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從敘拉古來？——《當知識分子遭遇政治》

（我決定用我的任課老師鎮一下樓，老師特別有老派歐洲知識分子的氣質）

公元前368年，柏拉圖第二次揚帆前往敘拉古。他的這一次旅程並不是懷揣著踐行「哲人王」的理想國而去的，就初始想法而言，他的內心顯然矛盾的多。他對敘拉古並不算陌生，至少並不是一個樂觀主義的先知因為聽聞了遙遠國度有人欣賞他於是就去了的故事。他對敘拉古飽含著疑惑，在他第一次去到這個城市的時候，這個國家還處在暴君老戴奧尼素的統治之下。但是這一次，他聽從了自己西西里的學生迪安的建議，迪安告訴柏拉圖，新掌權的小戴奧尼素仰慕哲學，如果有柏拉圖的幫助，一定可以引導這位年輕的君主從善。

儘管柏拉圖對此深表懷疑，但是他依然選擇信任自己這位可敬的學生。他只身前往敘拉古，試圖教導年輕的君王。然而小戴奧尼素傲慢且不自知，他具備了很多聰明的暴君都應該具有的品質，他將學問是做工具，並希望以此鍍鍍金。故事最終的結局唏噓且無奈，小戴奧尼素聽信讒言，流放了自己的朋友迪安。六七年之後，柏拉圖第三次前往敘拉古，這次依然是應了迪安的邀請，儘管迪安本人仍處於流放地。柏拉圖對這次旅程並不抱有信心，他覺得小戴奧尼素僅僅是希望緩和與自己的關係以緩解外人對自己的非議，可是他還是去了。事實並沒有出乎柏拉圖的意料，他發現這位年輕的君主已經變得比過去更加傲慢，不僅如此，他似乎認為自己已經成了一名成熟的哲學家，並開始撰寫自己的著作。柏拉圖知道敘拉古的事業也許是徹底的失敗了。

就一則歷史寓言來看，這個故事十分有趣，但凡知曉人類歷史上無數次僭主及其御用文人的故事，就會發現寓言中出現的所有人物幾乎都能在後代的記載之中有例可考。柏拉圖並非空想和不理智的哲學家，在我看來，敘拉古的行程自始至終都在他的預期之內。也許正是因為這一次不成功的勸導活動，他進一步認定了《理想國》的社會超過了現實社會所可能具備的道德屬性，於是他開始撰寫《法律篇》。也許因為柏拉圖心中預設了自己的理想社會形態，他對現實生活中的一切政治生活始終秉承著相對中立的懷疑態度，這種哲學家固有的懷疑精神或許讓他自己對自身看的更清晰，卻很遺憾的沒有成為一種表率。因為事情的問題並不在於柏拉圖自己怎麼看待僭主和他的所作所為，而是他確確實實三訪敘拉古的故事，至少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們，他們懷揣著熱情與浪漫主義的濟世精神，無論政治立場，浩浩蕩蕩，前赴後繼地向「敘拉古」走去。

於是所有關於「敘拉古」的故事隨著那位不知名的海德格爾的同事對他的挖苦而變得異常出名，海德格爾在卸任納粹指派的弗萊堡大學校長職位後回歸教席，一名現已不可考的同事挖苦到，「君從敘拉古來？」。這份挖苦似乎一句話道破了所以關乎這個命題應當涉及到的問題，知識分子對於參與政治的熱情，對試圖引導僭主的熱情，很難說這是一種自負還是天真。

「知識分子」這一詞的概念並非如我們傳統政治概念里的「文人」，我一門課上的法國教授用了大約半節課的時間給我們解釋「intellectuals」具體指的是什麼。正是因此，當我試圖介紹馬克·里拉的《當知識分子遭遇政治》這本書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應當重新審視這個辭彙本身的含義。如果我們去看這本書中所被提到的名字，我們會發現從海德格爾、漢娜阿倫特到施密特、福柯，他們更為本質的屬性其實還是「知識分子」，而非政客。當這本書在談論「遭遇」的時候，這並不是指這些驚艷的思想家與哲學家們，離開了教席，將自己的身份從一個觀察人類社會的中立派變為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也許在西方的語境下，知識分子於自身而言他們有著更為自由和獨立的思考環境，使得他們可以在大量的歷史巨變之中以更冷峻的心態去看待所發生的事情。誠如上世紀的法國哲學家雷蒙·阿隆所說，以中立化的態度觀察各個政體間的「相對不正義」，當然我猜想這種西方知識分子的「傲慢」可能來源於他們從未見過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巨變。誠如50年代的陳寅恪先生斷然不可能預料到自己晚年會變得如此狼狽的。也正是因此，《當知識分子遭遇政治》中的所有人物，他們並非是真正像柏拉圖那樣去往了敘拉古，而只是更多在思想中試圖以更為浪漫主義的眼光去審視庸俗且日趨異化的現代社會，誠如作者對他們所評論那樣

這主要是因為，歐洲的知識分子不過是待在書齋內神遊敘拉古，並且用有趣的、時而閃爍智慧的想法去打法那些民族的苦難，他們永遠不會正視那些人的眼睛。

因此回歸到這本書和我們所提到的「敘拉古的故事」，我們會發現馬克·里拉在書中分析的並不是知識分子及其遭遇。與朱學勤先生對張聞天的分析不同，馬克·里拉的評論更像是伯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對自由主義者的反自由的評論那樣。作者所試圖回答的，是這些閃耀著智慧和人類理性的思想家們，為什麼在他們的思想之中潛藏著深淵的凝視？這種「親暴政」的思想從何而來，他們或歌頌，或嚴密地論述，試圖使聽眾們相信現代僭主與古代僭主的區別，試圖讓人們相信某種真實的歷史景象。

《當知識分子遭遇政治》通過對海德格爾、卡爾·施密特、瓦爾特·本雅明、亞歷山大·科耶夫、米歇爾·福柯和雅克·德里達等20世紀公認的思想大師的評述，試圖從中尋找到知識分子們與敘拉古之間某種深層次的密切聯繫。其中海德格爾的部分同時評述了海德格爾與其學生、好友和崇拜者漢娜·阿倫特與卡爾·雅斯貝爾斯。就我個人來說，馬克·里拉對福柯的思想或許過於嚴苛，這可能與他本人身上極強的施特勞斯學派的烙印有關。

因為這本書其實寫的非常的好，使我在寫書評的時候反而陷入了困難，作者對自己思想的總結集中表達在了他自己寫的後記「敘拉古的誘惑」。關於他對整本書的回答我會放在後面去講，但是我想提一下這本書里提到了一個思想家。

我相信大部分看到我對這本書里人物介紹的人也許只聽說過海德格爾、阿倫特和福柯，可能某些朋友還會聽說過本雅明和德里達。但是我在這裡想特別提一下卡爾·施密特。

馬克·里拉自己也提到了，卡爾·施密特是一個長期被美國忽視的思想家。由於我們自己本科階段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更側重從古代到近代時期的思想家（往往結束到黑格爾），也使得我在來英國之前，也僅僅零零碎碎的聽說過這個名字。然而當我到這裡上課的時候，我發現卡爾·施密特也許對歐洲左右派的思想界而言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至少他的著作出現在了我幾乎所有的課程之中。如果去看卡爾·施密特的著作，你會驚訝於20世紀居然還能產生這樣純粹的政治哲學家，他的著作古典卻又揭示了我們所處的當代社會。在《當知識分子遭遇政治》這本書中，施密特和海德格爾或許是唯二真正有過去「敘拉古」的親身經歷的人，更多的人只是在思想上表示了嚮往。海德格爾排擠過胡塞爾，而施密特則加入了納粹黨並被打上了第三帝國「桂冠法學家」的稱號。

然而施密特的思想確實具有誘惑力和反思性，他對「例外狀態的決斷」揭示了國家主權中某些並沒有被轉移的根本問題，更是直接體現在了美國《愛國者法案》等一系列民主國家的事件之中，「例外狀態」的思想成功啟迪了阿甘本，最終使阿甘本在施密特和福柯思想的結合之中創造了集大成的；施密特關於「敵友劃分是政治的根本決斷」，試圖對19世紀以來政治議題的中立化和具體化的傾向進行回應，他認為如果「美醜」的界定和「善惡」的界定分別是美學和道德的劃分，那麼政治的劃分就應當是「敵友劃分」。作為一個公法學家，他試圖區分了「大地的法」和「海洋的法」以對現代地緣政治的變化進行分析，其實這個觀點應當是最貼合我自己的專業的，可惜他的這一思想我是真的沒有了解過。最後要提到的，是施密特的「游擊隊員思想」，出現在他的《游擊隊理論》這一著作之中，他通過對「游擊隊員」這一形象的分析，認為他們真正代表了「大地的法」，並具備了對傳統戰爭倫理的顛覆性挑戰，我個人很建議大家能夠去讀一讀《游擊隊理論》，特別是其中施密特對毛澤東的評價，他認為毛澤東的游擊隊理論代表了「游擊隊」這一概念的集大成，然而我在這裡要提出施密特作為一個哲學家，他當然不會去分析游擊隊是怎麼作戰的，他通過游擊隊這一現象，試圖去分析這種根植於「鄉土」的非正規化的防守力量，為何會具備有如此堅定的「政治立場」，又是如何從守望鄉土的力量發展為一種進攻性力量。某種意義上，《游擊隊理論》是當前西方分析全球恐怖主義和區域性恐怖主義一本極富有洞見的理論著作。

施密特本人並不是真正的納粹主義支持者，他被納粹黨支持的原因也更多來源於他堅持「主權就是對例外狀態的決斷」而並非他發表了什麼激烈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言論，二戰結束後他曾因自己「納粹黨員」的身份被逮捕和審訊，但最終又無罪釋放。他對自由的敵視和對決斷論的鼓吹，可能更多來源於他親眼目睹了魏瑪共和國的混亂，正是對魏瑪共和國的反思，使他認識到「政治」本身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自由主義發展後變成了一種程序化、司法化的活動，因而他支持霍布斯式的主權決斷，認為主權者主權的體現並非是國家機構程序的運行，而是能否在「例外狀態」下宣布懸置法律。我認為他的思想具有誘惑力，並非是我本人有多麼贊同這一種思想，而是施密特本人對試圖揭開政治本質的有益嘗試使得政治確實就是這麼一回事，而我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思想具有道理，而這恰恰是最為危險的事情。我部分認同「決斷論」和「敵友劃分」的主張並非是因為這兩個觀點具有何種意義上的道德正當性，而是這揭示了某種無奈的事實。自由而庸俗的生活過得太久，人們就會開始嚮往某種浪漫卻又抽象的利維坦形象。我在這裡特別提出施密特的原因可能跟我的國籍有關係，這個話說的很隱晦，但是我覺得說到這裡，大家看著也應該能懂了。

這裡離題了，讓我們跳回來。

馬克·里拉在自己的後記里認認真真的思考了這個問題，為什麼這些偉大的思想家會有如此強烈的傾暴政傾向？如果回到這本書的正文之中，列奧·施特勞斯的身影分別出現在了卡爾·施密特和亞歷山大·科耶夫的部分。科耶夫是法國著名的外交家與哲學家，歐共體的締造者之一，也是後來福山所提出的「歷史的終結」這一概念提出的最早的人。施特勞斯屬於施密特的晚輩和粉絲那一類的身份，他早年曾於施密特討論並有所交往，而科耶夫則算是施特勞斯的朋友。在對待「現代僭主」的問題上，科耶夫試圖對「僭主」的身份進行某種程度上的維護，而施特勞斯則堅持應當回歸到古典政治哲學中去尋找答案。他們的分歧構成了馬克·里拉對20世紀一系列熱情擁抱政治和極權主義的思想家們行為動因的基本解釋。馬克·里拉認為，正是一種對現實生活的忽視和浪漫主義的動機造就了這一系列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缺少了蘇格拉底身上的謙遜精神，並極大以情感訴諸現實。通過對這一類事實的描述，馬克·里拉所強調的更多是我們如何去應對和剋制內心思想上的親暴政屬性？問題在這裡顯得有些複雜，與現實的暴政相比，思想的暴政和內心中對於「知識分子」形象的崇高幻想，根植於內心深處可能依然是慾望。然而作者試圖警醒我們，這種慾望會如何通過一系列的偽裝，成為某種崇高的歷史敘事，並使我們對一系列的惡行置之不理。

「敘拉古的誘惑」事實上警醒著某種傲慢的偏向，這也是我長期對精英主義抱有不屑情感的由來，正是某種被預先設置的精英構想和將真實體驗抽象為名詞的行為，造就了許多荒誕卻又可怕的景象。自由與庸俗的生活過得太久，人們就會開始嚮往某種浪漫卻又抽象的利維坦形象。

於是在這裡結束，最後也以書中的一段話結尾：

「在薩特的論敵雷蒙·阿隆看來，正是這種天真的對"權力"的"人文"反抗表明了，自從德雷斯事件以來，法國知識分子已經無力理解20世紀歐洲政治提出的真正挑戰。阿隆認為，薩特在"二戰"後無情地為斯大林主義辯護的所作所為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浪漫的獻身觀念使然。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重新講述了現代知識分子興起的故事，抱持徹底反神話的意圖，他說明了當作為一個階層的知識分子遇到重大政治問題之際，它是何其無能與天真。在阿隆看來，歐洲知識分子在戰後的真正責任在於：為自由民主政治貢獻專業知識，並保持道德均衡感，以判斷各個政治制度之間的相對不正義--簡而言之，知識分子須是獨立的觀察者，有節制感地履行自己作為公民和輿論領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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