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道光時的懶政：索要房租致兇殺案，立案17年竟還沒開始審理

嘉道時期（1795年到1850年），是中國全方位落後於西方的關鍵時期，在此時期，西方在科技、教育等方面要強於中國。我們的國人的眼界、心胸開始狹窄。

同時，經過「文字獄」洗禮，整個漢族精英階層噤若寒蟬，特別是江南文人也失去了過往的「士人精神」。雖然，湖湘文人集團藉此機會脫穎而出，但嘉道時期所培育的「經世致用」之學，也僅僅是在器用方面進行奮進，而失去了對皇權、官僚權力的制衡。

整個清朝官場，已經不可阻擋地向下沉淪。無奈的是，這個時期又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倒退，也即史稱「道光蕭條」。

嘉慶

（1）嘉道時期的吏治、經濟與民變

道光時期，從皇權角度說，在繼承了漢人皇權的優點的同時，道光卻放到了漢人皇權的缺點。例如道光在勤儉節約方面值得讚賞，但在吏治方面則比嘉慶更加後退。

嘉慶在吏治方面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懼怕農民起義而對吏治謹小慎微。道光卻純粹因為其經歷、理念、能力、魄力而造成改革失敗，錯失了許多再發展的機會。在道光年間，中國確實是相當程度地「閉關鎖國」了。

進入十九世紀後，需要進口白銀的中國，因為黃金白銀的比價問題，反而大規模地出現了「白銀外流」現象。催生出「銀貴銅賤」問題。

銀主要富人、官員之間在貨幣流通時的主要貨幣，銅錢則主要是升斗小民之間的主要貨幣。在銀貴銅賤、通貨緊縮的壓力下，物價指數不斷降低、經濟由此蕭條。

清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也開始降低，國庫空虛問題再度顯現。這時，鴉片流通問題又開始使問題雪上加霜。

以上諸多問題的主要負面因素，則基本由底層百姓承擔。富人靠巴結權貴，權貴靠手中的權力和地位將各種負擔轉移到了窮人身上。再加上從乾隆後期就越來越嚴重的吏治腐敗問題，一切一切的問題，終於催發出各種問題並使其集中爆發。主要代表就是各種民變。

道光

（2）嘉慶以身作則希望帶頭使吏治清明

那一時期，包括道光皇帝在內的權力集團，並非不知問題的嚴重性。但一來，他們認為中國能夠堅持下去，希望未來會更好。二來，他們並沒有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因此，不敢下定決心去處理，生怕由此引發大的動亂。

在這種情況下，嘉道兩位皇帝主要採取的措施就是希望用道德說教、榜樣的力量來感化官員階層，然而，道德感召根本就不可能實現貪官不在貪腐，老百姓不在民變。

在吏治方面，嘉慶繼位後，表面上看中國富庶得很，其實已經落後於世界民族大潮。內部階級矛盾非常嚴重，農民起義、民族起義此起彼伏，國庫也很空虛。在此情況下，發生的和珅大案，使清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收入的不足，也震懾了貪官污吏。

嘉慶帝是想做些事情的，面對乾隆晚期貪腐盛行的局面，在誅殺和珅之後。嘉慶帝就做出了「禁呈寶物」（地方督撫進京面聖、慶典等都要敬獻禮物）的決定，希望以身作則做天下的表率。

嘉慶五年（1800年）三月，肅親王永錫為讓三子能去上書房入學，便私下讓自己的屬下太監轉交給負責皇后膳食問題的太監，這些東西也不是特別珍貴的東西，是一些玉器陳設。

嘉慶帝知道後，將肅親王的職位全部革去。而且，還把親王、郡王們全都叫來，當著眾人的面兒把禮物仍還給了永錫。

嘉慶為政二十五年，除和珅外，一二品貪官共殺兩人一名總督、一名巡撫。

溥儀

（3）雷聲大雨點小的嘉慶

在為政方面，嘉慶的改革則是雷聲大雨點小。例如在懶政方面的處理。按照清廷的規定，欽辦、咨交的案件，必需在四個月內完成，大案、要案可延期但也有具體的時限。然而，實際上，各種案件拖延的情況仍然很多。

這種情況，在嘉慶朝就已經大規模出現了。

僅以《嘉慶實錄》中，有記載的因拖延審理結案而致死的人證就高達56，000多人。在被拖延的案件中，有的被拖延了長達十七年。一件很簡單的案子，竟然經過了下述流程：上告知府89次，上告道台33次，上告布政司9次，上告按察使19次，上告巡撫16次，上告總督11次，共計177次。

案情其實很簡單，嘉慶二十三年（1817年）廣東蕭某向邱某要房租不成，結果殺了邱姓二人。但這麼個簡單的案件，直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還沒有開始辦理。

在懶政方面，道光朝比嘉慶朝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嘉慶登基之後點殺和珅，在政壇立威，心中豪情萬丈。因此，在吏治上較為嚴肅，然而，因為時光流逝，嘉慶的雄心漸漸地消失了。起初的指點江山，變成了末世之君的為政之道。

參考資料：

李連利.帝國病毒：清朝三百年反腐風雲.2015.中國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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