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視野中的國民黨：《汪精衛「自傳」草稿》解讀

撰文：李志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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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的來源及其史料價值

中國國民黨是二十世紀中國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過去三十年中，國民黨研究日益從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敘事中分離出來，從中共與中國革命的對立面，逐漸轉變為一個觀察中國現代史的獨立視角。自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出版了大量關於國民黨的研究論著，一些學術成果加深了人們對國民黨和國共關係的理解，提出了新的視野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意義。[1] 國民黨作為一個複雜的政治機體，其內部組織和政治特性也得到日益深入的認識與揭示。正如金以林在《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一書中指出：「國民黨這個團體，成員本來十分複雜，有著不同的政治主張和利益衝突」。[2] 他用「派系政治」一詞來概括國民黨高層政治的特徵，意在強調國民黨內根深蒂固的人事矛盾、利益衝突、思想分歧與路線鬥爭。如今，對於國民黨派系政治之複雜性的認識已成學界共識，許多以往被理解為國共鬥爭的事件，也在國民黨派系鬥爭的視角下，得到了新的闡釋。

汪精衛是國民黨元老與高層領導人，其政治生涯大起大落、曲折多變，充滿戲劇性與複雜性。以汪的人生經歷為線索，探究國民黨的特質和民國政治的演變發展，對於深化中國現代政治史研究、增進人們對於政治、歷史、人性之深厚寬廣的理解，有著積極的意義。在台灣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所藏《吳稚暉檔案》中，有百餘封汪精衛致吳稚暉的私人信函，時間集中在民國初年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對於揭示這一時期汪精衛的政治活動、思想轉變，對於觀察國民黨成長過程中的內部糾紛與派系鬥爭，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近期，美國紐約的汪精衛紀念託管會又向研究者提供了一份汪精衛與曾仲鳴合寫的《汪精衛「自傳」草稿》（手稿影印件，以下簡稱《草稿》）。[3] 本文擬結合這兩種資料，以汪精衛的個人政治生涯為線索，呈現國民黨的內部糾紛與派系爭鬥，希望能對於全面認識國民黨的組織構成和政治特性有所裨益。

據汪精衛紀念託管會負責人何重嘉介紹，《草稿》原件最初由同盟會早期會員、汪精衛陳璧君的密友曾醒收藏，後交由曾仲鳴、方君璧的後人保管，何孟恆在曾仲鳴後人家中看到這份未完成的鋼筆手稿原件。[4] 根據筆跡與內容，何孟恆判斷《草稿》是汪精衛在曾仲鳴協助下寫作的，是一份珍貴的歷史資料。[5] 《草稿》全文約65,700餘字，未註明寫作時間。[6] 文字未經過修飾，字跡亦十分潦草，文中時常夾雜一些法文單詞，段落章節均無標題，但年代標註清楚，時間線索分明。《草稿》以第一人稱「我」或「汪」來撰寫，是迄今所知唯一的一部篇幅較長的汪精衛「類自傳性」著述，記錄了汪自從少年時代起直至1927年11-12月廣州張黃事變與上海會議——這之間的政治生涯。

本文稱《草稿》為「類自傳性」著述，而非《自傳》，因為《草稿》雖以第一人稱書寫，但無作者落款，從字跡上亦無法斷定是汪的親筆之作。不過從內容來看，《草稿》記述汪精衛的個人經歷、政治抉擇與內心世界，其中大量信息可與台灣「黨史館」藏《吳稚暉檔案》和其他各類史料相互印證，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和史料價值。同時，《草稿》從汪的立場與視角出發，論述國民黨與北洋軍閥的鬥爭史及國民黨自身成長、分裂、蛻變的歷史。對於一些重要事件——如反清時期革命黨人的內部分歧、民國初年南北議和的過程、國民黨聯共與改組、中山艦事件等，從親歷者的角度展開論述，是一篇汪精衛執政路線的自我辯護與政策闡釋。因此，無論執筆者為誰，都可將其看作一篇汪精衛的「類自傳性」著述。鑒於這一時期汪在政治中的活躍程度及在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中的中心地位，這也是一部個人政治生命與國民黨的興衰相互映照、密切交織的歷史，為國民黨史和民國政治史研究提供了資料補充。

《草稿》對於歷史事件的描述比較客觀，對於汪精衛本人及其政治夥伴和對手——孫中山、蔣介石、陳炯明、袁世凱等人的評價亦相對平允，是一幅從汪的視野出發所建構的歷史圖景。作為清末民初革命黨的核心成員之一和改組之後的國民黨左派領袖，《草稿》立足於兩種鮮明的政治立場：第一，南方革命黨人的立場；第二，國民黨左派的立場。如果我們同意卡爾·曼海姆在討論一種「綜合性的世界觀」如何可能時曾指出的——在歷史中，所有的政治觀點都只能是「黨派性」的，即片面的，局部的，帶有自身立場的。[7] 那麼，如何真正的「進入歷史」，便不能僅僅依靠以考證的方式去接近局部的「真實」，還必須去考察那些相互對立的經驗所構成的、整體的歷史結構。在民國政治史「北洋研究熱」、「蔣介石研究熱」方興未艾的當下，《草稿》所凸顯的南方革命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視角，將為人們撐起一個更完整的歷史認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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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孫分歧與國民黨的內部糾紛

在國民黨一百多年來的歷史敘述中，有句流傳至今的名言：「華僑為革命之母」。汪精衛政治生涯的起步印證了這一點。1905年汪在東京加入同盟會，1907年隨孫中山到南洋各地從事革命宣傳和組織活動，《草稿》中說：「那時南洋黨部有組織的只有新加坡和Penang（註：檳榔嶼）兩處，自我去後，每到一處，如已經有黨部者則擴充之，無黨部者則另設立。在此幾年間，我在安南、英屬南洋、荷屬南洋、及暹羅等部成立一百幾十個黨部。黨部黨員之成分，以中小商人及工人為最多，大商家亦有加盟者。」自1905-1911年間，國內不斷有革命黨領導的新軍會黨起義，「軍餉由南洋同志所擔任者，有十分之九。」[8]著名的三月廿九日黃花崗起義，「起事之款皆南洋華僑所擔任，竟有人售家產土地以助餉。」[9]

華僑對革命的支援並不僅限於捐款，「自動的回國參加於革命者亦甚多」，「其居留地之學校、報館受其影響而參加革命者亦不少」。[10] 值得一提的是，汪精衛不但在南洋結識了馬來西亞橡膠與錫礦商人陳耕全之女陳璧君，結成一生剖肝瀝膽的夫妻與同志，還受到陳璧君之母衛月朗對於革命的無私支持。《草稿》中記載，當汪精衛、方君瑛、曾醒、陳璧君、黎仲實、黃復生、喻雲紀七人成立暗殺小組，準備決然進京赴死時，中途費用告罄，「陳璧君回南洋見其母衛月朗，將其首飾變賣，所得款盡作此事之費用。衛月朗明知其女赴死，依然罄其所有以助之。」[11] 這位剛柔相濟南洋富商之妻，還同女兒陳璧君一起，加入了同盟會。[12]或許正是這些親身經歷，使汪對華僑之襄助革命，給予了高度評價。而國民黨從誕生之日起，其鮮明的地域特徵和黨員構成基礎，也決定了國民黨的性質，為其日後向全國發展過程中的內部矛盾與分裂埋下了伏筆。

在國民黨從一個主要依靠流亡海外的領袖拿了華僑的錢用在武裝起義上的秘密組織，向一個有著穩固根據地的革命政黨，再向全國性政權邁進的途中，伴隨著的是持續不斷的黨內糾紛、鬥爭和分裂。這些糾紛有的來源於經費與人事紛爭，有的來源於政治思想、理念的衝突和權力鬥爭。汪精衛經歷了這一次次危機與分裂，在《草稿》中留下了記錄。

反清時代，革命黨內最嚴重的一次糾紛，是以章太炎為首的倒孫風潮。《草稿》中說：「吾人至今尚甚歉然者，為推翻總理之陰謀。為此種運動者，章太炎為領袖，張繼等附和之，彼等在東京公然宣布不承認孫先生為總理，並宣布其罪狀，絕無忌憚，幾為滿洲政府所不敢說者。」[13] 這裡所說的「陰謀」，應指1907年初，日本政府應清政府要求，驅逐孫中山出境，孫離開前，得到日政府與股票商人鈴木久五郎饋贈一萬五千元。孫留下兩千元作為《民報》經費，其餘悉充軍費，受到章太炎、張繼、宋教仁、譚人鳳等人的非議。《國父年譜》中記載:「炳麟尤為憤激，竟將民報社所懸先生像除下。及潮惠、欽廉軍事相繼失利，反對者日眾，炳麟等復提議免去先生總理職，而以黃興繼任。獨庶務幹事劉揆一力排眾議，因與張繼互毆。」[14]這一次倒孫風潮和改組同盟會本部的聲浪浩大，最後連力排眾議的劉揆一也移書馮自由、胡漢民，請其就近勸告孫中山引咎辭職。

汪精衛在《草稿》中，沒有記述自己當時的態度，只說「至今尚甚歉然」，很可能汪與孫也有分歧。這次糾紛的根本原因，在於經費分配問題。汪精衛與章太炎都是《民報》主編，而《民報》在1908年10月被封之前，經濟已異常困難。據說，章氏因報社窮困，幾有斷炊之虞。「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章氏「屢以函致南洋，欲孫文有所接濟」，而孫到處組織武裝起義都遭失敗，也處於困厄之中。《民報》被封后，汪精衛秘密編輯《民報》第25、26號，假託巴黎《新世紀》發行所發行，實則仍在日本秘密印刷。章太炎聞之大怒，撰文斥責汪精衛偽作《民報》，欲傳佈於南洋、美洲，借名籌款，又痛斥孫中山貪污巨資，背本忘初。[15]《草稿》對這一段糾紛未多著墨。只寫道：黨中有此糾紛之後，清政府對付革命黨的手段更加嚴厲，同盟會內部組織又被日政府探悉，「黨員失望異常」。汪見此種情形，「覺得要做一件非常大事，以振作黨員精神」。此即汪1909年冬入京謀刺攝政王的原因之一。[16]

《草稿》中記述革命黨的第二次內部糾紛，是在1914年孫中山流亡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時期。1913年討袁「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重振革命，籌組中華革命黨，改公開政黨為秘密組織，以元勛公民、有功公民、先進公民等級區分黨員，要求黨員立誓服從黨魁，犧牲生命自由權利，並蓋指模為證。此舉在黨中引起軒然大波。《草稿》記載：當時有一派人贊成孫的改組，另一派以黃興為首的激烈反對。「汪對於改組將政黨改為革命黨，將公開改為秘密是贊成的，但對於服從孫個人及打指模一層是不贊成的，但不肯如其他人明白反對。與孫先生討論數次，孫不肯變更，汪亦不願參與，故返法讀書。」[17]

《草稿》的寫作時間，距離當時已有至少十五至二十年左右。當年汪與吳稚暉、蔡元培等人談論此事時有種種慨嘆人事之日非，必與孫絕交的激越言語[18]，如今都已變得雲淡風輕。此次革命黨分裂，固然有人事、意氣糾紛，但政治理念的分歧乃是主導因素。孫中山籌組中華革命黨的根本訴求，是要打造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敢於犧牲的革命政黨，他認為，「專制」一詞只能用於一般人民批判政府，不能用於黨員批判黨魁。一黨之內，黨魁必須有特權統領一切，黨員「則惟有使服從命令而已，不聞自由意思也」。特別是在國是未定、軍事鬥爭時期，黨須有「有不可侮之實力」，即武力，才能奪取政權。而創造可靠的武力，必須有「敢死得力之黨員」；將來革命成功，也須有此「真民黨」來承擔政治責任。否則，一般舊官僚紛至沓來，不過重演辛亥故事，不能真正維持共和。[19]

然而，許多黨人都不能接受立誓約、按指模、區分元勛公民的做法。李烈鈞、陳炯明不但反對誓約、反對元勛公民，還反對孫「好為零零碎碎的起事」，無益於事，而自損實力，尤其反對孫中山「聯日」。方聲濤則反對中華革命黨的專製作風，說：「在東京見一班中華革命黨，專以氣凌人，凡同志之不入黨內者，一概視為敵人，……我豈肯為威所脅。你會罵，我也會罵；你會打，我也會打；打一個和一個，你來兩個，就不是人。」朱執信也以打手模、當元勛為恥，不肯入黨，但更進一步認為，孫的為人「長於推誠，短於駕馭」，所謂事權統一，不過有名無實，「事權久已旁落，而竊弄於三數小人之手」。這是歷史上專制君主的下場，不想孫竟以黨魁而蹈此覆轍。汪精衛當時是「無政府社會主義」信徒，對任何專制都有著強烈的反感，認為以理言之，應與孫絕交。但袁世凱既然未倒，則革命黨「不可不有」，以「不可不有」之心，亦不得不承認中華革命黨的存在。[20]

孫中山籌組中華革命黨時期，正值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應取何種對外政策，汪與孫之間也有嚴重分歧。關於孫中山是否「聯日」，眾說紛紜，何天炯、許崇智等人都認為，「聯日」是李烈鈞、陳炯明誣衊孫中山的「讕言」，且與袁黨同一口聲，實在不可饒恕。[21]而蔡元培卻在致吳稚暉信中說：日本「承侵略青島之便，肆其侵略中國之素志，誠所難免」，中華革命黨則為虎作倀。[22] 孫中山作為一個政治家，其對外政策因時勢利害而變化，並不遵循一定之規。但在中華革命黨時期，孫的確有「聯日」以「倒袁」的思想。

陳英士在1915年春寫給黃興的信中，談到孫中山所定革命計劃，第一即為「聯日」。陳寫道：「聯日之舉，蓋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黨之勢也。『日國亞東，於我為鄰，親與善鄰，乃我之福。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此中山先生之言也。」1919年，孫中山寫《建國方略》一書，特收陳英士信作為附錄，並加按語：「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奮為雄，變弱小而為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民黨得志，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抑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可見，孫中山素有「聯日」思想，但同時亦清楚認識到日本對華政策的橫暴與愚昧，認為「倘長此不改，則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倖免矣。」因此孫屢以「聯日」為號召，呼籲日本志士明白中日兩國唇齒相依、唇寒齒亡的道理。[23]

孫中山的這種對日本既敬愛、又痛惜、又深盼其幡然悔悟、斷然捨去步武歐化帝國主義後塵、以扶助亞洲為志的複雜心情，汪精衛在抗戰期間主持對日和談時，表述的淋漓盡致。但在1910年代，汪精衛卻沒有任何「聯日」思想，相反，他堅持認為，日本是中國最大的敵人。1914年歐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汪認為，這給日本獨霸中國提供了最佳時機，因此日本才敢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多年後汪撰寫《草稿》時，仍堅持這一看法。對於孫中山的武力討袁計劃，汪當時也持反對態度。他認為，日本簽訂「二十一條」，「方償其大欲而去」，倘若一朝革命軍起，袁政府「力不能平」，日本必代為平之，進而佔領中國。「故起革命軍，適以促亡而已。」[24]

對於汪精衛對時局的分析，蔡元培、李石曾等人都認為，他「慮日太過」，過高估計了日本的實力。蔡元培說，當時清政府已經垮台，袁政府並不能統一中國，即使日本能攻破北京，俘虜袁世凱，而各省必不服從，日本又「豈能傾全國之師，轉戰於二十餘行省之中」？其志向不過佔領青島，蠶食山東，承襲德國過去的權利而已。[25] 但汪精衛認為：「孑民、石曾兩先生皆以為慮日太過，銘則以為慮日猶未至也。」日本若真有野心，此時甚至可以聯合德國而攻打英國，英正全力對德，無暇東顧，日本趁機掃除英在東亞、南洋的勢力，並不困難。若日德聯合，打敗英法，則德國統領歐洲，日本統領亞洲，「可以從容肆其虐」。[26]

1917年4月，美國對德國絕交並向德國宣戰。中國應採取何種策略，汪精衛與孫中山再次出現分歧。汪主張，中國應對德國絕交並向德國宣戰。在《草稿》中，汪記述了他的理由：「如德勝利，則德必注全力以經營歐洲，日本亦必注全力經營亞洲，必無外交可言。如協商國勝利，則協商國必回顧中國問題，至彼時則外交緊急矣，以我當時之判斷，美國加入，則協商國必可得勝，故我主張中國即行加入協商國方面。加入之後，則和會時中國定有發言之權。如是，在和會中可以爭廿一條。」[27]

孫中山則主張，中國應守嚴正之中立。首先，美國宣戰是有實力的宣戰，中國沒有宣戰的實力，加入戰團，不過欲博取歐美各國之同情，得到一個戰後講和的席位，殊不知戰勝者分配利益，乃是以實力為標準的，強者雖敗，猶有宰割之能力；弱國而圖依附強國，即使得勝而列席議和，「猶是聽人宰割，勝敗皆蒙其禍」。其次，主戰者皆以為日本欲獨霸亞洲，參戰可以爭回中國國際地位，借美國而排除日本的勢力。孫中山說：「論者動謂日本要求廿一條款，即為獨佔中國利益之徵」，殊不知廿一條是袁向日本提出，以交換日本支持其稱帝，並非日本逼袁簽訂。中國與日本「同文同種」，「同利同害」，以為日本挾制中國，「不使中國有外交」，聯美而排日，「則失東亞聯合發展之機會，而為白人所利用」。最後，孫中山認為，中國真正的利益，在於「門戶開放」，不袒護任何一國，「任之各國自由競爭，各國皆有享其利益之機會，而不必致力於佔有。」開放門戶而領土得以保全，「此即中國向來所以幸得自存者也。」 因此只有「中立不倚」，才是自謀之道，自保之道。[28]

從汪精衛與孫中山的分歧和革命黨內種種糾紛可知，民初革命黨人是一個鬆散的結合體，政治理念、道義、理想的結合，遠勝於組織、紀律、團體的約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強烈的個性，即使被認為與孫中山關係密切的汪精衛，也遠非孫的「忠實助手與信徒」。但是，正如很多中華革命黨人雖然不滿意孫中山的做法，但感到「無可如何」，「與其入他黨，不如仍入此黨」一樣[29]，汪無論私下對孫有多少激憤之語，大局當前，仍始終是孫領導的革命黨陣營的核心成員。在對德問題上，北京政府內閣總理段祺瑞和國會中與國民黨為敵的進步黨議員都支持絕交、宣戰。歷史肯定了汪精衛的主張。「一戰」停止後，中國派外交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汪亦以個人資格來到巴黎。但和會的結果卻印證了孫中山的判斷，弱國即使得勝而列席議和，猶是聽人宰割。巴黎和會消息傳到中國，引發了改寫歷史的「五四運動」。隨後，國民黨的歷史也揭開了一頁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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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視角下的國民黨改組與國共合作

1924-1927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中國現代中的重大事件。1924年，偏居廣東一隅的國民黨在孫中山領導下毅然實施改組，採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激進政策，建立黨軍，繼而發動「北伐」戰爭，奪取了全國政權。汪精衛在這一時期是支持國共合作的左派，孫中山逝世後，一度還是左派的領導核心。《草稿》的內容以這一時期為作為主體。1927年7月，武漢「分共」後，繼而發生寧粵合流、廣州事變和共產黨領導的廣州暴動。從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至1929年3月國民黨「三大」召開，以汪為首的「左派」被排除出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集團。「右傾」的領導人與政治路線主導了國民黨，民眾運動被全面停止，激進青年遭到拘捕和殺戮。

在國民黨「三大」上，一些「右派」份子認為，汪精衛等「左派」「袒共弄兵」，釀成1927年12月的中共廣州暴動，他們是暴動的罪魁禍首，甚至本身就是共產黨。有人認為，對汪等「罪魁殺人犯」，應一一予以法律制裁。還有人說：汪精衛甘為第三國際的工具，「專做共產黨走狗，所以發生叛黨誤國之事」。蔣介石率先站出，擔保汪精衛雖「跡近縱袒」，「而自身絕對不是一個共產黨」。胡漢民更以二十年中汪「最親密的朋友」的身份，以「自己的人格」和「十二分的真誠」來擔保，汪是一個「極革命」的人，其所有的錯誤都非出自本心，只因位高權重而自信太過，不幸受人蒙蔽利用，成了傀儡。大多數與會代表都認為，汪精衛雖然有嚴重錯誤，但作為黨內「有人格有歷史之老同志」，應與他人分別對待。最終，大會決定，陳公博、甘乃光永遠開除黨籍，顧孟餘開除黨籍三年，汪精衛則由大會予以書面警告。[30]

《草稿》的寫作時間，應在國民黨「三大」之後。受到處分的汪精衛並未放棄國民黨左派的立場。1929年初，退居法國巴黎的汪，在一封寫給王懋功的信中說：「我近在巴黎，用意仍在多預備些左派的革命理論和方案」，「想合多數革命同志共同研究」，形成左派的「共同主張」。[31] 在國內，1928年5月，陳公博於上海創立《革命評論》雜誌，已成為國民黨左派的宣傳喉舌。1928年冬，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潘雲超、郭春濤、王樂平、白雲梯、朱霽青等追隨汪精衛的「粵方委員」，又在上海召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總部」成立，號召「恢復十三年改組國民黨精神」。參加和同情這一組織的人被稱為「改組派」，奉汪為精神領袖，雖然汪精衛一直沒有正式加入這一組織。

《草稿》的寫作傳達出鮮明的國民黨左派立場，體現出汪精衛在國民黨右派稱其為「灰色共產黨」而共產黨稱其為「投機革命」的雙重指控下，建構國民黨左派歷史觀與革命路線的努力。《草稿》中貫徹了中國之亂源內為軍閥、外為帝國主義，若要國民革命成功，對內須打倒軍閥，對外須剷除帝國主義的思想。強調了國民黨改組之前，黨組織的渙散、軍閥政治的黑暗與孫中山的沉痛、挫敗。認為國民黨改組具有內在的必要性和歷史合理性，並不是孫中山接受了共產黨思想或策略性的爭取蘇聯物質援助這樣簡單。

例如，《草稿》記述1921年孫中山打敗陸榮廷，收復廣西之後，「禁賭禁煙，整理財政，清肅各處之土匪，並試行縣知事民選制。當時人民安定，工商業亦漸漸發達，海關表收入加三倍。」不止廣東人民覺得有希望，各省人民亦都覺得廣東有希望。然而，在一片光明的形勢之下，革命組織內部卻潛伏著黑暗，「黑暗方面之至大原因，係為當時黨之組織未好。……黨之力量，不到政治方面，尤其不到軍人方面。」軍隊中「黨之訓練甚疏，所招士兵與別的軍士亦無甚分別」。幾次勝利下來，粵軍迅速擴充，而新擴充的將領、士兵對黨全無認識。仍是舊式私人軍隊，而非黨的軍隊，如陳炯明的部下便有脫離孫中山的趨向。[32] 後來孫、陳在打倒北京中央政府還是維持廣東自治的問題上出現裂痕，陳以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掌握廣東軍政全權，終至於背叛孫中山。這充分顯示出，在舊式軍閥體制下、軍隊依靠私人關係結合、而非依靠「黨」結合的弊端。

又如，《草稿》記述1923年孫中山在滇桂軍楊希閔、劉震寰協助下打敗陳炯明回粵之後:「楊劉對於黨之認識，尚不及陳炯明。其擁戴孫先生之目的，乃在蠶食廣東。……廣東省之財政被軍隊割據，極為零零碎碎，其兵額則拚命擴充，軍餉不足則就地籌餉，廣東人民恨之刺骨，廣東政治之腐敗無過於此時。」當時孫中山想裁製楊劉，但自己沒有軍隊。不僅不能打敗北洋軍閥，連盤踞東江的陳炯明亦不能消滅；不但不能消滅陳炯明的勢力，連自己身邊的楊劉軍隊亦不能降服，「其抑悶憤恨，為孫生平所未曾遇見者。」[33] 在廣東之外，四川、湖南、雲南、貴州等一向自稱南方革命黨的省份，「軍人互相爭奪殘殺，其腐敗紛擾，更甚於北洋軍閥」。而國民黨內部，「腐敗擾亂，幾乎可說與中華民國一樣。」雖號稱為「國民黨同志」，但彼此間無一致信仰，亦無統一行動。因此，孫中山「乃日夜籌思如何整頓中國國民黨，然後用以整頓中華民國。」[34] 可見，改組國民黨，建立黨軍，尋找新的革命勢力，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是一個真誠的革命黨人在這一歷史關節點上的必經之路。

汪精衛在《草稿》中高度肯定了國民黨改組的成就，認為：「自從改組以後，國民黨之組織比以前嚴密，宣傳亦比前猛烈，國民黨之聲勢，亦比前大得好多。尤其是國民黨中加入好多民眾團體，尤其是農工商學團體加入後，其中有無數青年，皆極勇敢而肯犧牲。黨員工作能率，比從前大增加。」[35] 但是，汪對於改組工作重心與成果的闡發，卻刻意迴避了聯俄、聯共的層面，迴避了他與蘇聯顧問和中共的關係。他試圖說明，在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決策中，蔣介石比他發揮了更大的作用，而他本人對於改組的支持，則源於改組所蘊含的以黨治軍、民主集中制和發動民眾的精神。

1923年9-10月間，蔣介石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訪問蘇聯。有學者認為，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甚至從此產生了「仇蘇情緒」。[36] 也有學者認為，蔣在訪蘇期間，對於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軍事訓練、嚴密的黨組織運作、黨對教育的統籌指導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對於軍隊中的政委制度和蘇聯的先進武器，表現出高度的興趣。雖然蔣對蘇聯也留下許多負面印象，並成為他日後反共的理由，例如蘇聯對國民黨在中國革命領導權上的挑戰和不信任，以及欲意將蒙古分離出中國等等。但是，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的立場，仍希望加強國民黨與蘇聯的合作，並欲仿效蘇聯的政治軍事制度以及強化黨與國家關係的社會主義模式。蔣並沒有在訪蘇之後立即形成如國共分裂時期的堅決反共立場。[37]

《草稿》中的記述比較支持第二種觀點。汪精衛說：「蔣為孫當時之第一軍事參謀，而孫先生派之至俄，其使命之重要可想而知。蔣介石詳述俄國黨之嚴密，及軍隊組織之嚴密，乃是促進孫先生改組中國國民黨之原因。關於聯俄事，是廖仲愷、蔣介石，尤其是蔣介石，幫助孫先生決定之，我及胡漢民未與聞此事。」為了證實自己的記述，汪特別引用了1926年秋蔣介石在「北伐」時發表的一封孫中山致蔣函，其中提到，「胡汪兩人皆不會贊成俄國之革命方法，……精衛非俄派之學者，故不會贊成俄式之革命」。[38] 既然不贊成俄國革命方法，汪為何又「極端贊成」國民黨「一大」章程草案，並積極擁護改組？這是因為汪精衛認為，國民黨過去最大的問題是渙散和獨裁，汪反對獨裁，他贊成的是此次改組中的「民主集權制」精神。[39]

面對國民黨右派對於汪甘為第三國際工具和共產黨傀儡的指控，汪在《草稿》中試圖糾正這一觀點，強調國民黨左派在國共合作過程中的獨立性和主導作用。自1925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改組、汪當選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至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爆發、汪被迫離職，此期間國民黨左派力量迅速壯大，國民黨政策整體「左傾」，將廣東政權引上了以黨統政、以黨治軍、民主集中制和民眾動員的「正軌」。軍政、民政、財政於最短時間內得到統一，軍隊接受了政治訓練。特別是軍事委員會的成立，使軍事行動悉聽命於黨，軍事財政完全分開，過去總司令專權和軍隊分割財政的弊病一掃凈盡。農工運動蓬勃興起。這都是國民黨改組的成就。然而，黨勢的擴張，工農的興起，使資本家和富人感到恐慌，失意軍人、黨內反對改組的「老同志」，都在「反赤」的口號下結合起來，反對新興的國民黨左派。

這一時期的主要鬥爭，是國民黨左派代表的新勢力與舊軍閥和反對改組的「右派」所代表的舊勢力之間的鬥爭。中共雖迅猛擴張，但始終被約束在國民黨的框架之內。「所有共產黨人皆加入新勢力以助其奮鬥」，因「新勢力如被舊勢力打倒，則共產黨本身亦不能存在」。而新勢力也需要共產黨的幫助。[40] 這是國共合作的實質。1925年底，汪精衛在寫給吳稚暉的一封信中，談到統一廣東過程中歷經的種種苦戰時說：「介石、組安、益之諸同志皆忠勇最著者，弟亦其中之一人，無論責備者如何，而廣東統一則為不可掩之事實。弟終覺此心生可以見同志，死可以見總理也。」[41]

相對於日後長期的汪蔣鬥爭，這一時期是蔣汪同心，密切合作的時期。《草稿》中說，在這段國民政府與敵人拼生死的時期，敵人之力量大過國民政府十倍，而國民政府終能取得勝利，其最大原因在於，自打敗楊劉之後，廣東確有一種新的趨勢，即以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謀求統一的趨勢。在這種趨勢中，形成了國民黨的「新起之勢力」，此勢力「明明有兩領導之人，一為汪，一為蔣」。當時汪在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中，都是最高領導人，蔣所統率的軍隊人數雖少，但經過政治訓練，士兵明白「黨義」，是真正的黨軍，故而戰鬥力最強。「汪無蔣之兵力，無法破此困難。而蔣若無汪在黨、政府、軍委會定此主張，蔣亦無法進行，因汪蔣當時同心，故能領導此種新勢力，達到戰勝之地位。」[42]

汪蔣的裂痕，起源於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即蔣介石以中共黨員、海軍局政治部主任李之龍欲以中山艦押送蔣至蘇聯，而下令省城戒嚴，扣押中山艦，逮捕李之龍，並派兵包圍蘇聯顧問住宅，同時將蔣直轄的省城第一軍第二師團黨代表以下皆行拘留的事件。在傳統的中國革命史和中共黨史敘述中，「三二〇事件」多被解釋為國共鬥爭的一個回合，是蔣介石蓄謀已久、指使孫文主義學會和國民黨右派精心策劃的一次反蘇反共、反對國民黨左派的事件。[43]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已有學者對此觀點提出挑戰，認為「三二〇事件」是在蔣汪矛盾逐步升級的情況下，右派乘虛而入，利用蔣多疑的心理，散布蘇聯顧問擬聯合汪精衛、利用俄國船強虜蔣去蘇聯受訓的謠言，孫文主義學會成員又假傳蔣介石命令,誘使李之龍出動軍艦，以便和謠言相印證。而蔣則相信「擺布」、「陷害」他的核心人物是汪精衛，遂導出了令人震驚的中山艦事件。[44] 這些研究已基本揭示出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但仍缺乏一個視角，即作為事件親歷者的汪精衛和國民黨左派的視角。《草稿》中對這一事件的講述，為完整的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重要補充。

在汪精衛的視角下，「三二〇事件」是右派份子處心積慮破壞汪蔣合作、企圖「聯蔣打汪」、打擊國民黨左派的一項「至陰險」的工作。《草稿》中說：自國民黨改組以來，右派對廖、蔣、汪極為不滿，先殺廖，又想殺汪、蔣。同時共產黨因時時受到汪蔣的限制，與汪蔣也有矛盾。但汪、蔣性格不同，「汪率直，受共產黨之不平怨望，不甚注意；蔣甚深心，對此點甚為注意。」張靜江等右派份子遂利用此機會，散布一種共產黨要「聯汪倒蔣」的空氣，「此空氣滿佈於蔣之左右，而汪尚不知蔣為此空氣所搖動。」[45] 關於汪蔣矛盾，一般研究者都提到蔣不滿於蘇聯軍事總顧問季山嘉，而懷疑汪偏袒季山嘉，《草稿》中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辯護。此外，《草稿》還提到「二大」候補中委、虎門要塞司令員陳肇英以緝私船販運私鹽、被人發覺，遭到汪嚴厲處分之事。陳與蔣關係親密，事發後，蔣身邊許多人請求汪寬辦陳肇英，未得允許，因此對汪懷恨在心。[46] 這些矛盾，都促成了「三二〇事件」的爆發。

汪精衛對於「三二〇事件」的記述，與陳公博在《苦笑錄》中的記述觀點一致，這是「右派」離間汪蔣、打擊「左派」的一個陰謀。[47] 以往研究者多隻關注國共矛盾，對於國民黨內部左右派之間、新舊勢力之間的矛盾則重視不足。汪、陳的記述顯示出，國民黨改組之後，黨內鬥爭的劇烈、尖銳，並不亞於國共鬥爭。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遇刺身亡，而《草稿》中說，在八月中旬，廖、蔣、汪已經知道「右派」將對三人實行暗殺，從此時起三人開始帶衛隊出門。[48] 8月16日，陳璧君曾有一信，將其子女汪文嬰、汪文惺託孤給吳稚暉。信中說：「精衛苦心孤詣，我為其友，亦為其妻，目睹其憔悴煩憂之形容情緒，復知其以負責而觸他人之怒，因救其友而自犧牲其身，旦暮可為人所乘。則託孤之責，舍先生其誰。」[49] 廖案發生後，陳璧君甚至擔心右派會因為怨恨汪精衛而遷怒於嬰、惺兩人，在致吳稚暉函中叮囑：「若海濱（註：鄒魯）及黎民偉等欲帶嬰、惺外出食飯或遊戲，切不可任其同往。海濱來校，亦不必使之與兩兒接近。」[50]

廖仲愷被殺後，汪精衛成為右派忿恨與攻擊的核心。國民黨元老莫紀彭在致吳稚暉函中說：「汪君改組國民政府，自居首長，白面書生臉孔愈弄愈凶，……自其秉政，引用一班急功貪利狂妄少年，用心黠詐，不忍細數之者。洪楊殺戮醜史，一演再演。」[51] 當1925年11月，鄒魯﹑謝持﹑張繼﹑林森等「右派」中委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反共的所謂「一屆四中全會」時，吳稚暉特以一封長信告誡汪精衛，對於參加者勿做嚴正處置，勿為無效之堅持，以免「召複雜之環攻」。並更進一步奉勸汪及所有「左派」，中國人之重視「人情」，畢竟與他國不同，當張繼在會中說道「人無情愫，何以為人」時，舉座為之動容。[52] 但汪不為所動。同年12月，陳璧君在致吳稚暉函中說：「季（註：汪精衛）明知如是辛勞，必促其壽命；亦明知如是努力，必蹈陰謀，以為仲愷之續；如是公正，必生反動；而彼尚且旦旦如是，明知欲行刺者滿前，實不遑顧。」[53] 1926年2月，陳璧君又致函吳稚暉，告知敵人日夜策劃狙擊、並造謠挑撥汪蔣關係，「幸兩人本無自私之心，故未能得手」。[54]

由此可見，「三二〇事件」的確是「右派」陰謀的得逞，是「右派」的一次重大勝利。它沉重打擊了汪精衛的意志，分裂了汪蔣合作。蔣在事件過程中的輕聽人言，令汪感到痛心；又隨意動用武力，未經黨政最高機關許可即下令戒嚴，損害了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權威，破壞了自國民黨「改組」以來汪所奮力追求的——以黨統軍、以黨紀約束武力的理想，令汪深感灰心，於是退出政治，赴法養痾。

基於「純粹國民黨左派」的立場，汪精衛在《草稿》中試圖說明以下幾點：第一，關於「三二〇事件」，所謂蔣欲拋棄聯共政策、而與汪衝突的說法，並非事實。汪走後，蘇聯顧問與蔣共事依舊，而「對汪去毫無所言」，可見「共產黨並無所謂助汪」。[55] 第二，汪在廣東主持國民黨中央與國民政府時，雖主張容共，但大權仍在國民黨手中。及汪走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及國民政府無人領導，蔣介石要了獨裁之名，黨務政治全握在手，而實不能兼顧。」[56] 特別是「北伐」開始之後，蔣專註于軍事，黨務、政治便落入蘇聯顧問與中共之手。共產黨的勢力隨「北伐」而迅速擴展，到1927年3月武漢召開的第二屆三中全會上達到頂峰。此時，中共認為自身實力已發展到可以拋棄國民黨，但必須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達到這一目的，因此打出了「迎汪倒蔣」的口號。第三，自汪出走後，汪所領導的「純粹國民黨左派」受到來自「右派」與中共的兩面夾擊。[57] 因此，1927年4月汪精衛回到中國，其使命便是領導此「純粹國民黨左派」，在夾攻中奮鬥。他們要一面「分共」，一面反抗右派對舊勢力的妥協，反對蔣介石的破壞黨紀、軍事獨裁和殘暴清黨，恢復1924年國民黨改組精神，探索一條獨立的建黨、建國與非資本主義的革命道路。

4

結語

1933年12月，汪精衛曾應《東方雜誌》的邀請，寫過一篇簡短的《自述》，在文中他說：「我覺得拿生平的演講和論說，當作自傳，是最真實的，不必另外再作自傳了。」[58]然而這部「自傳」草稿畢竟提供了許多「演講和論說」所不能傳達的信息。如果說「演講和論說」呈現了汪精衛個人的思想與政治觀念，《草稿》則勾勒出了其思想與政治觀念背後的行動和社會關係網路，並為人們研究國民黨的組織構成及政治特性提供了資料。《草稿》所記述的時段跨越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大革命」三個「世代」，在寫出汪精衛個人政治生涯沉浮的同時，也寫出了從反清革命到國共分裂這二十多年來中國革命勢力的興衰起落、分化聚合。

汪精衛是清末民初知識分子革命黨人中的典型人物。李澤厚在研究這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論著中，曾引用張之洞在殺害唐才常等人之後發表的一篇「勸戒」文章，其中說：「起事之人，率皆文弱書生，……卿本佳人，何為從賊？……思之而不得其解也」。[59] 汪精衛的人生經歷與政治選擇，傳達出這個知識分子革命黨人群體的組織、行動、心志、抱負與政治文化，可以部分的解開這一令張之洞「思之而不得其解」的謎題。而「自傳草稿」中亦不諱言汪的個人弱點與革命黨組織內部的缺陷，比較真實的描述了這些自覺承擔歷史使命之革命黨人的主體狀態。

與許多政治人物的回憶錄或自傳不同，《草稿》並不是一個政治家在晚年、目睹歷史的塵埃落定、勝負分明之後，所進行的人生和歷史總結，它更像是一個處在激烈政治鬥爭中、在歷史行進過程中的人，為自身政治選擇進行辯護，為其政治路線進行闡發的文本。《草稿》中自覺建構了一個「國民黨左派」的視角來重新觀察1924-1927年間的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民眾運動、「北伐」戰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呈現出自我認同為「左派」的國民黨人在建國理想與革命道路上同國民黨右派和中共的差異，在這一點上《草稿》可與陳公博的《苦笑錄》相互映照。他們都在自我辯護的同時，試圖論證國民黨左派自身的政治路線和意識形態，並都深刻呈現了國民黨內部的糾紛與派系鬥爭。《苦笑錄》中記載，寧漢分裂時，陳公博去武漢見孫科，詢問「這裡局面是不是給共產黨操縱」，孫科則說：「哪裡干到共產黨的事，這是國民黨本身的問題。」陳公博又去問顧孟餘，顧的意見「竟直和孫哲生相同」。[60] 透過汪精衛、陳公博等「國民黨左派」的視角，人們將更加深刻的看到國民黨自身的渙散與分裂，看到國民黨作為一個現代政黨的內在缺陷，加深對於國民黨的特性及其成敗得失的歷史認識，並增進對於現代中國獨特歷史道路的深入理解。

注釋：

如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2年版；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書店2003年版；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張海鵬主編、王奇生編著的《中國近代通史》第7卷《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主持、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史》（16冊），中華書局2011年版；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此外還有數量龐大的學術論文。對於國民黨重要人物的研究也有很大進展。除孫中山研究一如既往受到重視之外，隨著台灣「國史館」所藏《蔣介石總統文物》、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所藏《蔣介石日記》的開放，蔣介石成為海峽兩岸政治人物研究的熱點，誕生了大量優秀學術成果。 國民黨重要領導人汪精衛的研究也有所推進，有關研究現狀可參考李志毓：《在歷史光譜下：汪精衛研究若干問題評述》，《南京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汪精衛紀念託管會由何孟恆、汪文惺（汪精衛、陳璧君之女）夫婦於2010年成立，旨在搜集保存汪精衛歷史檔案及私人文物以供學者研究使用，託管會的官方網站為：http://wangjingwei.org/zh/about-cn/wang-jingwei-website/。感謝向筆者提供《汪精衛「自傳」草稿》影印件的何重嘉女士。

曾仲鳴、方君璧的後人曾仲魯先生證實，其姑母曾醒所藏的一箱文獻，保留在其兄曾孟濟家中，何孟恆先生曾選擇其中的一些重要文件影印複製。但曾仲魯先生認為部分《草稿》的筆跡是曾仲鳴的筆跡，可能是汪精衛口述，曾仲鳴筆錄的。但汪精衛和曾仲鳴的字跡本身易於混淆，因為汪、曾都寫「董體」，曾仲鳴的書法師從於汪精衛。感謝曾仲魯先生及北京三聯書店的李菁女士提供幫助。

何孟恆曾以《草稿》為基本史料，結合其他相關資料，撰寫了《汪精衛現代中國》一書，該書未正式出版，Worldcat資料庫收有書名目錄，但誤將汪精衛列為作者。

鑒於《草稿》記述事件截止於1927年12月2日國民黨第四次中央會議預備會議在上海開幕，而曾仲鳴於1939年3月21日的河內槍擊案中身亡，如《草稿》確為汪、曾合作，則時間可確定為1927年底至1939年初之間。曾仲魯先生認為，更有可能是汪精衛在法國閑居時所做。

【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一），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頁。

《汪精衛自傳草稿》（手稿本，影印件），第4頁，紐約：汪精衛紀念託管會藏。（以下所引簡稱《草稿》，注釋從略。）

《草稿》，第12頁。

《草稿》第4頁。

《草稿》第6頁。

關於衛月朗的生平事迹，汪精衛在1935年曾以陳璧君的名義寫過一篇《我的母親》，手稿影印件見於汪精衛紀念託管會網站：http://wangjingwei.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wjw-wei-yuelang-bio.pdf。

《草稿》第4頁。

羅家倫，黃季陸：《國父年譜》（上冊），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版，第316-317頁。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冊），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67、171、175-176頁。

《草稿》第5頁。

《草稿》第24頁。

《汪精衛致吳稚暉函》（1914年9月17日）：「年來國民黨受人誹謗，有甚於千夫所指，然無論如何誹謗，終不至有失其立腳地。今中山黨綱已成，則並立腳地而自失之矣。盡千萬偵探之造謠、千萬文人之曲筆，當亦不能想到杜撰出如此之黨綱以污革命黨人之面目，今竟自做出來。……我等白白與中山相識一場，直至其臭腐到如此田地，始與絕交，可為一哭。……銘不滿於中山久矣，數年以前，同在安南謀搗亂，其妾苦熱，中山語之曰：『爾畏熱乎？待我打到北京，給頤和園於爾住。』銘聞之愕然，自是恆不樂。……直至去歲在上海時，親見其種種作為，猶不與之絕，則銘之逐臭亦久矣。璧君自民國成立後，即痛恨彼輩，摒不與面，每談之，輒罵詈，銘恆以為過。……由今思之，璧君雖亦嘗逐臭，但其省覺為猶早也。……讀其黨綱，如讀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無可再生，不須更為之一計將來，但痛恨既往之逐臭而已。」台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吳稚暉檔案》，稚09562。

孫中山：《復楊漢孫論統一黨權與服從命令書》(1915年8月4日)，《國父全集》第四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363頁。

《汪精衛致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譚仲逵、李聖章函》（1915年6月20日）台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吳稚暉檔案》，稚09392。（以下所引，不再標註館藏地）

《汪精衛致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譚仲逵、李聖章函》（1915年6月20日），《吳稚暉檔案》，稚09392。

《蔡元培致吳稚暉函》（1914年8月28日），《吳稚暉檔案》，稚07876。

《建國方略：孫文學說·行易知難－附錄：陳英士致黃克強書》，《國父全集》第一冊，第396-400頁。

《汪精衛致吳稚暉、蔡孑民、李石曾等函》（1915年5月21日），《吳稚暉檔案》，稚09395。

《蔡元培致吳稚暉函》（1914年8月28日），《吳稚暉檔案》，稚07876。

《汪精衛致吳稚暉函》（1914年9月17日），《吳稚暉檔案》，稚09562。

《草稿》，第24頁。

孫中山：《中國存亡問題》（1917年），《國父全集》第二冊，第284-329頁。

《汪精衛致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譚仲逵、李聖章函》（1915年6月20日），《吳稚暉檔案》，稚09392。

《三全代會第一日至第四日速記錄·第三日第五號》，1929年3月20日，台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會議紀錄》，會3.1/37.1.1。

馬長林選編：《汪精衛致王懋功密函選》，《歷史檔案》，1984年第4期，第59-60頁。

《草稿》，第27-28頁。

《草稿》，第32頁。

《草稿》，第33-34頁。

《草稿》，第42頁。

李玉貞：《蔣介石訪蘇為何敗興而歸——俄羅斯檔案中的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之五》，《世紀》，2012年11月，第56-59頁。

嵇國鳳：《山田辰雄主講「1923年蔣介石的蘇聯訪問」紀實》，台北「國史館」：《國史研究通訊》，2014年第6期，第62-67頁。

《草稿》，第36-37頁。《孫中山致蔣中正函》原文：「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而漢民已失此信仰，當然不應加入，於事乃為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兩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且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澈底解決。現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當易於維持。若另開新局，非彼之長，故只好各用所長，則兩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則必兩無所成。所以現在局面，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為籌備以出此種手段，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故當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帶水以敷衍也。《國父全集》第五冊，第540頁。

《草稿》，第37頁。

《草稿》，第64頁。

《汪精衛致吳稚暉、李石曾函》（1925年底），《吳稚暉檔案》，稚07607。

《草稿》，第63頁。

盧冕持：《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原因和蔣介石的兩面派策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中山艦事件之後》，《歷史研究》1992年第5期；《中山艦事件三題》，《百年潮》1997年第2期；另有：《汪精衛何以隱匿、出走——中山艦事件探幽之一》、《歐陽格的被捕——中山艦事件探幽之二》、《李之龍的「變節」、「脫黨」問題——中山艦事件探幽之三》等文章，收於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李玉貞編譯：《從俄羅斯密檔看中山艦事件》一文，印證了楊天石對於中山艦事件發生過程、事後汪精衛為何隱匿、出走等問題的看法，《百年潮》1997年第2期。

《草稿》，第72頁。

《草稿》，第72-73頁。

陳公博：《苦笑錄》，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34-58頁。

《草稿》，第57頁。

《陳璧君致吳稚暉函》（1925年8月16日），《吳稚暉檔案》，稚07645。

《陳璧君致吳稚暉函》（1925年12月14日），《吳稚暉檔案》，稚07644。

《莫紀彭致吳稚暉函》（1926年1月15日），《吳稚暉檔案》，稚11473。

《吳稚暉至汪精衛函》，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卷八，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版，第568-570頁。

《陳璧君致吳稚暉函》（1925年12月17日夜），《吳稚暉檔案》，稚07605。

《陳璧君致吳稚暉函》（1926年2月14日），《吳稚暉檔案》，稚07606。

《草稿》，第75頁。

《草稿》，第76頁。

《草稿》，第77頁。

汪精衛：《自述》，《東方雜誌》1934年第31卷第1號，第3頁。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99頁。

陳公博：《苦笑錄》，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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