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捆綁的聲音
[日本札幌景色一角]
2017年7月，到日本度假。北京酷夏之時，躲到微涼的北海道，坐在札幌市街心公園（「大通公園」），優遊無事，舒適愜意。然而，一種聲音卻總讓我覺得美中不足。幾十隻烏鴉，在頭上、腳邊、周圍，飛來繞去，啼叫不已。個頭碩大的黑鳥，與一大群鴿子，摻和一起，大搖大擺，走來走去，肆無忌憚。在東京皇宮一側的「北之丸公園」也遇到相同情況。那裡森林覆蓋，綠樹成蔭，坐下來享受清靜，本是個好去處。然而，到處都是通身漆黑的烏鴉，叫聲此起彼伏（民間稱「老鴰」，即嫌其啼叫不已），聲音巨大，不勝其擾。
當地人視為正常的聲音，讓我倍感不爽。如下問題便冒了出來。為什麼鴿子繞來繞去我不會難受，而烏鴉卻讓我不勝其擾？為什麼日本人視為正常的聲音，我們不能接受？想來，我生長於北方，哪裡的大部分老百姓認為，烏鴉是種不祥之鳥。原因大抵是它常出現於墓地，聽到叫聲，便意味著陰影籠罩。兒時印象，終生難移。即使面前鮮花遍地，一片祥和，而且根據當代環保理念，生態極佳，人禽不擾，與早年接受的「烏啼狐鳴，墳兆萬接，迷目榛荒，駭人心目」（《聊齋》）以及引申的「隱喻」完全無干，卻擋不住自然冒出來的聯想。我不斷要求自己，用「他者」（日本）的目光看待毫無惡意的烏鴉，或者用「他者」的耳朵聆聽說不上好聽也說不上難聽的「老鴰」叫，抱著對日本文化「同情之理解」對待當地文化定義中無傷大雅的烏鴉，可還是抑制不住「本我」的厭惡情緒。我告誡自己，這是日本，不是中國，不要用中國鄉土精神曲解日本本土精神，不要用昔日文化情結曲解當下環境理念，幹嘛要用傳統觀念干擾旅日心境？然而，「後天」培養的「文化差異論」根本擋不住「先天」灌輸的「本土價值論」，無法把「在中國的我」與「在日本的我」截然分開。烏鴉激起的根本不是理性思考，而是揮之不去的縈繞情緒——決非環保理念壓得住的厭惡情緒。
[漢代馬王堆帛畫整幅畫面呈T形]
中國古代神話中，烏鴉是居住在太陽里的鳥。「金烏西墜，玉兔東升」，「烏飛兔走」，「愛屋及烏」，都是好話。古代亦有把美人堆發（烏雲）形容為「高盤鳳髻堆鴉羽」（《天寶遺事諸宮調》），甚至不乏詩意「月落烏啼霜滿天」。雖然意象不怎麼陽光，至少也不是不祥。至高無上的「金烏」，不知什麼時候在民間就變了味，走向與早年圖騰完全相反的路，最後變成「天下烏鴉一般黑」！中國北方百姓，大都反感烏鴉。與此相反，對喜鵲充滿好感，乃至把兩種不同的鳥作為日常生活昭示吉祥與不祥的體現物。「喜鵲叫喳喳，喜事到我家」。預兆吉祥的喜鵲一叫，心情便好，這種隱喻也被音樂家編到《鵲踏枝》《鵲橋仙》《春鶯囀》等曲名中。
烏鴉叫與喜鵲叫，本無所謂好壞，但分類在民俗建構中慢慢變了味。自然界的鳥鳴與社會生活的吉凶，捆綁一起，形成了一套連鎖反應，深深積澱於庶民心底，成為潛意識。如果把一個族群對自然聲音的聯想引伸到音樂領域，也會發現相同現象。對一種聲音的「好壞」「吉凶」「祥災」的劃分，與鄉土社會的觀念緊緊纏繞。北方鄉村，嗩吶一響，就意味著喪禮，對普通人來說，不是「好事」。於是，對嗩吶的判斷，就不是對樂器的「好聽」與「不好聽」的判斷，而是對「好事」與「壞事」的判斷了。追究起來，北方鄉民對「吹鼓手」的好惡，也不是喜歡或不喜歡那麼簡單了，而是對「捆綁」一體的吉凶的「整體判定」。如同烏鴉叫聲不關乎「好聽」與「不好聽」而關乎吉凶一樣，嗩吶對於鄉民來說，也意味著一類事件——關於死亡的不祥。如此「捆綁」，決定性質！
[漢代馬王堆帛畫右上角繪一輪紅日，中有一隻黑色鳥「金烏」]
音樂家氣憤地看到，地方幹部屢屢查禁嗩吶。他們接受的是新知識分類，不但把嗩吶與「喪葬禮俗」捆綁一起，而且與「封建迷信」捆綁一起。這樣一捆，麻煩就來了。應該看到，這種捆綁一方面是過去百年間不斷言說的宣傳起了作用，一方面也源於老百姓將嗩吶與吉凶聯繫一體的鄉土分類。新舊糾纏，說得清與說不清的道理，成龍配套。由聲而物（嗩吶），由物而事（喪事），由事而人（鼓匠）。於是乎，製造聲音的「人」，就被無情地判為「不祥」。老百姓口頭上有許多描述「吹鼓手」的詞，「陰陽」（因念經而得名）、「發喪人的」（主持葬禮而得名）、「看門狗」（處葬禮主家門口而得名）、「不潔、不幹凈的人」（因墓地而得名）等等，都是從「死亡陰影」的「捆綁」中延伸而來的。這類口頭表達，根本無涉於「音樂」「樂器」，通通是與「捆綁」的儀式與空間相關的旁枝斜節。鄉民毫不客氣（無可挽回）地將嗩吶打入到「不祥」之列，後果自然可想而知。
鄉土分類，根深蒂固，不論曲直，沒有半點迴旋餘地。一旦不合判定，便會劃歸先天分類，想都不用想，自然冒出來。靈魂深處潛藏著一種剝離不掉的聲音魔咒，緊緊抓住人，根本不可以道理計，毫不妥協，讓人「一條路走到黑」。這種觀念是如此之強以致延續至今，民間藝人，時被查禁，不問原由，苦不堪言。如同對於坐在公園中對我而言，我甚至動用積累了大半輩子的職業功力和專業內力，也無法把烏鴉的叫聲，掰回到「自然」的「聲道」上來。正像赫恩博斯特（Hornbostel 1877-1935）把「聽覺」分為「生物性聽覺」與「文化性聽覺」一樣，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把先入為主的判斷，掰回到「應有的」「正確的」「環保的」「學術的」軌道上來！正像無法把老百姓觀念中的嗩吶鎖定為「甜蜜的聲音」一樣。這讓我困惑不解！這樣的「掙扎」足以見得兒時種下的觀念有多麼強大！足以見得超越「生物性聽覺」的「文化性聽覺」有多麼強大！
[東京皇宮一角]
如此推理，是否可以概括出一種模式：一種聲音與某種觀念「捆綁」一起，便構成吉凶曲直臧否的判斷。簡言之，「文化捆綁」，決定聲音性質。
前些日子流行過一段據說是出自李嘉誠的話：「一根稻草，扔在街上，就是垃圾，與白菜捆在一起就是白菜價，與大閘蟹綁在一起就是大閘蟹的價。」結論是：「我們與誰捆綁一起很重要！」
這當然是個笑話，但也反映了一點道理：捆綁決定價值。人們選擇大白菜還是大閘蟹，當然看經濟實力，取捨無所謂對錯。因為這種選擇，不依賴於風俗。活躍的經濟生活讓人理性，很少迷信。把經濟原理借過來，音樂廳的聲音如同商品，不與特定事件捆綁，更不與吉凶臧否捆綁。西方音樂、中國音樂、流行音樂，按個人興趣取捨，無所謂好壞，無所謂高低，更無所謂吉凶。舞台上的聲音，不與儀式捆綁；舞台上的表演者，不與執儀人捆綁。因此獲得了另一名稱：音樂家、藝術家。這樣的比較，讓人清楚，傳統中對「制樂人」的稱呼，與一種行為捆綁一起，稱呼中隱藏了「整套」價值判定。
[東京皇宮傍晚景色]
對烏鴉、喜鵲的定位，變成本能的反應，如同呼吸。在文化語境中，「鳥鳴」已經變成了「非自然」的聲音，被捆綁在關乎生計、關乎日子、關乎前景、關乎命運的判斷上，真用得上馮夢龍《喻世明言》的形容「飛禽惹起禍根芽」（第二十六回）。中國人喜歡喜鵲（南方較少）、燕子，喜歡「鶯歌燕舞」，喜聽「自在嬌鶯恰恰啼」（杜甫《江畔獨步尋花》），喜看「千里鶯啼綠映紅」（杜牧《江南春》）。與此相反，惡聞「鴟鳴鬼哭」，惡讀「寒鴉棲復驚」（李白《秋風詞》），惡見「古藤老樹昏鴉」。「烏鴉高聲人會罵，畫眉細聲有人聽」（客家山歌）。人人「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 因為，那不是兩種鳥鳴，而是兩種徵兆！如同歌劇《卡門》那個預示命運的減五度動機一樣，一出現就讓人不寒而慄。
「強扭的瓜不甜」！我無論如何也不喜歡烏鴉的聒噪，即使屁股坐在日本明媚陽光的街心花園。如此說來，喜歡不喜歡，就不是聲音本身的問題了。沒準兒，聊聊這事，都惹人嫌——「烏鴉嘴」！
[東京公園景色]
文/圖：張振濤，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小笙
審核|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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