騙治理要跟上，我們的防騙觀念也該與時俱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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