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談「上山下鄉」：當農民也是工作

知青任友善回憶下鄉的原因時，這樣說：「當年城市裡的『低標準』——每人一天9兩糧食，吃不飽啊，再加上城裡找不到工作,來這兒當農民好歹是個工作，總比餓著強，就這麼來了。」

「現行反革命」患上精神分裂症

一張橫幅讓趙印寶的命運在上世紀60年代發生了裂變。他記不得自己為什麼寫下「劉少奇萬歲」。那個時期，人們「被接受」的5個字，本該是「打倒劉少奇」。

「就那麼寫了。」趙印寶帶著慣常的笑容說。如今，這個63歲的北京知青只記得自己家住丰台，是屬龍的。高興時，他會說一兩句俄語；誇他兩句，他還能再說上兩句英語。

留守在寶泉嶺農場十隊的北京知青任友善，當年和趙印寶住在同一間宿舍。在他的印象中，趙印寶平時沒什麼劣跡，也不大講話。唯一一次「犯渾」就是寫下了那張「天殺的橫幅」。橫幅貼出來兩三個小時後，趙印寶就被抓走了，之後戴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還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由於是工人出身，又沒查出更多劣跡，不久，趙印寶被放了出來。

回到農場後，他的日子照樣不好過。任友善說，當時所有臟活累活都少不了趙印寶。一到批鬥，他就理所當然地成了「活靶子」。受了刺激的趙印寶逐漸反常起來。1973年，趙印寶由姐姐趙桂蘭接回北京，北京安定醫院對趙印寶的診斷結果為「精神分裂症」。2004年，由於不堪重負，趙桂蘭將趙印寶送回黑龍江農墾，納入農墾醫保，住進了農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建好後，又挪到了這裡。

漂亮上海知青成了女瘋子

「這些知青患病因素很多，有在政治上受到刺激的，有因為返城回不去的，也有不少因為感情問題。」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精神科主任吳斌對患者的情況了如指掌。

1972年，和所有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年輕人一樣，吳庚妹從燈紅酒綠的上海來到了北大荒紅衛農場。下鄉期間，吳庚妹愛上了一起來的一個上海知青。由於種種原因，吳庚妹一直把這份愛情埋在心裡，對方並不知道。

1978年，小夥子跟著大隊人馬返城，吳庚妹卻留在了農場。留守下來的吳庚妹落落寡歡，不久，變得抑鬱起來，並開始獨自一人在農場溜達。大家暗地裡說，這個挺漂亮的上海女人已經瘋了。無奈之下，農場找了個叫汪世貴的單身漢照顧她。很快，吳庚妹和比她大27歲的汪世貴結婚了。一個老光棍找了一個年輕的女瘋子，在人們看來，這算是樁不錯的姻緣。兩人婚後生了4個孩子，但只有兩個女兒活了下來。

婚後的吳庚妹瘋得更厲害了。之後，吳庚妹被送進湯原縣精神病院，醫藥費由農場和她本人的工資支付。一段時間後，又轉到了農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汪世貴並不樂意妻子住院，他隔三差五地跑到農場去要吳庚妹的工資。紅衛農場民政局局長李建軍回憶，「吳庚妹每月二三百塊錢的工資，醫藥費都不夠。可老頭不幹，讓農場把工資給他，他把吳庚妹帶回家伺候。」

折騰了一年多後，2008年春天，汪世貴終於把吳庚妹領回了家。回家不到兩個月，吳庚妹就死了。「她是在街上溜達，被車軋死的。」有人說。另一個浪漫的說法則是，吳庚妹死在了年輕時常去的白樺林中。

不得不做「斷線的風箏」

北京知青任友善、趙印寶等人下鄉是在1964年，算是較早的一批，但也歸入了知青「上山下鄉」的行列。「一方面是響應國家號召，另一方面，就是為了到這兒來吃飽飯。」任友善記得很清楚的，「當年城市裡的『低標準』——每人一天9兩糧食，吃不飽啊，再加上城裡找不到工作。來這兒當農民好歹是個工作，總比餓著強，就這麼來了」 。

「吃是吃飽了，但那個歷程簡直不堪回首。」任友善記得，最先要適應的就是氣候，「冬天凍腳啊，腫得老高。後來懂了，得買大鞋，往裡面墊草、墊玉米葉。」「經歷了『上山下鄉』，沒有吃不了的苦。有這個心路歷程，以後什麼都吃得消了。」和大多數知青一樣，任友善有著「劫後重生」的感慨。

真正讓他難過的，是始於1976年前後的知青大規模返城。由於已經在當地安家，任友善只得留在寶泉嶺農場，眼看著農場空了，宿舍空了，他心裡也空落落的，「但那時確實沒辦法，我身體不好，如果不在這兒成家，我根本活不下來。」1979年知青大返城時，有3000多名知青離場，造成生產人員嚴重不足，不少生產隊拖拉機沒人開。黑龍江農墾精神病防治院辦公室主任宋斌透露，最終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有兩萬餘人。

如今，安養中心的很多患者已經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聯繫，他們得了這種病，即便家人知道了，也不見得願意來找，留在這裡的人就像一隻只「斷了線的風箏」。

幾十年的返城夢

最早提出成立北大荒安養中心的是黑龍江農墾總局殘聯理事長董興業。2001年，董興業開始關注起精神病患者的生活狀況。2006年，董興業在農墾總局的一次會議上用一分鐘進行了彙報。研究討論了三四分鐘後，總局領導同意了他的建議。

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養中心在佳木斯落成。蓋樓的錢是農墾總局出的，醫藥費則來自知青們各自的醫保。在董興業看來，這也是安養中心的特點之一，「過去我們做很多事情都是採取救濟的方式，這種救濟導致的，一是居高臨下的態度，二是官本位行為。我們要摒棄所謂的救濟，把安養中心置於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中。北大荒發展到今天，我們要感知青們的恩。」

但安養中心的工作人員透露，知青們的醫保無法支付所有醫療費用，不足的部分則需要醫院自己搞創收。這個新型的康復機構，在辦手續時遇到了不少麻煩。直到今天，它還是一個證件不全的單位，也只能掛靠在農墾總局精神病防治院下。

安養中心的知青們拼拼湊湊的記憶殘片中，尚留著家的位置。天津知青安俊芹一直念念不忘「大麻花」，「麻花好吃，比包子好吃。」這個大嗓門女性，說起話來滿口天津味兒。每天早上天一亮，她就扯著嗓子唱歌。安養中心護士長孫萍說，如果哪天沒聽見安俊芹唱歌，就知道她肯定是哪不舒服了。北京知青潘金成也在寶泉嶺十隊下鄉，和趙印寶、任友善是一批。儘管整日和趙印寶打照面，但兩人根本不記得對方。他們共同的記憶，只有北京。「北京有公園、花園，有陶然亭、大柵欄、王府井。」潘金成掰著手指頭說。孫萍介紹，安養中心很多知青的記憶已經衰退到了幾歲孩子的程度，「這樣也好，那些最痛苦的回憶，倒是給抹掉了。」

任友善認為自己終有一天要回北京的，在北大荒待了40餘年的他甚至從未把這裡當成「第二故鄉」，「從下鄉那天起，我就有一個念頭，就是回家。這地方再好上十倍百倍，我也想回去。」想回家的不僅是目前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甚至包括那些已故知青。當地人都知道，虎林農場的知青墓，在那裡，一塊塊小墓碑雜亂地排列著，朝著他們各自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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