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年前，中國這五位哲學家就已經發現了「量子糾纏」，比愛因斯坦還要早！

最新 03-13

宋朝真宗、仁宗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文化小軸星時代。朝廷上有一個「四真」、「五鬼」組合。後人說，北宋四真常在，宋不亡；北宋五鬼常在，宋必亡。

所謂的「四真」，有一個歌謠唱道：「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富公就是宰相富弼，永叔就是寫《醉翁亭記》的歐陽修，包老當然就是包拯了，胡公是太學教授胡瑗。

朝廷五鬼是指，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既然名為五鬼，所以五人則被划到奸臣行列。不過，歷史上對於五人的忠奸並沒有太過明顯的定論。而且這五人似乎在歷史上也沒有太大名聲。

事實上，大家不知道五鬼，但一定知道「狸貓換太子」的故事。其中的劉妃（劉娥）是宋真宗的妃子，是宋仁宗的養母。而王欽若和丁謂其實就是劉妃的親信。不過，不能一提劉妃就以奸妃論處。事實上，劉娥是宋朝歷史上第一個垂簾聽政的太后，在其執政期間，發明了「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紙幣。劉娥、丁謂、王欽若等人被時人稱為「後黨」，而他們的主要對手就是寇準，被時人稱為「寇黨」。正史對劉娥的評價基本上是正面的。而對寇準的評價卻頗有一些爭議。

不過咱們今天要討論的五個人物，卻基本不在朝堂之上。他們就是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

關於邵雍，大家可能相對已經熟悉一些了。他最著名的是「梅花預言詩」。曾經有人進行過比較，要說預測學，姜子牙的《萬年歌》、諸葛亮的《馬前課》、李淳風的《推背圖》、劉伯溫的《燒餅歌》中，都能找出失誤，唯有周文王的《周易》與邵雍的《梅花詩》沒有任何紕漏之處。

（圖）邵雍（1011年—1077年），字堯夫，北宋著名理學家、數學家、道士、詩人，生於林縣上桿庄（今河南林州市劉家街村邵康村，一說生於范陽，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與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並稱「北宋五子」。

邵雍基本上沒有功名，但宋仁宗時期許多宰相閣僚都與他關係交好，甚至拜他為師。最有名的二人就是富弼與司馬光。歐陽修雖然沒與邵雍見過面，但也讓自己的兒子專門登門拜訪請教。

中國喜歡對人物進行分類。如果按照儒釋道分類的話，邵雍屬於哪一門派呢？一些人認為他是宋朝新儒學奠基人。這個說法不無道理。因為所謂的新儒學與傳統孔孟學說不同，更加偏重思考和哲學研究。

邵雍學說的核心理論就是，「道」為天地之根，「天地」為萬物之根。「道」不僅是天地的創造者，還是人性之善的根本。這也就是《三字經》中「人之初性本善」的由來。

按照邵雍的理論，「道」以「善」的本性運行，先生成天地，後生成萬物。

與邵雍同時期還有一位大哲學家，也是大文學家，他就是周敦頤。我們都學過他的《愛蓮說》。但這並不是他的主要學說。周敦頤最著名的著作是《太極圖說》。他認為，天地、世界、萬物與人都是一體的。只不過，人在這萬物之中處於一個最高的地位。那麼萬物運行的本質是什麼呢？與邵雍的理論不同，周敦頤認為，「誠」是萬物本性。人性有五品，即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和中；適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其餘諸品皆有缺陷。只有達到「至誠」境界，人性才能完善。因為「誠」源於宇宙的本原，體現太極的道德本質。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還有一套「五行論」。他認為，根據五行屬性，「誠」又化為「仁、義、禮、智、信」這「五常」，堅持「五常」，是修身根本，也是聖人之道。

第三位哲學家是張載。在張載的哲學體系中，他認為，世界萬物由「氣」組成。這個「氣」不是空氣之氣，乃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甚至感受不到的一種東西。我們可以把張載說的「氣」理解為道教的「道」和佛教的「無」，也可以理解為現代量子物理學說的「量子」。

那麼「氣」是以何種形態運行的呢？張載認為，「氣」通過不同的形態相聚，就形成了不同的物質；「氣」以不同形態散開就成為「太虛」。也就是說，所謂的「動、靜、虛、幻」其實都是「氣」的不同聚散的結果。

這樣，我們把前面三人的觀點稍做小結。邵雍認為「善」是形成世界本質的基本元素，而周敦頤認為是「誠」，張載則認為是「氣」。

那麼接下來出場這兩位，就把前面三人結合在一起了。

這二人是親兄弟，他們就是程顥和程頤。程氏兄弟是張載的表侄，是周敦頤的弟子，是邵雍的朋友。

一般認為，程氏兄弟是程朱理學的先驅。但事實上，哥哥程顥是心學的奠基人，後來的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是在程顥心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程頤才是理學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學說是建立在表叔張載的「氣」學基礎上的。程頤認為，雖然「氣」是物質運行的基礎，但「氣」如何運行依靠的是「理」。這個理就是天理。那麼如何才能發現天理運行的規律呢？那就必須格物。這就是最早的「格物致知」的由來。通過格物致知，發現天理了，才能對周敦頤的「誠」有所理解，進而實現「至善」之理。這就是《大學》中「止於至善」的道理。

從程頤的理論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是把邵雍的「善」學、周敦頤的「誠」學、張載的「氣」學，全都揉合到了一起。

不過我們前面也說了，二程主要是周敦頤的弟子，所以周敦頤的五行學說對他們有很深的影響。他們提出「天理」的概念，認為「私慾」是「天理」的對立面，既然是彰顯「天理」，就必須要剋制「私慾」。

程頤認為，「私慾」就是「人慾」，是人的天性。如果沒有一定的法律、道德規範來克制，就會「人慾橫流」，最終導致綱常淪喪的地步。

難道說，要剋制「人慾」，「人的個性」就不能張揚了嗎？不是這樣子的。程頤認為，「人慾」只有與「天理」相合的時候，才可以升華到一個新的境界了。這個過程，其實正是道家「修仙」的法門，也是現代量子學說「量子糾纏」的基本法力。這套學說，事實上早就超出了儒家學說的範疇，其靈感是來自於邵雍學派及對《周易》的理解。所以，二程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觀念。

應當說，二程的理論得到了當時宋朝大多數人的支持。不過，卻遭到了一個人的反對。此人正是大宋的改革派王安石。

王安石之所以反對程頤，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學說阻礙了王安石變法。

對於王安石的變法，現代的評價基本是正面與積極的。但在清朝以前，以負面評價居多。

比如明人楊慎說：「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

不過也有人為王安石說過一句公道話。明代有一位叫鄭曉的人曾說：荊公修身潔行，過於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