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減稅難在哪

美國減稅如火如荼，德國人也坐不住了。9日，德國商界領袖與總理默克爾舉行例行會談，並發表聯合聲明，呼籲政府減輕企業稅負。隨著政壇僵局的打破，德國開始步入正軌，經濟發展等問題提上日程，減稅的呼聲也越來越多，而在美國大減稅的前提下，「萬稅之國」的稅制改革也似乎更為緊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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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稅負擔

9日，德國工商大會、德國工業聯合會、德國僱主聯合會和德國手工業協會主席在德國南部城市慕尼黑就德國新政府的政策與默克爾會談，並在聯合聲明中要求德國政府改革稅收政策，進一步減輕德國企業稅負，儘快取消如「兩德團結互助稅」等額外稅。

聲明也提到了對於新政府組閣協議的不滿。聲明內容稱，新政府的組閣協議非但沒有為企業增加靈活性和便利，反而設置了更多障礙和負擔，令人困惑。當天的會談過後，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迪特爾·肯普夫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表示，德國正在成為全球高稅國家，影響了德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政府必須改革稅收政策。德國工商大會主席史偉哲則說，德國商界的目標是將企業稅負水平降至25%。

除此之外，聲明還強調，增加德國競爭力的關鍵在於數字化。在數字化方面，德國政府的首要任務應是加快千兆光纖網路的建設速度。

此前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為尋求組建大聯合政府與社民黨談判，並達成一份長達179頁的組閣協議，協議內容凸顯高福利的特徵，包括實現百分百就業、追加40億歐元資助長期失業者、維持現階段法定養老金48%的水平直至2025年等內容。但企業界卻怨聲載道，稱這份協議對經濟發展極不重視，德國工商代表大會也指出協議中相互矛盾的細節，認為最大的不足是沒有減輕企業的稅負。組閣協議也提到，在數字化議題中，要投入100億到120億歐元，實現光纖網路全覆蓋，率先進入5G時代，實現公共機構和場所免費無限上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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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稅之國

德國企業的不滿並非空穴來風。據了解，德國的企業稅收主要有以下四種，以國稅為主的企業所得說、以地稅為主的企業所得稅、兩德團結互助稅以及增值稅，其中前三項就達到公司總利潤的30%。

不僅是企業稅高昂，個人所得稅也未在這方面討到什麼便宜。此前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德國收入前10%的僱員需要繳納的個人所得稅佔全國總數的48.2%，他們需要繳納德國的最高稅率——42%，大約420萬名僱員「中招」。德國的低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仍舊很重，據了解，德國單身人士年收入超過5.2萬歐元就需要按最高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的調查也顯示，德國的納稅負擔在所有工業國中排名第二，僅次於比利時。

高昂的稅收來自於品類繁多的稅種。普通從業者除了個人所得稅之外，還有教堂稅、團結稅等特殊稅種，再加上醫療保險、社會保險、退休保險及養老護理保險等，德國人實際到手可供自己支配的工資並不多，複雜的稅收組成也一度讓德國戴上了「萬稅之國」的帽子。

2017年德國公民的稅收負擔也十分嚴重。此前德國媒體統計後得出的結論是，2017年度德國公民在7月19日之前賺的錢全部以稅收和社保的形式交給國家了，因此7月19日也被稱為2017年德國的「納稅者紀念日」。而公民每賺一歐元，就要向國家交54.6歐分的稅和社會保險，其餘還有一些其他的普通稅。

德國公認的高福利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為高稅收「背鍋」。據了解，德國社會福利網覆蓋面非常廣，從老、幼、病到住房、失業等一應俱全。最新的組閣協議也將「福利」放在首位，將加大在家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以及基礎設施和數字化工程等民生領域的力度，多項經費投入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在2017年財政盈餘高達500億歐元的「取之於民」下，今年的重點將落在「用之於民」，也間接證明了支持德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正是其複雜的稅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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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迫在眉睫

默克爾似乎已經意識到了減稅的緊迫性，也開始有所行動。2018開始，德國基本免稅額上升了180歐元，最高免稅額調整到了9000歐元，這意味著9000歐元以內的年收入是沒有任何稅收的。2018年，個人所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用也下降18.6%,同時人們的醫療支出也會降低，員工需要自己繳納的額外費用下降至1％。

這一輪福利或許得益於美國颳起的減稅風，而德國企業也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受惠的對象。上周，默克爾稱，德國和法國將提出計劃，針對特朗普政府宣布的減稅措施引入共同的公司稅制。默克爾在被問及德國的相對競爭力如何保持時稱，已經決定比過去更加重點推行「法國通用公司稅項目」，這也意味著，當決定為法國和德國提供聯合公司稅收評估基礎時，也會考慮美國正在出現的現實情況。

事實上，許多歐洲人都在擔心由於美國的舉動，國際稅收競爭將會增加。因此歐盟成員，特別是德國以及法國，認為需要進一步加強稅收政策合作，進而使其更具競爭力。德國工業聯合會負責人約阿西姆·朗也稱，美國稅改法案將刺激企業把運營和投資轉移到美國，德國稅收制度的「全面改革」已變得「更為緊迫」。

然而德國的減稅也存在著一定的隱患。2017年德國政府財政盈餘達366億歐元，去年12月德國失業率為5.5%，依舊維持在兩德統一以來的單月最低水平。繁榮的背後存有隱憂，德國人均債務在1995年時已達到1.38萬歐元，2017年更是漲至2.4萬歐元。雖然德國的負債在2018年出現回升，但仍未滿足歐盟的債務要求，即公共債務規模低於經濟產出的60%，目前德國負債在GDP的佔比約為69%。這也意味著德國的盈餘與預算仍未達到平衡，冒然減稅存有一定風險。

此前，Unicredit銀行經濟學家安德烈亞·雷斯也認為，即便減稅計劃真的帶動了經濟復甦，德國政府未來也很難避免債務危機。他認為如果德國想在2020年前把公共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60%以下，年均經濟增長率需達到4.5%，而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稅制改革也有著潛在的問題，例如減稅給養老帶來的巨大壓力就面臨著難以權衡的困境。2014年德國養老金繳費率從19.6%下降到了18.9%，實際收費率甚至更低，這導致養老金缺口瞬間增大，也進一步致使德國領取退休金的年齡上調了一個月至63歲零三個月。對於德國這樣老齡化嚴重的福利社會而言，減稅意味著牽一髮而動全身。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中心主任丁純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採訪時提到，一個國家的稅收與其公共開支有關，而德國又是一個高福利社會，很大一部分稅收都用在了社保方面，如果實行減稅，那麼其他方面的缺口如何填補就成了最迫切的問題。而對於身處歐盟的德國來講，因為也要符合歐盟的稅收制度，所以比起單一國家，減稅更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另一方面，減稅又是一個調整整體結構的事情，涉及到分配以及社會公正問題，是收和支的協同問題，雖然減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讓德國的企業更具競爭力，但具體來說並沒有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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