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回國後我這麼害怕變成「社會底層」

導讀：但說到底，你多少歲結婚、買沒買房子、創業成沒成功、信奉什麼樣的理念，如果輕易就被外界影響的話，說明也沒什麼好值得堅持的了。

作者：孟常，資深媒體人，生活方式品牌創始人。遊歷過五十多個國家。

從歐洲搬回來的第二年，我覺得自己得了抑鬱症。

一個做心理諮詢師的朋友聽了我的「病情自述」後調侃道，不就是創業失敗嗎？少給自己加戲。

創業失敗十之八九，實屬平常，我回國前就做足了心理建設，自己也並非被國內的創業熱潮撩得腦門一熱就決定要回國。

我在歐洲住了四年，不長也不短。

在歐洲的日子幾乎是完美的，但在搬離歐洲前的最後半年裡，我迫切地想要擺脫那種致命的舒適和可能性的匱乏；與此同時，國內的活力和複雜讓我嚮往——不是流行段子里所謂「CEO、敲鐘、白富美」的誘惑，而是看到國內有想法的朋友都在積極發表自己對世界的見解、實踐在某個領域的判斷或經驗。

那種一切流動著向前、複雜多變的時代氛圍，歐洲沒有。

經過理性地思考和分析，我帶著幾大箱行李回了國，開始新的冒險。

如今時隔兩年後回望，我仍未後悔當初的決定，創業雖起伏跌宕，但我的確獲得了在歐洲不可能經歷的多元經驗和複雜情緒。

那讓我陷入焦慮、痛苦和不安的是什麼呢？

是一種強烈的「陌生感」。

對這個充滿活力和機會、卻又價值單一和蒼白的時代，我不能轉過身去假裝看不見，卻也不能說服自己熱情地起身擁抱它。

我卡住了。

回國後我變成了「少數派」

我一直自認為是在一個在價值觀上「百毒不侵」的人。

經過十年間在不同國家、文化和群體里生活的經驗，我已形成了對「我該如何生活」這個命題的基本觀念和態度——徹底拋棄那種流水線式的「讀書工作買房買車結婚生子」的模式，過一種更主動、更開闊的生活，肩負起選擇和行動的自由，也接受自由帶來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

當然，我並非對上述各項「人生活動」抱持偏見，而是不認同它成為強勢的、默認的「出廠設置」，進而綁架個體的自主意志——好像活得跟別人不一樣就是某種殘缺或失敗。

我在歐洲時，身邊來自世界各國的朋友的確都活得開闊而主動：他們自由地探索和發展自我，享受創造、體驗和分享的樂趣，也不放棄尋求公共層面的價值和意義。

他們中有20歲出頭的年輕人，也有30多歲的「中年人」，年齡只是數字，不存在「什麼階段做什麼事」的所謂規範，而婚姻亦只是選項，並非人生的「標配」，一切都不應偏離那個終極的召喚：我該如何度過這一生？

一切都是圍繞「我」發生的，「我」可以自由地思考、決策、行動。

最重要的是，沒人會來對你的人生指手畫腳，品頭論足。你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冷暖自知。

可一回國，這種「邊界」消失了，身邊出跳出無數嗡嗡作響的聲音試圖佔領你的頭腦、爭奪對你生活意義的闡釋權。

「看看身邊還有像你這麼大還不結婚的嗎？」

「你去過很多地方，有很多經歷，但又有什麼用呢？我告訴你，在國內你要實際點，你在外面這幾年已經錯過很多上車的機會了。」

「你已經30歲了，快被95後淘汰了。」

「你怎麼還在做媒體這麼沒錢途的事情啊……」

這些聲音往往來自熟悉的親人、朋友和社交圈。

我在國內無時無刻不感覺到自己是個「少數派」，被外界一次次置入「框架」中去審視和評判（judge），雖不至於說價值觀動搖，卻也在精神上跟外界反覆地對照、拉扯與衝突中，耗費掉了大量的心力和激情。

但在歐洲，完全不存在「跟外界對抗」、「守住自我」這些防守環節，一切都是打開式的，不管你做37歲的單身青年還是文學女博士，沒人有興趣評判。

我有時候在想，中國主流社會裡那股強大的同化力量，究竟是因為「少數派」恐懼跟別人不一樣而主動地「自我改造」，還是「多數派」擔心少數「漏網之魚」會消解主流標準的絕對正確性？

人們一邊擔心跟別人不一樣，也一邊勸誡身邊的人從眾。

國內的價值系統太單一

去年年末，坐在香港能俯瞰整個維多利亞港的酒吧里，我向一個在上海做風投的朋友請教，究竟什麼叫「再不上車就來不及了」？

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說就是像你這樣：最該在北上廣買房的時候出了國，又先後錯過了互聯網創業最火熱的時機和今年的區塊鏈。

像我這位朋友一樣，這個時代的大多數似乎默認，所有人都是喜歡這個時代並積極擁抱風口的；如果你沒順利「上車」，只能是你能力或運氣差，不會有別的原因。

換言之，你怎麼可能對這一切無動於衷呢？

這讓我想到在香港生活的經歷。世界著名的金融之都里，紐約和倫敦都具備相當程度的多元性，或許只有香港，會將現代金融業擺在在如此核心的位置，因而其從業者也自然是整座城市社交生活中的精英和焦點。

在香港從事金融業的大陸人，無一例外都家境優良、出身名校，舉手投足間精緻里透著聰明。雖有不少人表現得謙遜和理性，但大多數人都慶幸自己身處這個城市最中心、最賺錢的行業，並因而充滿優越感。似乎如果你沒做金融，就是能力不夠，否則的話，就是你有更賺錢更好的選擇。

就像前段時間在微博上，有大V發表了一番「理科沙文主義」的言論，引起爭議。

他認為絕大多數選擇文科的人並非出於興趣，而是由於「數理化學不明白」，因此文理科本質上是「智商篩選」。理科就業率高於文科是正常的，詩詞歌賦這種文人情懷在這個時代充當不了生產力。

姑且不論這番言論是否充滿偏見和邏輯漏洞，它的確頗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主流社會根本性的實用主義和現世主義傾向，那就是了除了能夠帶來權力、金錢、社會地位的實際事務，世間沒有什麼超越性的價值值得追求，如審美、情感、體驗、意義。

這種絕對、單一的價值系統，否認個體有自我定位、自我闡釋的權利。

如果你能夠掙得十分，就不應該只要五分，不要問代價是什麼，不要計較開不開心；只要你跟我們不一樣，你就像個怪物，會活得很慘。

一個香港建築師朋友告訴我，之前在內地工作時經常被當做「蓋房子的」，在甲方爸爸面前毫無職業尊嚴，他感嘆說內地似乎沒有對「專業主義」的尊重，不同職業之間有貴賤之分。

我苦笑著告訴他，當我在國內說自己是做媒體的，就會被問是不是做號的？有多少流量？

而在歐洲的沙龍聚會上，大家通常對藝術家、作家、學者、設計師、記者等職業頗有好感，因為這些似乎是需要創造力、「不是誰都能幹」的一個行當。

當然，酷到沒朋友的是DJ，最酷的則是平時做上班族、周末做DJ打碟的那些傢伙。

我在歐洲時常聚在一起的朋友遍布各個行業，有做設計的、管理倉庫的、在酒吧調酒的、開紋身店的、做程序員的、在公司做行政的，當然還有做金融的和無所事事的，沒人關心對方在各自行業里的成就、前景和收入，大家都隨意地聚在一起分享時間、見聞和笑話。

其實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從事著我們看來很「平庸」的工作——我必須承認，最初中國社會把我訓練出來的「本能」起了作用：

「她這麼可愛，卻只是一個特殊兒童的幼教……」

「他這麼聰明風趣，可居然只負責管理倉庫……」

「他碩士都讀完了，卻跑去處理國際學生的宿舍申請……「

可他們都幽默聰明，活得開闊自由。

更重要的是，無論他們自己、還是身邊的朋友和家人，都對他們正在從事的職業抱持著真摯的熱情，都從中發現了無盡的價值和意義感——無論是利他、快樂、自由還是個人成長。

內心失衡，到底怪誰？

從數據來看，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中位數工資已經超過了東歐和除智利之外的拉美國家，接近了南歐國家。至少就我的個人觀察而言，國內中產的收入已經超過、或至少不低於歐洲相應行業的工資水平了。

可當歐洲30歲上下的年輕人還在戀愛、換工作、旅行和探索自我時，國內的同齡人卻終日活在焦慮和憂懼中，擔心房子供不下去、換不了新車、孩子上不了名牌小學、職位有天被更年輕的世代或機器人取代。

在歐洲拿一兩萬（人民幣）的月薪，無需依靠父母幫助，完全可以獨自在城市裡供一套小公寓居住（除了倫敦和巴黎）。但我的絕大多數歐洲朋友都沒有買房，他們騎自行車或搭公共交通上下班，剛剛用上第一部智能手機，有些還在還學生貸款。

拿歐洲對比中國似乎不太公平。

一是平等主義在歐洲社會已經紮根，而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說，或許正是過度的平等主義造就了歐洲今日的沉悶和平庸。

二是各自的發展階段不同，中國仍處在高度發展的上升期，階層流動的空間仍在，人們有強烈的改變命運的動力，而歐洲社會的固化或多或少消磨了年輕世代的「奮鬥意志」。

朋友就笑我太不接地氣了：紋身師和DJ？在國內這就是社會底層啊！

成為底層會怎樣呢？會被歧視、侮辱和踐踏。

在歐洲，你大可選擇做一個快樂自由的普通人；但在國內，連所謂中產精英們都有強烈的焦慮和不安全感，生怕腳下一滑掉落了階層。

這種內心的失衡或許可歸因於現實情境，但也不可逃避自身的責任。

歐洲人本能地從「我」出發，崇尚參差多態的幸福路徑，而國人的意義和幸福感似乎都仰賴於外界的認證和比較——「我」不是目的，而是被審視的對象；「過得好」不是一種內心的感受，而是能否跟大多數人一樣，最好還能形成碾壓性的優勢。

我一位遠房親戚，夫妻二人在上海有兩套房、剛換了新車、小孩進了市中心的公立幼兒園，月費200塊。可他們仍糾結而不安地活著，比如好友去美國生了第二胎，比如是否剛把孩子送進月費一萬的國際幼兒園—— 已經跟孩子無關了，純粹是成人世界的「明爭暗比」。我過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比目光所及之處的「別人」好

這樣的事例不在少數。很多人付諸於生活的努力已被「異化」，忘記了停下來喘口氣，想想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

在此地，你儘可能多地攫取資源和優勢，就意味著多了一分安全感。所有人都儘力表現出對這個時代的狂熱，不管那來自焦慮還是興奮；少有人還在談論價值、美感和公義，因為這些在時代的敘事里毫無意義。

這一切令人沮喪。

我沒打算迴避現實，也對這時代那些有開拓性的創新感到振奮。我只是對那種狂熱而單調、裹挾著大多數不假思考往前奔跑的情緒和價值保持警惕。

一個多元社會的可愛之處在於年輕導演胡波們能自由地創作，企業家們也能全力地創新，這些價值和生活之間並無高下貴賤之分，都應該受到人們的尊重，而不是一套價值徹底佔據了其他價值生長和繁榮的空間。

我理解親友的擔心，他們擔心我只憑喜好、不論未來的自由生活錯過了時代的機會，而最終淪為一個普通人的生活——而那可以想見是悲慘的。

但說到底，你多少歲結婚、買沒買房子、創業成沒成功、信奉什麼樣的理念，如果輕易就被外界影響的話，說明也沒什麼好值得堅持的了。

所有對時代熱潮冷眼旁觀、抗拒單一而霸道的價值體系的人，其實都面臨著相似的挑戰——無論是在30歲後仍然保持單身的姑娘、性少數群體，還是只想要自由而清醒地活著的人——他們尋求小共同體內部的安慰，不奢求改變潮水的方向，只力求站穩不被浪花捲走。

歐洲自然也有它的問題和困境。

我跟一個以色列好友聊過，歐洲年輕人缺少對生活痛苦和複雜性本質的接受和體認，對他們來說，如果你感到煩惱，沒有什麼是一場旅行、一次派對或一杯啤酒不能解決的。

而且，歐洲人也當然並非都是「行走的自由意志」，托尼 · 朱特就曾哀嘆，這一代人中最傑出的頭腦都想要投身於華爾街而非公共領域。

搬回歐洲就能夠解決我的焦慮嗎？

我清楚地知道，這只是有著時代特徵的「圍城」：有多少人諮詢如何移居海外，就有多少海外的朋友在計劃回國發展。

至於我，我已經放棄「上車」了，借用創業圈的一個術語，我有自己的「賽道」——非競技性的那種。

畢竟真正重要的是，不管在哪裡，都接受生活痛苦和複雜的存在本質，清醒而自由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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