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德國學界對文化概念的曲解和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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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中的「文化」（Ｋｕｌｔｕｒ）一詞源於拉丁語的「ｃｏｌｅｒｅ」，原意是「種植」「侍弄」，後來延伸到人的「修身養性」方面。西方古典時期和文藝復興時期所指的修養限於知識階層當中的個體，還沒有泛指一個整體，只是到了現代，文化才被用來指涉一個群體甚至整個民族的道德水準和精神狀態。在 １７ 世紀的法國，「文化」一詞被用來強調上層社會有別於其他階層的生活方式和言行舉止。 對崇尚啟蒙思想的康德來說，文化應當是整個人類共有的，不應以國家、民族、宗教為界限；一個群體是否擁有文化，唯一標準在於，所屬的人能否踐行理智；啟蒙運動的目的在於讓人走進成熟的階段，所謂成熟就是不用別人指教自主地運用理解力和判斷力。 隨著 １８ 世紀法國文化日益主導西歐上層社會，德國的文化精英一方面擔心其文化被法國同化，另一方面希望把自身文化作為實現德國政治統一的強大武器。 赫爾德以及後來的浪漫主義文人把文化視為特定民族專有的現象。 法國大革命之後，柏林被拿破崙軍隊佔領，費希特於 １８０７ 年發表了題為《致德意志民族》的系列演講，鼓吹德意志民族優於法蘭西民族，因為前者擁有更具原始動力的文化。 此後，德國人強調德國文化的獨特性，並且視其為處在分裂狀態的德國民族政治上團結的紐帶。 １８１５ 年之後，德國學界有關「文化民族」（Ｋｕｌｔｕｒｖｏｌｋ） 的討論轉化為「文化國家」（Ｋｕｌｔｕｒｓｔａａｔ）。 許多詩人和藝術家面對危機試圖建構起能夠對抗法國的德國文化，並且以這個在很大程度上虛構的文化為基礎建立民族國家。在他們眼裡，法國代表的文明是外在的、物質的、機械的和政治的東西，而德國承載的文化則與內在的和精神的因素相關，即文化是德國所特有的。 不過，海涅、馮塔納等人當時就意識到民族國家與文化民族嫁接可能導致的後果。

德國 １８４８ 年的革命以失敗告終。１８７１ 年德國的統一具有兩個特點，其一是普法戰爭構成決定性因素，其二是自上而下完成，知識精英在此過程中並沒有扮演關鍵角色。 普法戰爭爆發之際，瑞士文化史家布克哈特就曾預言德國文化即將成為犧牲品。 在布克哈特看來，文化與國家並非一回事，國家、文化和宗教是人類歷史的三大潛能，它們各自獨立並互相制約。 尼採在 １８７３ 年撰寫的《不合時宜的思考》中寫道：「在德國幾乎不許人談論這場戰爭尤其是普魯士打贏戰爭將帶來的可怕後果……最可怕的莫過於輿論和個人都認為德國文化在這場戰爭中獲得了勝利。」尼采哀嘆，在法國誕生文化名人倫勃朗的時候，德國只能創造政治強人俾斯麥。 １９００ 年，威廉二世在不來梅港對即將遠赴中國鎮壓義和團的德國將士進行了臭名昭著的戰爭動員，史稱「匈奴演說」。 他聲稱中國人違反了國際法，命令士兵們「要為傳播（德國）文化而開拓」。威廉二世引以為豪的文化究竟是什麼呢？事實上，偷換文化的內涵並以所謂德國優越的文化自居，試圖維護德國正當甚至非正當利益的人非威廉二世一人。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在薩拉熱窩發生了暗殺奧匈帝國皇儲的事件。 德國學界紛紛表示對德皇備戰和參戰表示支持，許多身處象牙塔的學者把筆和紙當成了武器。德國軍隊入侵中立國比利時以後，數千民眾被殺死，古老的大學城魯汶遭到破壞，尤其是大學圖書館裡珍藏的中世紀善本和手稿被燒毀。 這一違反國際法和摧毀文化的野蠻行徑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 波恩大學的歷史學家們於 １９１４ 年９ 月 １ 日發表宣言，試圖為德國的侵略開脫罪責。 隨著來自外界的譴責聲加劇，９３位德國著名教授、作家和藝術家於 １０ 月４日發表了題為《向文化世界呼籲》 的聲明。 簽名者聲稱代表德國科學和藝術界向整個文化世界揭露英國和法國有關德國的詆毀和不實之詞。 他們堅稱德意志民族是文化民族，聲明用六個以「這並非事實」開頭的並列句否認德國挑起戰爭，稱威廉二世登基 ２６ 年來充當了世界和平的捍衛者，可是他們卻忘了威廉二世十多年前的「匈奴演說」。

《向文化世界呼籲》的主要起草人路德維希·富爾達是猶太人，在戰前一直主張文化自由，反對威廉二世壓制文化的政策。 他自詡為忠誠的德國人，於 １９１６ 年撰寫了題為《德國文化與崇洋媚外》的文章，極言德國文化的優越性，強調保持它純潔性的重要性。 １９３３ 年納粹掌權以後，富爾達遭受排擠和迫害，於 １９３９ 年自殺身亡。 從他的人生軌跡可以看出胸懷開闊的世界公民在險惡政治環境中多麼容易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向文化世界呼籲》反映了德國知識分子天真的自負，他們把殘酷的戰爭美化為保衛文化的行動，踐踏了啟蒙運動以來歐洲人培育起來的理性、人文主義、世界公民等普世觀念。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羅素這位因反戰而受到牢獄之苦的英國哲學家於 １９１５年說出了如下的話：「這場戰爭雖然規模空前，但是卻微不足道。 並沒有什麼重要的信念受到了威脅，交戰雙方都不是為了偉大的人類目標。」

在很多德國學者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他們提供了把學問應用到社會實踐中的難得機會，他們要為德國文化戰勝英法文明做出貢獻，讓戰爭洗刷受到英法文明污染的德國文化。 著名歷史學家邁內克於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撰寫了題為《政治與文化》的文章，他在文中闡述了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係，認為德國文化的優越性賦予了德國在政治上的正當性。 在絕大多數德國學者看來，文化上處在劣勢的俄國人和塞爾維亞人不配在政治上與德國人爭取平等。 社會學家桑巴特於 １９１５ 年出版了《商販與英雄》一書，闡述了英國人與德國人之間的本質差別。 托馬斯·曼把德國文化描寫為「受權威保護的精神世界」。 在他看來，被德國征服意味著接受德國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意志崇高的文化與英國人的「小商販意識」和法國人的「小市民的淺薄」 以及斯拉夫人的「專制」 之間的決戰。 著名哲學家、１９０８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魯道夫·奧伊肯（又譯倭鏗）認為，德國文化容易受到傷害，所以它需要國家的保護，德國精神將藉助德國武器獲得勝利，世界歷史也將會因此具有其意義，因此，這場戰爭是正義的。 新康德主義哲學家保羅·瑙托爾普稱德意志民族肩負著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把德意志文化傳播到地球的各個角落，他稱之為「德國的世界職業」。

如果說許多德國學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和戰爭期間的言論具有辯護的味道的話，那麼，不少人在戰後的論著和講話就充滿了為軍國主義鳴鑼開道的色彩。 就連主張富國強民的馬克斯·韋伯對同行們的狂熱都不以為然，稱他們搞的那一套是「思想貧乏、內容空洞和純粹動物式的民族主義」。 １９２５ 年，弗萊堡大學在大禮堂慶祝德意志帝國紀念日，法學教授馬沙爾·比貝爾施泰因在講話中公開辱罵當時在任的魏瑪共和國總統艾伯特，稱這位社會民主黨領袖是德國民族的大叛徒。 慕尼黑大學校長格奧爾格·普法爾席夫特在該校紀念德意志帝國成立日的大會上甚至叫囂：「讓和平主義見鬼去吧！ 我們需要的是偉大的西格弗雷德！」這位天主教神學家早在 １９１５ 年就撰寫了《德國文化、天主教和世界大戰》，否認德國的軍國主義有悖於天主教教義，替所謂德國文化鳴不平。 在這種政治氣候和學術氣氛中，德國大學教師大會於 １９２５ 年就減少和限制大學裡的猶太教師和學生人數達成一致，美其名曰避免德國大學異化。 會議宣言中說：「民族、國家和自由都只能依靠戰鬥，要為民族的世界觀而戰鬥，要堅決抵制國際化。」身為作家和教授的恩斯特·克里克在 １９３１ 年的一次演講中高喊：「德國青年萬歲！ 德意志民族萬歲！ 第三帝國萬歲！」克里克提及第三帝國比希特勒 １９３３ 年公開提出這個概念早了兩年。 菲利普·萊納德和約翰內斯·施塔克分別是 １９０５ 年和 １９１９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兩個人呼籲建立「德國物理學」，他們聲稱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錯誤的，因為這個理論的提出者是猶太人。１９３３ 年，大約 １０００ 名德國大學教師宣誓效忠納粹，這些應當為人類和平和幸福獻身的科學家又一次成了軍國主義的急先鋒。

代表德國文化的學者未能引導德國民眾保持冷靜，未能堅守理性和人文主義理念，不僅變成了納粹的傳聲筒，而且甘願甚至急於充當蠱惑人心者。 德國學界一直強調和崇尚所謂德國獨特文化的神話，當他們在戰爭中試圖把這個神話變成事實時，悲劇則不可避免。 著名古羅馬史學者蒙森在 １８９９ 年的政治遺囑中說了如下的話：「在我的靈魂深處並且依我的良知而言，我一直是一個政治動物並試圖當好一個公民。 這一點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做不到，因為每一個個體，不管他多麼優秀，他都無法擺脫必將淪落成為一個零件並陷入盲目政治崇拜的命運。」蒙森的話一語中的，德國學者政治上盲從的態度和行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變本加厲，為納粹掌權和推行戰爭政策尋找借口和提供註腳。 那些懷抱民族主義的學者以德國文化為幌子，其實質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利益最大化，揭開其面紗以後，顯露的是德意志民族的野蠻性。 按照卡爾·波普爾在其《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中的剖析，它是德國未能從以部族為基礎、以血緣為核心的中古社會順利過渡到現代社會的後果。

作者：金壽福，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摘自《數字時代的歷史研究與文化書寫/新史學第二十輯》，大象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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