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上升到國家戰略後，機遇與短板並存

在廣東打工、創業十幾年後，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新野鼎泰電子精工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王馨2006年返回老家河南省新野縣，投資製造工廠。如今，工廠已經發展到1000多人的規模。2017年，為南陽市國地稅全口徑納稅額達到5200萬。

從以前「孔雀東南飛」，到如今投資回報家鄉，王馨的個人經歷是一個時代轉型的縮影。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鄉村是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科學制定規劃，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依靠改革創新壯大鄉村發展新動能。

鄉村迎來難得的發展機遇

之所以要提出鄉村振興這一戰略，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農林科學院院長李成貴近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國家的實力有了空前的提升，有條件也有更大的義務來促進農業農村的發展，保障農民的權益，更多地賦予農民發展的權利和免受貧困的權利，讓農民共享國家改革發展的成果，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他認為，城市的發展和繁榮絕不能建立在鄉村凋敝和衰敗的基礎上，而鄉村的振興也離不開城市的帶動和支持。城鄉融合發展，雙方資源要素真正流動，是實現全面小康和全面現代化的重要前提。城鄉融合發展符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根本保障。

城鄉融合發展，土地問題是關鍵。李成貴表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大的土地資源權能，解決農村有資源缺要素的現狀。今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最有效的解決途徑就是進一步給農民賦權，對農民權益加大保護力度。

至於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李成貴表示，真正的難點在於偏遠地方的農村，由於區位條件差，其閑置的土地資源很難得到高效市場配置。對於這些地方，可以積極推廣「地票」做法，具體而言，就是開發商通過公開操作平台購買偏遠村莊整理出的耕地指標，置換成相對好的區位的建設用地指標，這樣可以較好地解決偏遠村莊土地不值錢的問題，也是有效的扶貧手段。這些方法如果都能順利推進，將極大地促進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

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鄉村振興離不開人才，但農村留不住、引不來的現象普遍存在。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綠色中原現代農業集團董事長宋豐強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在「三農」工作上，農業生產關鍵農時缺人手、現代農業缺人才、新農村建設缺人力的問題日顯普遍。

他提到，一是現有的不少農業科技人員技能不高，從業人員專業素質低、年齡大，人員結構與現代農業產業脫節，不能滿足現代農業發展的需求；二是從事農業科技的人員數量少，尤其是基層農業生產技術人員更少；三是現有人才留不住，即便是大學生村官，很多也只是把「村官」當成了自身發展的一個平台，很難紮根農村長期從事農業工作。

宋豐強認為，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破解人才瓶頸制約。這就要求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探索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新模式，以適應現代化農業發展的需求。一大批有文化、受過培訓、掌握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新型農民或農技員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完成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

為此，他建議，建立校政企結合、定向選拔、統籌就業的招生與就業聯動機制。比如，通過學校和政府（用人單位）與學生和家長共同簽訂定向培養與就業協議。探索新型職業農民培養的新模式，破解了限制我國現代農業發展的「誰來種地、如何種地」瓶頸問題。

此外，還要通過體制創新，把政府、院校和學生三者緊密合為一體，實現地方政府人才需求、高職院校人才培養和學生成長緊密的結合，構建「農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教學工廠、職教集團、合作農場、農業園區、基層農村等多層次的實訓，破解我國農業專業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脫節的問題，實現技能培養與社會技能需求的無縫銜接。

金融服務「下鄉」

面對鄉村振興這一歷史機遇，以及鄉村振興過程中出現的新業態、新主體，還有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全面推進，農村「沉睡的資產」即將逐步盤活等新形勢，對於金融機構來說，將為其創新「三農」金融產品、改善農村金融制度環境、拓展「三農」金融服務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

全國政協委員、中原銀行董事長竇榮興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離不開資金投入，也更需要來自金融機構的服務。金融機構更要抓住時機，在支農惠農的前提下，取得自身的發展。「我感覺到，這是一個商機，而非包袱。」

針對有些人認為風險很大，他回應稱，要看到目前農村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比如，農村的存款增量部分增長比城市要快，而且存款存量佔比44%。農民60%收入來自打工所得，40%來自耕地收入，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也催生了他們迫切的存貸款、理財的需要。

竇榮興表示，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金融科技手段的日新月異，使得長尾客戶、長尾市場有望擺脫成本高、受眾少、能力弱的局面，使銀行對長尾客戶，如農民、市民、小企業的服務成為可能。對金融機構來說，就要「下鄉」，即要「打通農村金融服務的最後一公里」，讓普通農民也享受到規範、優質的金融服務。因為現在的鄉村金融服務遠沒有跟上。正因為金融發展不充分、產品不到位，誰提供服務，對誰就意味著機會。

竇榮興還提到，一些產品設計不適合農村居民。如有些理財產品門檻現在是五萬元，但農村有些居民沒有那麼多錢，希望降低理財的門檻。

對農民來說，除了生產資料的金融服務外，還需要有消費類的經濟服務。比如，在農村，最大的支出之一就是在宅基地上蓋房子，而城裡人可以用槓桿，交一定的首付，就可以享受到財富的增長，但是農村就貸不到款。從根子上來說，還是要將產權完善，讓宅基地具有抵押價值。讓農民真正享有不動產的收益，享受到改革開放40年的紅利。

此外，國家在稅收方面對農業企業給予支持；對於農業龍頭企業在資本市場上市、直接融資多給予支持；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等，這樣更有利於鄉村振興和普惠。

他表示，如果說，把這些問題給解決了。那麼，農村富起來也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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