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福柯：戴面具的哲學家

米歇爾·福柯

C.德拉康帕涅(Christian Delacompagne)問(下同)：首先，請允許我問您，您為何選擇作者匿名(l"anonymat)?

福柯答(下同)：您知道心理學家的故事嗎?他們剛剛在非洲腹地的鄉村裡試放一部簡短的影片。他們接著讓觀眾敘述自己所理解的故事。好吧，在這有三個角色的小故事中，觀眾只對一件事感興趣：林蔭通道和透過樹林的光線。

(但)在我們這裡，角色為視覺制定法則。人們的眼光有偏向性地落在來來去去、出現又消失的人物上。

我為何向您提示我們匿名發表作品呢?這是為了懷舊一個時代，在那時，由於不完全為人所知，所以，我所說的一切就會有幾分機會被人傾聽到。與可能的讀者接觸並無障礙。書本的影響波及到無法預料的場所並勾勒出我所沒有想到的種種形式。名字是一種方便。

我提出一個遊戲：「無名字年代」的遊戲。在一年內，人們出版無作者名字的書。批評家們應設法應付作者匿名。但我想，他們可能沒有什麼可說的：所有的作者都會等到下一年出版他們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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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認為今天知識分子講話太多了嗎?他們用他們的話語動輒不適當地糾纏我們嗎 ?

答：知識分子這個詞在我看來有點怪異。我從未遇到過知識分子。我只碰到過寫小說的人和治病的人。我只碰到過從事經濟研究和為電子音樂作曲的人。我只碰到過教書的人和繪畫的人，以及我不知道其在從事什麼工作的人。但我從未碰到過知識分子。

相反，我碰到過許多談論知識分子的人。由於聽他們講，我就形成了關於這個傢伙能是什麼的想法。這並不困難，應受指責的是知識分子。幾乎都得受指責：談話、沉默、無所事事、凡事都要介入……簡言之，知識分子是要加以評判、宣判、譴責和排斥的原材料……

我不覺得知識分子講得太多了，因為他們對我來講並不存在。但我感到有關知識分子的話語在蔓延，這令人不太放心。

我有一種令人討厭的怪癖。當人們在這樣空談時，我就設法想像這在現實有什麼樣的含義。當他們「批評」某人時，當他們「揭示」其思想時，當他們「譴責」他寫的作品時，我是在理想境遇中來想像他們的，他們在這個境遇中擁有針對他的所有權力。我徑直返回到他們所使用的詞的初始含義：「摧毀」、「打倒」、「歸於沉默」和「埋葬」。我看到美好之城微微開啟了，知識分子囚禁在裡面，而且如果知識分子曾是理論家的話，那知識分子肯定還將被絞死。的確，我們仍未處在這樣一個體制內，知識分子在該體制內被打發去種田；但事實上，請告訴我，您聽到過有人在談論某個叫T.內格里(Ton i Negri)的人嗎?他難道沒有作為知識分子而被囚禁嗎(註：義大利哲學家，帕杜大學教授，工人自治極左運動的思想領袖。因武裝顛覆國家、成立顛覆性組織和武裝集團而在審判前已被監禁4年零3個月。在被監禁期間，被選為激進議員之後，於1983年7月8日被釋放。後因他的議員豁免權被眾議院剝奪了，所以法院就向他發出了許多逮捕令，他就流亡法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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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 加里·古廷 著

問：那麼，是什麼促使您以作者匿名作掩護呢?是當今的哲學家使自己的名字用於廣告或任憑他人這樣做嗎?

答：這並沒有冒犯我。我在上中學時的學校走廓上看到偉人的石膏像。而現在，我是在報紙第一版的下方看到思想家的照片。我不知道審美觀是否提高了。經濟合理性肯定是……

我被康德在已經非常年邁時所寫的一封信深深地觸動了：他敘述說，他克服年老、視力下降和想法混亂等等困難，趕快寫完其中一部書，去趕萊比錫的集市。我講這個故事是為了表明這無足輕重。廣告與否，集市與否，書應另當別論。我從來都不認為因書的作者出現在電視上而認為書是壞書。但我也從來不認為由於他出現在電視上，他的書就成了好書。

因此，如果我選擇作者匿名，這並非為了批判這樣或那樣的事，我從不這樣做。這是我更直接地與可能的讀者講話的一種方式，在此，我所感興趣的惟一角色是：「既然你不知道我是誰，你就不想為我說了你所讀的尋找理由；讓你完全自言自語地說：這對，那錯。這令我高興，那不令我高興。這是一個要點，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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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但公眾難道沒有指望批判能賦予他們關於一部作品價值的確切評價嗎?

答：我不知道公眾是否期望批評家評判作品或作者。我相信在批評家能說出想說的以前，評判就已經存在了。

米歇爾·福柯

似乎庫爾貝有位朋友在夜間叫喊著醒來了：「評判，我想作評判」。人們喜歡評判，這真是瘋了。人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進行評判。可能，能提供人類去做的最簡單的事情之一就是評判。您們熟知當最後的一筆勾銷最終把最後的對手化為灰塵的時候，最後的人就坐在高低不平的桌子後面，開始起訴責任者了。

我不禁想到一種並不設法評判，而是讓書本、作品、句子和想法存在的批評；它點燃了火把，看著草地生長，傾聽風聲，抓住空中的泡沫，使之灑落在地。它增加的，並不是判斷，而是生存的象徵；它呼喚這些象徵，弄醒它們。它有時還創造它們嗎?好極了，太好了。憑藉宣判進行的批評讓我厭倦；我喜歡閃爍著想像力的批評。它既非至高無上，也不是紅色信號。它包含著可能產生的風暴的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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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麼，有許多事要讓人了解，無論是有趣的工作，還是媒體都應該隨時談論哲學 ……

答：的確，在「批評」與寫書的人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傳統的苦惱。一方感到被誤解了 ，另一方則認為人們想把自己與抨擊聯繫在一起。但這是一種遊戲。

在我看來，似乎今天的境遇極其特殊。我們的規章制度匱乏，而我們卻處於過剩的境遇之中。

所有的人都注意到，通常伴隨著著作的出版(或重版)而出現的頌揚，這些著作有時是有趣的。它們只是「破壞了所有的規章」、只是「當代文化的對立面」、只是「對我們所有的思考方式作了根本質疑」。其作者應成為一個被埋沒的邊緣人。

反之，必須確信其他作者應被打入冷宮，永不翻身；它們只是「一種不值一提的模式」的渣滓，是對規章制度的簡單重複，等等。

有人說，這是一種巴黎式的淺薄現象。我從中感到一種深深不安所產生的後果。這是一種「沒有位置」、「他或我」、「都得輪到」的情感。由於我們藉以可傾聽和被人傾聽的空間極其狹窄，我們就一個接一個排著隊。

米歇爾·福柯

由此產生了一種焦慮，它滲透進許許多多有趣但不太滑稽的癥狀中。由此，在寫作的人那裡產生了他們在媒體面前無能為力的感覺，媒體指責他們支配著書的世界，並使那些他們感到愉快或不適的東西存在或消失。由此，產生了批評家們的感覺，除非提高嗓門和每周變換新的花樣，否則就無人傾聽他們。由此，還產生了一種虛假的政治化(une pseudopolitisation)，它在領導「意識形態戰鬥」或驅逐「危險思想」的必然性名義下，掩蓋了既不被閱讀又不被傾聽這樣一個深深的憂慮。由此，還產生了對權力的幻想性恐懼：所有寫作的人都行使了一種令人不安的權力，對這種權力必須努力設定一個期限，至少也是一些限制。由此，同樣產生了稍具咒語性的斷言，即實際上，所有的東西都是空洞的、荒蕪的、沒有旨趣、沒有重要性：這個斷言顯然來自那些自身什麼都不做卻感到別人做過了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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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然而，您難道不認為我們的時代實際上缺乏與其問題相符的精神和大作家嗎?

答：是的，我不相信沒落的老調、作家缺乏的老調、思想貧乏的老調、思想境界受阻和暗淡的老調。

相反，我認為是過多了。因為我們並不苦於空洞，而是苦於很少有手段來思考所發生的一切。而要知道的事又很多：根本的或可怕的、極妙的、滑稽的、既細小又重要的。於是，就有對知識的巨大好奇性、需求或慾望。我們總是抱怨媒體充斥了人的頭腦。這個想法是憤世嫉俗的。相反，我認為人們有反應；我們愈想說服他們，他們就愈自問。精神並不是沒主見的。這是一種起反應的實體。知識意志愈強烈，就愈能更好地進行灌輸。

如果您承認這點，如果您進一步認為在大學和別的地方有一群人能充當這一大堆事情與這種對知識的渴望之間的交流者，那麼，您就能很快從中推演出大學生的失業是最荒謬的事情。問題在於增加有線電視、聚光燈、新聞手段、電視和廣播網、報刊。

好奇心是一種依次被基督教、哲學和某個科學概念斥責的缺點。好奇心是無意義的。但這個詞我喜歡；它對我具有截然不同的含義：它令人想起「關切」；它讓人想起人們對存在和能存在的一切的關心；這是對現實保持警覺的意義，但從未在現實面前靜止不動；這是一種發現我們周圍有什麼奇特和特殊的靈敏；是某種使我們打亂我們所熟悉的事情並換一種方式看待相同事物的奮鬥；是一種想把握正在發生和逝去的事情的活力；是一種對在重要與根本之間存在的傳統等級表示出來的洒脫。

我夢想著好奇心的新時代。我們擁有好奇心的技巧方法；慾望在這裡；要認識的事物是無窮的；能勝任這個工作的人們存在著。人們苦於什麼呢?人們苦於小範圍的、平庸的、准壟斷的、不充分的有線電視網過分少了。無需採取保護主義態度來阻止「壞」新聞的侵入和壓制「好」新聞。而是必須增加活動渠道和可能性。在這個領域，決不存在柯爾柏主義(le colbertisme)(註：17世紀法國的重商主義——譯註。)!如同人們通常所擔心的，人們不希望說得整齊劃一和平均化。而是相反，是不同網路的差異和同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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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設想在這個層面上，媒體和大學不是繼續對立，而是能開始起相輔相成的作用 。

答：您想起了S.列維(Sylvain Lévi)極妙的話：教育，即當有一位聽講的門徒的時候；當有兩位門徒時，這就成了普及。書本、大學和學術雜誌都是媒體。必須避免只把人們不能或不想接近的新聞渠道稱作媒體。問題在於要知道如何使這些差異發揮作用。在於知道是否必須為受新聞巨獸威脅的脆弱的學者建立一個保護區，一個「文化公園」，而這個空間的其餘部分就處在一個次品充斥的大市場。在我看來，這樣的劃分並不符合現實。更糟的是：這個劃分並不是我們所希望的。為使有用的差異起作用，不應該有這樣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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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有可能提出幾個明確的命題嗎?如果一切都不順利，從何處著手呢?

答：但這是不會的，不會一切都不順利。總之，我認為不應把針對事物的有益批判與針對人的反反覆復的令人生厭的哀訴混淆起來。至於明確的命題，如果幾個一般原則不首先被接納，那麼，它們就只能顯現為小玩意兒。首要的原則是：認識的權利不應該保存在生命的某個階段和個人的某些範疇里，人們應能夠不停地和以多種方法行使這個認識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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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個認識的渴望難道不模稜兩可嗎?從根本上講，人們將怎樣處置他們將要獲得的所有知識?知識在哪方面對人有用?

答：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使個體的形成伴隨其在社會中的位置的確定。今天必須把教育視作這樣的方式，即它使個體能憑自己的意願發生改變，這隻有符合一個條件才可能，即教育應提供「永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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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總之，您贊同一個學者社會嗎?

答：我是說人們在文化上的分流應儘可能連續不斷和多形態。一方面不應該有人們所接受的這種教育，另一方面不應有讓人們屈從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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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永恆哲學在這個學者社會中會變成什麼?……人們仍需要它嗎?它的問題仍無答案，它在不可知的事物面前又保持沉默。

答：哲學如果不是一種思考方式(不是思考真和假，而是思考我們與真理的關係)，那麼，哲學還能是什麼呢?人們有時抱怨在法國沒有主導哲學了。這最好不過了。沒有至高無上的哲學，這的確如此，但還是存在著哲學即行動哲學。人們憑著哲學運動，仍努力和探索著，夢想和幻想著，擺脫了獲得性為真的東西，並尋求其他遊戲規則了。在這種哲學中，思想範圍發生了移位和變化，獲得性價值發生了改變。所有的工作都是為了進行別種思考，做別種事情，成為不同於人們現在所是的。從這個觀點來看，這是一個比最近30年都要強烈的哲學活動時期。「學術的」或「理論的」分析、研究、批評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人們的行為、真實舉動、存在方式中的變化，他們與自身和他人的關係中的變化，都是經常性的和相當大的。

米歇爾·福柯

我剛才說哲學是一種思考我們與真理的關係的方式。還須補充；哲學是一種思考方式：如果這是我們與真理的關係，那麼我們該怎樣表現呢?我認為人們實際上已經從事和正在從事著一項相當大的和複雜的工作，它既改變了我們與真理的關係，又改變了我們的表現方式。這種變化發生在一系列的研究與整個社會運動之間的複雜連接上。這甚至就是哲學的生命。

我們知道某些人為當前的空虛感到悲傷，並希望在觀念秩序上來點兒君主制。但那些曾經在生活中已發現新的腔調、新的觀察方法、另一種處事方式的人，從來不會感到需要悲嘆世界是謬誤的，世界是充塞著非存在的歷史，並且該是其他人閉口的時候了，以便人們最終能不再聽他們的斥責聲……

本文作者：[法]M.福柯本文譯者：莫偉民

來源：《世界哲學》，2002年第5期，第62-65頁。

責任編輯 馬勤銘

「simple living，noble thinking」

－麗澤哲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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