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街和講故事

小編說

本文為《城市的精神 : 全球化時代，城市何以安頓我們（修訂本）》前言。作 者：[加]貝淡寧 [以] 艾維納著 著 吳萬偉 譯。

這促使我們為自己挑選的城市辯護。我們關注的是能夠從個人親身經歷的角度來描寫的城市，使用親身經歷是為了更自信地談論這些城市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的主流方式，我們也想展示自己的生活和道德觀是如何被影響和改變的——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在這些城市中的生活經歷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人們或許能寫出有關新加坡體育或者耶路撒冷爵士樂的精彩文章甚至書籍，但是這些城市大部分居民的生活可能根本不受這些東西的影響。相反，不管喜歡與否，主流精神氣質往往影響了生活在這些城市的居民。蒙特利爾人幾乎毫無例外地必須深入了解這個城市微妙的語言政策，新加坡人也一定受到這個城市國家所推動的共同國家身份認同的影響。正如人們很難想像一個耶路撒冷人會對宗教身份認同的問題一無所知。

我們選擇這些城市也是由更加「客觀」的因素所決定的。我們選擇那些與當代政治思想主要議題有關的城市，也就是說，我們試圖表現和優先選擇特定主題，如追求經濟財富（香港）和追求個人抱負野心（紐約）的城市會帶給我們什麼東西。換句話說，我們選擇那些特彆強調某些價值觀和主題的城市，這些價值觀和主題會讓人們對社會和政治意義進行哲學思考。

從消極的方面來看，我們忽略了那些看起來並沒有表現出主要價值觀的城市，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並討論這個城市的精神。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城市精神在那些對這個城市有所了解的人的身上表現得很明顯。

如何認識這些精神呢？作為學者，我們閱讀過很多有關這些城市的東西，包括小說、詩歌、旅遊指南等。我們需要研究每個城市的文化、社會、經濟、規劃設計，並試圖對這些城市的演變過程做出連貫的歷史敘述。從原則上說，我們應該儘力用「硬」科學來描述價值觀和城市。

一種方法是借鑒民意調查問卷或者價值觀調查數據，雖然這樣的調查往往是為了對比國家或者更大的區域而不是城市的。價值觀優先選擇的另外一個標誌是看這個城市預算中資源的分配：可以預測的是，在蒙特利爾，用來保護語言的預算比例肯定更高；而在牛津，學術和文化所佔的預算比例要更高。谷歌的點擊率也可能是某種優先選擇的標誌，如「耶路撒冷和宗教」有九百萬點擊率，而「耶路撒冷和浪漫」只有一百萬（當然，坦率地說，我們並沒有期待這種膚淺的指標會改變我們的發現）。

或許，更重要的是利用檔案研究和城市規劃者的解釋來了解是什麼價值觀促使他們做了什麼。我們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依賴這種方法，我們相信這種研究方法是重要的，也是可取的。

但是，在本書中，我們主要採用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我們採訪（回訪）了書中描寫的城市，事先安排了與這些城市居民的訪談（如牛津的一個學院院長、巴黎的作家、柏林的年輕政治活動家）。或許，更具爭議的是，我們假設通過逛街和心血來潮式的採訪也能了解到這個城市及其價值觀的很多東西。

在過去四年中，我們一直在這些城市的大街上閑逛，與人們交談，聽他們談論建築、紀念碑、街道和社區，就好像專門說給我們聽似的。艾維納在擔任了系主任後不久再次感受到了這個方法的價值。當他問同事如何更好地了解老師們的需求時，有人建議他只要在走廊上走一走，與隨便碰上的一個人聊聊而不是坐在辦公室等著人上門。

在這個「主觀性」更強、缺乏哲學思辨設計的方法中，城市及其居民不僅是信息來源而且是靈感來源。城市不僅激發觀點而且產生故事和情感，而這些反過來又會催生新的認識。這種「閑逛」方法，對研究巴黎和紐約——這種對我們的身份認同沒有建設性影響的城市非常有用（相反，我們在談到蒙特利爾和耶路撒冷時可能更多依賴的是個人經歷）。當然，在不斷向外擴張和污染嚴重的城市，如北京，逛街的方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就逛街問題再多說幾句。我們不是第一批把逛街作為研究方法的社會學家或哲學家。最著名的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8—1940）援引了都市漫遊者的意象，即長時間在街上漫無目的閑逛的人，作為考察19世紀巴黎的資本主義、消費主義、都市主義興起的方法。

本雅明研究了巴黎的街道，尤其是臨街店鋪——把被鋼鐵和玻璃覆蓋的街道作為現代社會的縮影。在他的逛街描述中，常常以一種含蓄和聯想的方式與歷史、文化和社會學相聯繫。與社會學中許多強調獨立研究者的方法不同，本雅明指出了由親密中產生的知識，即「此時此地」的現場經歷對理解社會現象同樣很重要。

在我們的案例中，我們並沒有提出明確的假設，相反只是聽任城市訴說。我們在逛街的時候，試圖把期待和偏見拋到一邊，對發生的一切保持開放的心態，隨時準備對我們有關城市精神的最初觀點進行修改。比如，我突然意識到蒙特利爾的語言戰爭或許已經接近結束了，因為我注意到蒙特利爾人現在揮舞的旗幟更多是蒙特利爾加拿大人冰球隊的旗幟，而不是魁北克或者加拿大國旗。

因此，我們的方法與數據驅動的研究非常類似，在這種研究中，我們不斷增長的理解是在收集到的數據驅動下完成的，雖然它們其實是隨機碰見的人、看到的建築、與街上人的交談，或解釋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等。這種數據驅動研究方法如今常常遭遇挑戰，因為多數研究者更願意參與假說驅動的研究。

但我們發現，參觀公墓、與店主聊天、參觀主要火車站，都能夠提供新的數據，從而引發新的研究問題和假設。我們是如何選擇要收集的信息呢？我們收集那些可以促使我們對城市精神做出連貫敘述的資料，其中每個故事都和其他故事協調一致，每條資料都有各自的位置。比如，暗示耶路撒冷是和諧之城的故事與這裡有如此頻繁的種族和宗教衝突是不協調的，因此我們就拒絕這個故事。

現在，我們的觀點可能會受到這樣一種說法的質疑：擁有精神氣質的是國家而不是城市。如果我們只描述紐約、牛津、北京、耶路撒冷，這可能是合理的抗辯，但我們在不同的章節中分別描述了北京和香港的不同精神，雖然它們同屬一個國家。而且在有些章節，我們還寫到與之對比的城市，可能是同一個國家的另一個城市。我們還對比了牛津和劍橋、蒙特利爾和多倫多、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由此我們宣稱這些精神代表的是城市而不是國家。

我們的觀點還可能遭遇如下的挑戰，如城市有不止一種精神，因為在任何一個城市內部，因為社會地位、階級、地域、宗教的不同而呈現迥然不同的精神氣質。我們通過採訪不同群體的成員，參考相關文獻和學術著作來找出不同種族群體、社會階級、性別等所共享的精神。

再談一下有關方法的最後一點評論：雖然我們受到本雅明方法的影響，但這並不能解釋我們為什麼以現在的方法而不是更規範的學術研究方法進行研究和寫作。雖然我們羨慕和尊重標準的學術著作，但我們同時認為太多的學術著作已經變得過於專業化甚至遠離了人們日常關心的內容。在試圖描述所看到的真理時，我們更願意用通俗易懂的寫作方式來引起讀者的共鳴。

微信號：csgx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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