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患關係緊張成社會突出問題？學界：解決醫患交際問題是關鍵

拓展醫患交際研究構建和諧醫患關係

作者：孫飛鳳 侯國金 謝友福

近年來，醫患關係緊張已成為我國突出的社會問題。學界認為，暴力傷醫事件主要源於信任危機和溝通不足，因此，如何改善醫患關係不可小覷。國內醫患關係研究側重語言模態，一般以語用學原則和理論探析醫患交際中的模糊語言、衝突性語言等，多集中於醫患交際策略。研究者在這些原則指導下，對醫患交際中所體現的語用策略進行研究，包括禮貌策略、不禮貌策略、回應策略、修正策略。為更好地解決醫患交際問題，需要進一步拓展研究視野，因此國外醫患交際策略研究現狀也值得關注。

國外醫患交際研究的「三論」與「三模式」

國外醫患關係研究始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產生了醫患社會角色理論、醫患交流與溝通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重要理論。「醫患社會角色理論」從醫患雙方的社會角色、社會態度和社會行為的框架看待醫患關係，規定了醫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提出醫患關係的三模式：主動—被動型、指導—合作型、共同參與型。「三模式」為醫生的臨床決策和行為扮演提供了理論指導，直接促進了醫患關係的改善。「醫患交流與溝通理論」以患者為中心，認為醫患雙方是相互協商而非醫生命令、患者遵從的關係，因此患者可以存疑而問，醫者則要耐心解答和解釋，但也必須承認醫生與患者在教育程度、職業訓練、權威或權力、社會地位、文化因素、種族歸屬等方面的差異會桎梏其間的有效溝通。「信息不對稱理論」則認為，醫患雙方的醫學知識明顯不對稱，雙方尤其是患者存在信息不通達問題，所以人們習慣把醫生的診斷、處方和醫囑奉為「聖旨」，患者並沒有多少商榷的餘地。

溝通，對於醫者旨在準確有效的診治，對於患者也是如此。醫患溝通有利於創造良好的醫患人際關係，促進癥狀和醫治信息的交流，讓患者參與治療決策。醫患溝通首先取決於醫者的態度，而非口頭語言或書面處方。Ha和Longnecker撰文指出，醫者的不擅溝通，對醫治信息保密（剝奪患者的知情權），加上必然導致的患者抵觸心理，構成了醫患溝通的藩籬。為此，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策略，如醫生提升溝通技巧、加強溝通訓練、協同溝通、衝突管理、培養健康信念等。另外，如Fentiman所云，患者應努力克服焦慮和恐懼，清晰描述自身疾病，主動參與醫患互動，必要時調整表達策略，同時要體諒醫生的工作負荷，以降低不切實際的期望值。

國外醫患交際研究兼顧兩類模態

交際分語言和非語言兩種模態。前者的醫患交際策略涉及諸多方面，突出表現在敏感話題、禮貌問題以及醫療行話問題。

以敏感話題為例，Silverman和 Bor考察了HIV諮詢會話中醫患雙方如何描述患者與其性夥伴的關係，認為醫生對微妙話題表現出尷尬可以傳達對患者的同情，而且醫生應使用中性詞句來描述，並鼓勵患者直言不諱。Tsai的研究發現涉及死亡時，醫生可多使用模糊語，因為與死亡相關的面子威脅可以通過模糊達到緩和，患者也會因此自願地提供逝去家人的信息。Demmen等採用語料庫方法，發現患者、家屬和醫護人員在談論疾病尤其是癌症時，廣泛使用暴力隱喻特別是軍事隱喻，這也是模糊語。不同的採訪對象、在線論壇類型以及利益群體在隱喻使用的鮮活度和頻率上有所差異。

根據Semino等人的研究，癌症患者在描述疾病時，每1000個詞中有1.5次暴力隱喻或旅途隱喻，醫護人員在類似的在線寫作中則較少使用此類隱喻。研究表明，患者使用暴力隱喻既表達和強化消極情緒，也能激勵鬥志，而使用旅途隱喻主要表達和強化積極情緒。關注患者使用隱喻的功能，有助於與患者進行有效溝通。

關於醫療行話即專業用語與日常用語的矛盾，Mishler和Barry等人的研究融入了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思想，發現上述矛盾壓制並損害患者各種利益，可能導致非人性化且低效的醫療服務。Barry等人認為，醫患雙方若僅用醫療用語，只能解決簡單的治療問題，卻未進入患者的「生活世界」，還會阻滯和冰封患者作為社會個體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有釀造惡果的危險。

關於禮貌問題，Iragiliati的研究表明，「積極面子」是靠親密稱謂形成和維護的。例如，通過使用4種不同的當地稱呼語，把對方的稱呼個人化，以示親密；也可通過使用當地方言中不同的「先生」稱謂，使用社會身份標記，建立友情紐帶。「消極面子」則是通過使用顯示距離感的稱呼構建的，包括水平距離、垂直距離、非人格化、尊重，等等。例如，用「您」（而非「你」）、頭銜或「先生」等尊稱表示尊重。該研究表明，醫生和醫護人員使用禮貌策略有助於交流必要的社交信息，以提高療效。醫學院師生要進行禮貌策略及相關用語的培訓。

非語言模態的醫患交際策略研究，涉及醫患雙方在交際過程中使用的手勢、體態、眼神、注視、物體道具等非語言資源。Nielsen研究了醫生是如何一邊看電腦上的諮詢記錄一邊跟患者交流的：醫生轉向電腦時，通常是為了查詢患者的病史記錄，增添新信息，告知有關檢查結果，開處方，填寫診斷結果，預約下次諮詢等。Ruusuvuori的研究反對脫離同患者互動而專註電腦病歷的研讀，因為這樣可能使患者感覺醫生沒有聆聽或關注自己的疾病和訴求，因此，醫生使用電腦時應該通過（有聲）言語和注視、手勢、體態等無聲語言的互相配合，保持與患者的互動。

研究顯示，以陪同翻譯為媒介的醫患互動，因社會文化上的差異及語言溝通上的障礙，情況就更為複雜。Pasquandrea以譯員為中介的多模態醫患互動為研究目標，考察了一個醫患互動語料庫，涉及多個義大利醫生、一個中國患者及一個陪同翻譯。由於不能與患者進行直接溝通，而又必須管理與患者的多方、多任務會話，醫生不得不大量地協同運用多模態來實施多行為。

洋為中用，和諧醫患

在工作壓力大的現代社會，隨著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識的不斷提高，求醫問診者越來越多，其就醫需求也越來越多樣化。我國醫患關係研究，除了保留和繼續既有的模式和風格，如採用語用策略的研究方式外，還可吸收借鑒國外有益經驗。

首先是國外醫患研究的「三論」，即上述醫患社會角色理論、醫患交流與溝通理論和信息不對稱理論。我們也要重視和研究中國現實生活中的醫患社會角色、醫患交流和信息不對稱問題，並有針對性地提出改進醫患關係的可行方案。其次是「三模式」，即上述醫患關係的主動—被動型、指導—合作型和共同參與型這三種模式。我們也要關注和考察中國現實生活中的「三模式」。患者文化水平、所處社會階層和醫療保健知識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其在醫患關係中的模式傾向。醫務工作者可以根據患者的模式傾向選擇相應的溝通策略。再次是多模態交際策略的研究。我們不能固守語言模態之一隅，而是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積極探討非語言模態的醫患關係改善辦法。中國幅員遼闊，方言和亞文化眾多，很多地區的流動人口規模日趨增大，那麼，醫患交流中除了語言和非語言的不和諧，還勢必出現方言之間及亞文化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可以說，醫患溝通的過程實際上是醫患雙方不斷選擇語言和非語言多模態進行意義生成和傳遞的過程。雖然語言模態在醫患溝通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醫生若囿於語言甚至醫學行話與患者交談，就容易造成欠額溝通。因此，還要調動音韻、手勢、表情、道具等非語言模態，進行多模態的意義和情感交流。

要切實解決我國近年來醫患關係緊張的問題，既要大力倡導和努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一步提高醫護人員的技術水平、服務水平、職業（醫療）道德，以及患者及其家屬公民素質和道德品質，也要從中國實際和中國國情出發，探索出行之有效的醫患關係溝通策略和技巧，為醫患和諧和社會穩定發揮有力的促進作用。

（本文系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病房語境下醫生交際策略的多模態研究」（FJ2015B251）和華僑大學「語用修辭研究創新團隊項目」 （201700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外國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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