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以為魯迅有一天會幡然悔悟，發現從前是錯待了她

喬麗華

編者按：「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作為魯迅的舊式太太，一個目不識丁的小腳女人，朱安留下的話語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

這些年來，「朱安」已然是一個較為熱門的話題，也成為人們認識魯迅的另外一個切面。《我也是魯迅的遺物：朱安傳》是迄今唯一一部魯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傳記，作者喬麗華通過走訪朱氏後人，實地勘查採訪，鉤沉相關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憶，記錄了她的人生，以及她對魯迅的影響。

楊絳先生看到這本書後曾說，「朱安最後那一聲凄慘的呼號，實在動人憐憫。常言『一雙小腳三升淚』，她卻為此成了一件無人珍惜的『棄物』！」

新女性

日本作家中村龍夫曾這樣描述北京時期的朱安：「魯迅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的講師，西三條的新住所女學生來訪的很多。朱安觀察著來訪的新時代姑娘們的活潑舉止，和她們相比自己真是個鄉下佬，一個老太婆。」

中村龍夫的記載，也許是從朋友那裡聽到一些傳聞，但他對朱安心理的揣摩大致是可信的。

魯迅早期的小說中很少寫到「新女性」，因為在他此前的生活中，幾乎很少與這樣一類女性打交道。魯迅筆下的女性，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故鄉》中的豆腐西施楊二嫂、《離婚》中的愛姑、《明天》中的單四嫂子等等，她們都是以故鄉的婦女為原型。《吶喊》《彷徨》中也有幾篇描寫了北京知識分子家庭里的「太太們」，如《端午節》中方玄綽的太太，《肥皂》中的四銘太太，《幸福的家庭》中的主婦等。

這些「太太們」幾乎都不大有知識，面色是灰黃的，所關心的無非是柴米油鹽，丈夫的薪水，偶爾還會撒撒潑。他描寫起這些太太們，信手拈來，十分生動，如訓斥孩子的主婦的神態：「腰骨筆直，然而兩手插腰，怒氣沖沖的似乎豫備開始練體操。」又如方玄綽拿不到薪水被方太太鄙夷：

……但比起先前來，方玄綽究竟是萬分的拮据，所以使用的小廝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說，便是方太太對於他也漸漸的缺了敬意，只要看伊近來不很附和，而且常常提出獨創的意見，有些唐突的舉動，也就可以瞭然了。到了陰曆五月初四的午前，他一回來，伊便將一疊賬單塞在他的鼻子跟前，這也是往常所沒有的。

「一總總得一百八十塊錢才夠開消……發了么？」伊並不對著他看的說。

在方太太身上，無疑有著八道灣里太太們的影子，從羽太信子到芳子、朱安，她們都是依靠著男人的薪水過日子的主婦。許羨蘇曾指出，《幸福的家庭》里所描寫的床底下堆著劈柴、牆角堆著大白菜的那種局促的生活，正是魯迅與朱安在磚塔衚衕生活的寫照。

《傷逝》中的子君是作為新女性的形象而出現的，但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子君的身上，也分明有著朱安的影子。最初的子君是無畏的，大膽的，有著新女性的姿態，但和涓生同居後，她關心的範圍局限於每日的三餐、小油雞和一隻叫阿隨的狗，與同院官太太之間的明爭暗鬥，她的神情不再活潑，一張灰黃的臉，神色凄然，「只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

荊有麟曾寫道：「魯迅先生筆下，無論是論文，是雜感，或者散文與小說，很少寫到戀愛同溫暖的家庭。在《野草》上雖有《我的失戀》，在《彷徨》上雖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戀』與『家』，是充滿了怎樣失望與狼狽的氣氛，便不難想像魯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

從1906年結婚起，到1926年，整整20年，魯迅的家庭生活是和朱安這樣一個舊式女性聯繫在一起的。魯迅對舊女性太熟悉，太了解了，因為她就真正切切地在他眼前，形影不離，時時刻刻讓他體會到「濃黑的悲涼」。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朱安「作為一個舊式女性，在不斷追求著新社會的丈夫的心中，她像一片無法醫治的病灶一樣牢牢地駐紮下來。」

雖然他稱她為「婦」，當她不存在，可是他提筆的時候，盤旋在他腦海的正是那個整日愁眉苦臉操持家務的主婦，「兩隻陰凄凄的眼睛恰恰釘住他的臉」，將他逼到牆角，無路可逃。

然而，情況也在發生變化。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是新文化的發源地，這裡聚集著大批的知識分子，其中也包括從各地來到北京求學的女學生。這一時期比起「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社會上對於「自由戀愛」、男女社交有了更大的包容度。此時的魯迅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女性。查魯迅日記，從八道灣到西三條，特別是他擔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講師後，常有一些女學生登門拜訪，她們都是與朱安迥然不同的新女性。

最早出現在魯迅家裡的女性有我們前面提到過的許羨蘇、俞芬、俞芳、俞藻三姐妹等。此外還有一位王順親。

王順親（1899-1947），本名王純卿，浙江紹興人，魯迅日記中寫作「王順親」。1925年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畢業後先後在武昌女中、浙江金華八婺中學等校執教。抗戰爆發後，全家逃難到紹興會稽山腹地湯浦，在舜陽中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在紹興縣立初級中學任教。，1925年元旦的魯迅日記里記載他們一起去吃飯、看電影：

一日 晴。午伏園邀午餐於華英飯店，有俞小姐姊妹、許小姐及欽文，共七人。下午往中有天看電影，至晚歸。

不久魯迅家裡又回請孫伏園等：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治午餐邀陶璇卿、許欽文、孫伏園，午前皆至，欽文贈《晨報增刊》一本。母親邀俞小姐姐妹三人及許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

許羨蘇與俞氏姐妹都是紹興人，她們都是魯迅家的常客。

左起：俞藻、俞芳、魯迅的母親魯瑞、許羨蘇。

以上這幾位小姐，除了王順親有點陌生，其餘幾位都是魯迅家裡的常客。王順親本名王純卿，也是浙江紹興人，考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後不久，與許羨蘇、俞芬等結識。這幾位小姐，因為同鄉之誼，所以與魯迅一家來往密切。特別是魯老太太初到北京時，聽不懂北京話，也吃不慣北方菜，處處都不習慣，因此非常喜歡她們來串門。據許羨蘇自述，她們還常給老太太和大太太代買物品：

「以後我和俞芬無形中成了老太太和大太太的特約採購員，每到星期日去八道灣的時候，把上一星期她們二位囑買的東西送去，臨走時她們又把要買的東西告訴我們。……這使我和俞芬成了每周必去的訪客，盡量的講紹興話，吃家鄉菜，臨走還用口袋裝走吃不完的點心。」

俞芳也有類似的回憶：

「這之前，常聽我大姐和她在紹興讀書時的老同學許羨蘇姐姐談到太師母，知道太師母從紹興搬到北京，話聽不懂，生活不習慣，每遇到紹興人，聽到鄉音，她就非常高興。特別是許羨蘇姐姐和大姐，在紹興讀書時是三先生（周建人）的學生，所以太師母待她們格外親熱，平時常托他們代買些東西，戲稱他們是她老人家的『活腳船』。」

魯瑞愛看古典小說，也常常囑託王純卿代購。魯迅開設中國小說史課程，有的講稿曾請王純卿謄抄。據說後來魯迅與許廣平的結合，王純卿穿針引線，起了不小的作用。

魯老太太是個喜歡熱鬧的人，因此很歡迎這些紹興籍女學生來做客。不過，自1924年前後，魯迅接觸的女性範圍不再限於紹興籍。這一時期在他日記中常出現的女性訪客中，不乏朋友的戀人或太太，如吳曙天，當時是章衣萍的戀人，也是一位才女。

1924年秋，他們由孫伏園介紹與魯迅相識，經常訪問魯迅。此外，如荊有麟和金仲雲夫婦也常雙雙上門拜訪。而更多的是女師大的活躍分子，如陸晶清、呂雲章 呂雲章、林卓鳳 林卓鳳等。自然，還有一位許廣平，從1925年3月第一次與魯迅通信起，她不僅成了這家中的常客，後來有一段時間還住在了這裡。

1924年9月至1925年，魯迅日記里還多次提到一位胡萍霞。1924年9月14的日記提到一位胡人哲：「十四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楊蔭榆、胡人哲來。」楊蔭榆時任女師大校長，這天是來送聘書的。胡人哲當時為該校舍監，又名萍霞，湖北孝感人，1920年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保姆講習科畢業。從日記看，胡萍霞有一段時間常給魯迅寫信，還寄文稿向魯迅求教。關於這位胡人哲，徐伏鋼《張友松：藏在魯迅日記里的翻譯大家》一文里順帶也提到了她：

……我原來以為，張友松早年的南洋之行是因了郁達夫的介紹。直到後來我舉家移民新加坡後，在新落成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九樓中文圖書部查閱資料時才發現，其實張友松是在1921年夏天中學畢業後，受了當時在蘇門答臘教書的一位叫做林熙盛的中學同學邀請，同大姐一道來南洋的，比郁達夫早了整整 20年。

他們這趟下南洋，隨行帶了張挹蘭的大學同學、一位叫胡人哲的女教員，原本是要介紹給林熙盛做太太的。不想到達蘇門答臘後，林嫌胡人哲人「太丑」，而胡也嫌林熙盛「不懂文學」，結果兩人戀愛沒有成功。

後來胡人哲在當地嫁給同一所學校的一位「自命為文學家」的青年同事，此人姓李。誰知結婚不到三個月，新郎官「李文學」就死了。胡人哲為此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以後回中國寫了一些傷感的詩文發表，引起魯迅同情和撫慰。張友松回憶說，以後她病重時，魯迅還曾兩次親自上門探望。

胡人哲與張友松的姐姐張挹蘭是同學，1927年張挹蘭與李大釗等被殺害後，胡人哲在《中央副刊》上發表了《念挹蘭》（詩）、《所不能忘懷的慘死者——挹蘭》及《李大釗同志之被捕》等紀念性文章，她還在《中央副刊》第十五號（1927年4月5日)發表《企望我們的領導者——魯迅先生》，署名「萍霞」，可見她也是魯迅的崇拜者之一。1924年12月20日的魯迅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下午訪胡萍霞，其病似少瘥。」可見魯迅確實去探望過病中的這位才女。

以上我們對魯迅1923年至1926年間接觸較多的女性做了一個粗略的掃描。她們大多是20歲出頭的在北京求學的知識女性，是時代的佼佼者。她們剪短髮、穿黑布裙，態度落落大方，渾身上下散發著清新的氣息。相比之下，當時的朱安，已經四十多歲，從外表到著裝都顯得暮氣沉沉、過時落伍：

大師母個子不高，身材瘦小；臉型狹長，臉色微黃，前額、顴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帶幾分病容。眼睛大小適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髮髻。腳纏得很小，步履緩慢不穩。她當時雖只有四十多歲(比大先生大兩歲)，可是穿著打扮比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綢裙外，其他季節的衣服都是色澤較深較暗的，樸素整潔。從外形看，是舊式婦女的典型模樣。平日少言寡語，少有笑容。

來到北京後的朱安，就是以這種「老式」的形象出現在訪客的面前。女學生們打量著魯迅的這位舊式太太，懷著一絲好奇和些許的同情，那眼光彷彿是打量一件老古董。許廣平在給魯迅的信里直言不諱地稱其為「遺產」：

「舊社會留給你苦痛的遺產，你一面反對這遺產，一面又不敢捨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裡就難以存身，於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遺產。」

1926年11月22日許廣平致魯迅的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224頁。其他進出這個家的女學生們，對於魯迅的這位舊式太太，照理應該有一些印象，但從陸晶清、吳曙天等的回憶錄里，我們看不到她們的任何觀感。許廣平的話，基本代表了她們這批新女性的觀點。

也許，對反抗舊家庭跑到大城市來的女學生們來說，朱安這樣的小腳女人實在是太煞風景了！許羨蘇與這個家庭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但她後來的回憶錄只是客觀敘述魯迅一家的生活，幾乎不流露自己對於「朱氏」的看法或評價。因此，除了俞芳那篇展示朱安內心的充滿同情的文字，我們竟找不到其他同性者來見證朱安當年的生存狀態。

生活在北京的朱安是寂寞的，因為不被丈夫所愛，她不可能像別的太太那樣擁有自己的交際圈子，她的生活空間極其狹窄和封閉，生活極其單調。對她來說，所謂外面的世界就是那些來來往往的客人們。即便是足不出戶，從來訪的客人身上，朱安也本能地察覺到魯迅的生活正因她們而發生著變化。

在中村龍夫的文章里有一段描述朱安對於許羨蘇的感受：

在女學生中最為頻繁來訪的是許羨蘇。羨蘇是俞芬的同學。到西三條來的時候，從買點東西開始，把朱安泡好的茶送到魯迅房間里，有時也幫做細小的家務。

有時候晚上很遲了還在魯迅房間里。魯迅就派常來拉車的車夫送她到校舍里去。

在魯迅的日記里，每行開頭有H字的是有關許羨蘇的事情，因為許的音標記號是Hshu的緣故。在師生之間好像有了秘密關係，朱安用女人的感覺也是可察覺的。

有時候，魯迅帶著羨蘇回來的情況也有。

「師母！我把這買來啦！」

說後，她把一包東西交給了朱安。這是朱安從來沒有看到的西洋點心，朱安把沏好的茶拿到丈夫房間去的時候，兩人就急忙把話停下來了，羨蘇斜著眼看窗外。朱安在這個女學生身上有看到女人的感覺。

中村龍夫說「H」代表許羨蘇，這是不確的，而且他的描述更像是在創作。但也可以想像，當女學生踏進家門時，朱安的心情必定是很複雜的。作為一個沒有知識，沒有謀生能力的家庭婦女，她的自卑是雙重的。在男性面前，她已經習慣了低頭。在新女性面前，她又一次發現了自己的缺陷，陷入更深的自卑。在她們面前，她本能地封閉起自己的內心。就像是蝸牛的觸角，遇到異物，立即把身體縮回到黑暗的殼裡，從此活得越來越瑟縮。

身為舊女性，朱安對於新女性抱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和敵意，這是可以理解的。也許，對於所有來訪的女學生，她都會因為自卑而對她們抱著一種戒備。當她目送家中那些穿著竹布短衫玄色短裙的女學生，當她端茶遞水時，見大先生正在讀著不知是什麼人的來信，她的心情大約是很沮喪的。以她的能力，她無法了解大先生心裡在想些什麼，只是在一旁擔心地窺伺著，「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鎮靜，雖然竭力掩飾，總還時時露出猶疑的神色來……」

落地的蝸牛

1925年的魯迅。

不知是從哪一天起，她發現大先生的神情發生了某種變化。中秋節的時候，大先生和女學生們一起喝酒，在朦朧的醉意中拍打一個個女學生的頭；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許廣平剪頭髮……她第一次發現，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而這，都是因為一個新女性的出現。

察覺到這一點，朱安的內心肯定有種說不出的落寞。而魯迅這方面，內心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掙扎。魯迅對於女性的看法一度是萬分悲觀的。1923年12月他在女高師文藝會上發表題為《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指出娜拉離開家庭後的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還有一條，餓死了」。

據俞芳回憶，曾有不少人勸說過魯迅放棄朱安：「當時大先生的朋友、學生們都是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大多思想進步，特別是孫伏園、章川島、常維鈞等人，思想都很解放。他們都曾勸過大先生，有的直言不諱地說：既然沒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負擔她的生活費，這是很客氣也很合理的辦法，何必為此苦惱著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犧牲品呢?」

青年時代的許廣平，攝於1926年左右。

確實，在對待婚姻的問題上，魯迅跟同時代知識分子如胡適、陳獨秀、徐志摩等相比，都要更為彷徨，更為矛盾。在巴金的小說《家》中，覺新身為高家的長子長孫，不得不犧牲掉個人的自主選擇，按照家族長輩的意思走進婚姻生活。「接受了新思想，卻生活在舊式的空氣中」——這正是魯迅那一代人命運的寫照。

然而，就拿魯迅和胡適來說，他們的做法也不盡相同。作為「五四」時代名噪一時的新人物，魯迅與胡適的婚姻都是全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舊式婚姻。

但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在「五四」時期，曾經獲得社會上各種人物的讚許，特別得到許多舊人物的恭維，被認為是舊式婚姻中罕見的幸福的例子。對此，胡適在寫給好友胡近仁的信中曾有如下表白：「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胡適出於對母親的孝心，對江冬秀的同情，奉母命成婚。這一點與魯迅並無不同。但他於婚後又「力求遷就」，極力表現閨房之愛，強以恩愛的外表，來掩飾無愛的內心，這魯迅是絕對做不到的。

魯迅的矛盾在於，他決定陪著無辜的女性做一世的犧牲，可同時他又不願意遷就朱安的那些缺點，不願違心地表示「虛偽的溫存」。當然，可能也因為這是「母親娶來的媳婦」，礙於母親的情面，考慮到母親的感情，他也很難有所決斷。

20年的時光，他就這樣帶著壓抑痛苦的心情步入中年，心理承受著巨大的煎熬，也把自己逼到了一個死角。但也許，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下，反而能獲得轉機。在1925年寫作的《傷逝》中，他反反覆復地念叨著「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正如小說的主人公涓生，他的內心在苦苦地掙扎：

我同時豫期著大的變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沉默。

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了，懺悔了。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著。

1925年的魯迅，內心交戰著。「他」曾想到「她的死」，不想被「她」捶著衣角，一同滅亡。雖然他馬上萌生了一種罪惡感，自責而且懺悔。但畢竟，他曾希望過「她的死」，在心底里宣告了「她的死」。

我們知道，最終促使魯迅「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的人，是許廣平。經歷了女師大學潮、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對女性的評價明顯發生了變化。在發表於1926年4月的《記念劉和珍君》中，他寫道：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這意義，不止是證明了中國女子的勇毅，而且也讓魯迅重新認識了女性的美好。

1926年8月26日，魯迅在日記中記下了他離開北京，走向新生活的那個時刻：

二十六日 晴。……子佩來，欽文來，同為押行李至車站。三時至車站，淑卿、季芾、有麟、仲雲、高歌、沸聲、培良、璇卿、雲章、晶清、評梅來送，秋芳亦來，四時二十五分發北京，廣平同行。

他是和許廣平一同出發的。北京車站上送行的人群中，沒有母親和朱安。她們站在西三條的門口，目送他遠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衚衕盡頭。這一幕就像魯迅18歲的時候離開故鄉，不忍回頭看年邁的母親流淚的樣子。也許他也有一點怕看見站在母親身旁的那個矮小的身影，她那落寞的神情……

魯迅離開後的西三條里更寂靜了，幸而有許羨蘇一起幫忙管理家務事，還有俞家三姐妹也常常過來，陪老太太說說話。許羨蘇深得老太太的喜歡，她在西三條，完全就像是這個家庭中的一員。有人認為，如果魯老太太還能選擇一次媳婦，她一定會選擇許羨蘇。但是，魯老太太一定也明白，這種事只能由本人自己做決定。

魯迅1927年1月11日致許廣平的信里提到「令弟」，即許羨蘇：「我托令弟買了幾株柳，種在後園，拔去了幾株玉蜀黍，母親很可惜，有些不高興，而宴太即大放謠諑，說我在縱容著學生虐待她。力求清寧，偏多滓穢，我早先說，嗚呼老家，能否復返，是一問題，實非神經過敏之談也。」

「宴太」即羽太信子，意指他當年是被日本女人趕出家的。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同居一事，也是由這位二太太告知了朱安。1929年5月魯迅隻身一人回到北京看望母親，才知道關於他和許廣平同居的事，在京城已經傳得紛紛揚揚：

「關於咱們的故事，聞南北統一以後，此地忽然盛傳，研究者也很多，但大抵知不確切。上午令弟告訴我一件事。她說，大約一個月前，某太太（指朱安）對母親說，她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帶了一個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氣忿。而母親大不以氣忿之舉為然，因告訴她外間真有種種傳說看她怎樣。她說，已經知道。問何從知道，她說，是二太太告訴她的。我想老太太所聞之來源大約也是二太太。而南北統一後，忽然盛傳者，當與陸晶清之入京有關。我以小白象（指許廣平已經懷孕）之事告知令弟，她並不以為奇，說，這是也在意中的。」

朱安從羽太信子那裡聽說這消息後，並不是直接說出來，而是對婆婆稱自己做了一個夢。她氣忿的心情不難理解，但她向來都是聽婆婆的，這一次也不例外。

魯老太太聽說許廣平懷孕的事，自然是喜出望外。魯迅給許廣平的信里寫道：

「……前日到家，母親即問我害馬為什麼不一同回來，我正在付車錢，匆忙中即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才告訴她火車震動，不宜於孩子的事，她很高興，說，我想也應該有了，因為這屋子裡早應該有小孩子走來走去了。這種『應該』的理由，雖然和我們的意見很不同，但總之她非常高興。」

在北京，可以設想，朱安身邊幾乎沒有能吐露心事的人，也沒有人能為她紓解內心的煩悶。有一回魯迅自上海寄來照片，告知與許廣平同居的消息，雖然早就預料到了，但朱安還是很難過。當俞芳問她「那你以後怎麼辦呢」，她一下子被觸動了心事，顯得相當激動：

「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她又給我打了一個比方說：「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她說這些話時，神情十分沮喪。她接著說：「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師母)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俞芳聽了很意外，她久久地看著大師母，但一時想不出一句合適的話來安慰她。她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師母會對她說這些話，感覺眼前好像真有一隻蝸牛落地跌傷了，再也爬不起來了。她記得大師母曾偷偷跟她們學體操，曾經也在老太太的勸說下剪去了髮髻，不錯，她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接近大先生，可是，最終還是落空了……

這是朱安唯一一次對外人訴說自己悲哀的心境。大概實在是無人訴說吧，她竟然向比自己年紀小三十多歲的鄰家女孩敞開了心扉。可是，她馬上又覺得自己失言了，連忙叮囑俞芳：「我也是隨便說說的，你不要把話講出去。」俞芳忙向她保證不會說出去，她一本正經地回答：「是的，是的，我相信你口緊，才和你說的。」或許，她覺得自己流露了某種妒忌的情感，這是不妥當的。

據荊有麟回憶，有一回，朱安曾有過這樣的抱怨：

據先生太太朱女士在北平時，對內人講：「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先生的婚姻生活，可見一般了。

荊有麟的太太名金仲雲，根據魯迅日記，她自1925年7月起曾多次和荊有麟一起到西三條拜訪。大概就是這一時期朱安向她吐露了心事。從這抱怨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因為沒有生兒育女，朱安感覺到自己被婆婆嫌棄，她的內心承受著不小的壓力。

1929年9月27日海嬰出世了。據俞芳說：消息傳來，太師母十分高興。當大師母得到這個喜訊時，也十分高興。她為什麼高興呢?原來她思想上已考慮過：當時她自己已是五十齣頭的人了，過去常常暗自思忖，此生此世是不可能有孩子了。按紹興習俗，沒有孩子，也屬婦人的一個「過錯」。現在有了海嬰，他是大先生的兒子，自然也是她的兒子。

整個社會，包括她自己無端加給她的「罪名」，現在得到赫然「赦免」，怎麼不高興呢?而且，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想到有了海嬰，死後有海嬰給她燒紙，送羹飯，送寒衣……閻羅大王不會認為她是孤魂野鬼，罰她下地獄，讓她挨餓受凍的。於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興。

因為有了這樣的想法，或者也是出於無奈，朱安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魯迅1932年11月回京探望生病的母親，這期間他給許廣平的信中提到：「某太太於我們頗示好感，聞當初二太太曾來鼓動，勸其想得開些，多用些錢，但為老太太糾正。」這「某太太」，就是指的朱安，她的「好意」裡面無疑有著把許廣平作為第二夫人而表示接納的意思。對朱安的頑固的舊式思維，魯迅採取的是不置可否的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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