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死後，福王朱由菘是如何脫穎而出登上南明帝王的？

原標題：崇禎死後，福王朱由菘是如何脫穎而出登上南明帝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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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在煤山自縊後，等有一些「風聲」傳到南京已經是十幾天後的事了，南京還搞了「誓師勤王」的儀式，這表明當時南京方面得到的信息存在著嚴重的延遲。崇禎帝是在4月25日駕崩的，5月5號勤王之師剛過長江就停止了前進，因為有進一步的消息傳來。然而對於消息的準確性和來源的可靠性，南京方面還是保持懷疑的警惕態度。計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講到當時的情況時說：「廿九日丁巳，淮上始傳京師陷，眾猶疑信相半。」

直到此時，眾人也只是聞聽國都已經陷於賊手，對於國君處境還是不知情。又過了十天左右才有關於崇禎已殉國的準確消息傳來：

丁卯（5月15日）。京營李昌期至淮安，告巡撫路振飛以大行之喪。振飛集士民告以大故。(《國榷》)

又過了好幾天這一消息才被送到南京高層，關於準確時間各方史料記載存在一些出入，根據顧炎武的說法是5月17日，「烈皇帝凶問至南京」。（《聖安皇帝本紀》）而《國榷》中的記載則是5月18日，「先帝凶問至南京」，前後相差一天。

南京方面在得知這一消息後，最本能的反應就是對這一重大變故進行核實。一直等到5月30號，南京官方才最終確認了這一噩耗，隨即兵部尚書史可法召集眾位同僚商量對策。（「北信報確，史可法約眾大臣出議」——《明季南略》）

也就是說對於這樣一個天大的變故，做為留都的南京方面最終確認，已經距離事發過去了一月有餘。即使考慮到當時的客觀條件限制，信息傳播速度不能像我們現在這樣迅速，這一延後的時間跨度也是不太正常的。

明代的驛遞機構分為三種：驛站、遞運所和急遞鋪。遞運所主要負責運送物資和使客，急遞鋪專門遞送公文，驛站則負責送使客、飛報軍情、轉運軍需物資等。到明中葉，急遞鋪慢慢廢棄不用，遞送公文的任務改由驛站承擔，同時不少遞送所也併入了驛站。國君駕崩這樣重大的消息，如果用當時最高等級的傳驛速度來計算的話，南京和北京相距一千一百公里左右，如果在正常情況下這一消息應該三至五天就能傳達到。

專制集權體制之下「國不可一日無君」，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因此待到南京方面確定崇禎已死的消息後，他們面臨的第一個重大議題便是選定一位新的君主。按照皇位繼承的順序，第一方案也是最佳和最簡明的方案，當然是由崇禎的兒子來繼承大統。「甲申之變」時崇禎諸皇子中，尚在人世的有三位，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然而，這三人在北京被李自成的大順軍攻破之後就已經下落不明。

既然崇禎諸子全無下落，那麼只能考慮從明朝皇室的近支藩王中選擇。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事又緊急，可供選擇的範圍也有限，無非從南逃到淮安的諸位藩王中挑選一個。

早在京師陷落之前，各宗藩就已經紛紛選擇南逃了。到4月27日，也就是崇禎在煤山自縊後剛兩天，就已經有四位親王到達了淮安。分別是封地在開封的周王、衛輝的潞王、汝寧的崇王和最為落魄的福王。

雖然同為流亡，但其他藩王都還保持著起碼的王公派頭，唯獨福王倒像個叫花子一般流離漂泊。據當時所見者對福王形象的描述：「葛巾蔽袍而已」，堂堂親王的落魄可見一斑。實際上福王一家也是明皇室近支親王中最早落難的，老福王朱常洵死得也很慘。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陽城，殺朱常洵和梅花鹿一起烹煮做下酒菜，還取了個名頭叫「福祿宴」。

當時在南京城裡的主流聲音，「大臣多意在潞王」，其實說白了也就是東林黨人都有意讓潞王繼位。首先提出這個倡議的就是錢謙益，做為當時南京城中東林黨的魁首，他的號召力自然非同一般。最為關鍵的是首席大臣史可法也傾向於潞王，但史可法也有自己的擔憂，他認為「潞王倫稍疏」，「親且近莫如福王」。按照封建禮法的繼承權原則，血緣關係的親疏是決定性的因素。那麼為何做為南京政壇主流聲音的東林黨人和史可法都更傾向於潞王呢？

史可法在給時任鳳陽總督馬士英的回信中所作的解釋是福王失德，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等，以此認為福王難主天下。而「潞王素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昭穆亦不遠也。」這也是以錢謙益、呂大器、張慎言等人為首的東林黨的一致意見，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賢愚的標準要比倫序來得重要。若果真如此，那麼在我等看來也無不可，然而潞王朱常淓「素有賢名」的說法恐怕我們還要打個問號。

福王是個戲迷，而潞王好古玩，「指甲長六七寸，以竹管護之。」（《南渡錄》）二人相比同為頑固子弟，公子哥做派不相上下，很難說誰賢誰愚。當時的太常少卿張希夏，就在私下裡和《南渡錄》的作者李清說起過他對潞王的印象，認為：「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更有人認為，潞王和錢謙益這對組合與福王、馬士英這對組合本質上不會有什麼差別。（「使王立而錢謙益相，其敗壞與馬士英何異！」）

也就是說所謂「潞王素有賢名」之說以及貶低福王的「七不可」，極有可能是東林黨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一種輿論宣傳。那麼這其中又有何內情呢？

要把來龍去脈梳理清楚，我們不得不讓目光做一次時空上的跨越落到萬曆年間的所謂「國本之爭」的一系列事件上。萬曆九年（1581年）的一天，神宗朱翊鈞在去慈寧宮給太后請安的時候，沒控制住荷爾蒙的衝動，「私幸」了一名宮女王氏，使其懷有身孕。次年六月神宗冊封王氏為恭妃，八月恭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洛，也就是萬曆皇帝的皇長子。

朱常洛

等到朱常洛已經長到十九歲了，萬曆皇帝卻還是遲遲不肯將他立為太子。此中原由，最為關鍵的是萬曆心中對太子的人選另有所屬。那就是他最寵愛的鄭貴妃為他所生的一位皇子，也就是後來的老福王朱常洵。由此便引發了萬曆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國本之爭」。

經過滿朝大臣高舉禮法倫序的大旗往複相爭，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不得不立朱常洛為太子，同時將包括朱常洵在內的其餘四子封為親王。後來其他幾位親王均按照祖制到封屬藩國就食，唯獨把福王留在身邊。這是不符合規矩的，按照明朝禮法，親王成年後必須到封地居住，而且無宣召不得入京。圍繞這一問題，大臣和萬曆皇帝之間又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拉鋸戰。最終萬曆不得不妥協，1614年三月，福王離京就藩於洛陽。

由此我們基本可以得出結論，東林黨人之所以非要棄福王而意潞王，比起更像是無稽之談的「潞王素有賢名」，不妨說是因為害怕福王若上台，遙想起當年「國本之爭」的恩怨，來個秋後算賬。

然而現在的東林黨人又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當年自己可是高舉禮法倫序的旗幟逼迫萬曆皇帝放棄冊立老福王朱常洵為太子的心思的。如今他們等於將自己放置在了「國本之爭」時自己立場的反面，這樣一來可謂騎虎難下。這或許就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最後福王成功「逆襲」，馬士英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馬士英這類人是典型的投機分子，心心念念的乃是「定策之功」。計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記載了一種說法，稱馬士英最初其實也是奔著潞王而來的：

或雲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發一日，且渡江，乃奉福王登舟，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兵護行。

請注意「以兵護行」四字，這也是馬士英手中最重要的籌碼。馬士英雖然身居鳳陽總督之職，不在南京政治層的核心。但他爭取到了駐紮在江北明軍主力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人的支持。顧炎武在《聖安皇帝本紀》中也同樣提到：

時士英握有兵權於外，與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敢違。

在這樣一個局面和既成事實面前，哪怕掌控南京主流輿論的東林黨也不得不選擇妥協，筆杆子畢竟硬不過槍杆子。

參考文獻：

李潔非：《黑洞：弘光紀事》

何孝榮：《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

劉中平：《弘光政權建立之微探》

劉彩云：《馬士英與弘光政權》

張玉興：《南明弘光帝失德駁議》

《明季南略》、《國榷》、《南渡錄》、《聖安皇帝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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