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中的幾個瞬間·在台北

在台北

上一次到台灣，最遺憾就是沒有到台灣大學看看。這一次和朋友商量了一下，決定拿出半天時間去滿足一下我的執念。

台灣大學校門

一路邊問邊走，尋到位於大學行政樓水池前的傅斯年紀念鍾。傅斯年是台灣大學第4任校長。台灣大學的前身是成立於1928年的「台北帝國大學」，作為一所殖民地大學，台北帝國大學的重要任務是建立日本化的台灣高等教育，學術研究的方向也與日本的海外擴張政策相始終。1945年，隨著台灣光復，台北帝國大學被國民政府接收，11月改組為國立台灣大學。帝大時期，學校教員絕大多數由日本籍人士擔任，戰後大批教員被遣返，留下一個師資奇缺、經費緊張的空殼子。

在傅斯年之前，台灣大學已先後有羅宗洛、陸志鴻、庄長恭三任校長。這三位先生雖然都是在各自領域成就卓著的學者，此前卻都沒有大學管理的經驗。在極端複雜的校務和風雲變幻的局勢中，三位校長先後辭任。其中羅宗洛和庄長恭輾轉返回大陸。

至1948年底，國民政府在大陸的頹勢已經難以挽回。是年10月，蔣介石遣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主持台灣政務，為國民黨經營最後的退路。1949年1月，在教育界和學術界素有聲望，且曾主持北大校務的傅斯年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赴台，出長台灣大學。從這樣的人事安排中，依稀可見台灣大學在國民政府高等教育序列中所佔的地位已有微妙變化。

關於當時的傅斯年，還有一則插曲。在北京解放前夕，傅斯年希望能「搶救」一批知識分子一同赴台，因此專門派遣兩架飛機到北京去。然而救援名單上的學者大都對此反應冷淡。當在南京機場迎接飛機的傅斯年發現機艙內只有寥寥數人時，忍不住傷心大哭。

在台大的兩年間，要在複雜的政治形勢中維持學校校務與教學的獨立自主、在有限教學資源中平衡本省與外省學生利益，傅斯年花費了很大的心力。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出席台灣省參議會會議時，受到本省籍參議員郭國基的質詢。郭站在本省籍人士的立場，對台大行政管理提出許多異議，傅斯年則從學校的原則及長遠發展角度，對郭的質疑展開反擊。由於情緒過於激動，傅斯年在會議現場突發腦溢血暈倒，當晚因搶救無效去世。

台灣學者王汎森寫《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將傅斯年的生命體驗與思想實踐放入中國近代歷史的背景中考察，寫出了他在傳統與現代、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糾葛。

不知為什麼，這樣彪悍而又充滿矛盾感的生命總是能吸引我。然而站在並不恢弘的傅鐘下，並沒有莊重朝聖的心情。那天，有一對青年男女在鐘下拍寫真。女孩子穿著熱褲，旁若無人的擺出各樣嫵媚的poss，久久不見結束。

我蹲下來細讀嵌在水泥底座上的黃銅銘牌，是傅斯年的話：「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傅鍾因此每天只有21響。「鐘聲二十一響」也成台大的一種標誌。

傅斯年先生

隔著椰林大道，幾乎正對傅鐘的，是台大文學院。走近看，門口有三塊牌子，分別是「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和「歷史學系」。台灣現代文學史上數得出名字的作家，有多少曾在此門出入——想到這裡，腳步有幾分肅然。

門廳里正在舉行一場小型的音樂演出。我們進去的時候，演出已近尾聲。觀眾三兩圍在台階下，安靜的聽著，只在曲終時報以掌聲。等演出結束，再靜靜散去。

海報欄里貼滿校內外的人文及學術活動招貼；窗下有一張桌子，整齊放著各種製作印刷精美的宣傳單。我一張張細看過去，文學音樂藝術歷史乃至職場講座，無所不有。有些羨慕，但更懷念起我的學生時代。

台大文學院

無意中翻到《巨流河》里的一張照片，赫然發現台大文學院的門廊，數十年都是那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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