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不差│三觀正不正，用這本書來驗證
兩個幸運的人：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斯·弗里德曼夫婦（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引言
一個好經濟學家與一個壞經濟學家的區別是
壞經濟學家僅僅局限於看到可以看得見的後果
好經濟學家卻能同時考慮可以看得見的後果
和那些只能推測到的後果
你可能很少想過這些問題：
為什麼在你家門口的便利店裡，總能買到你想買的物品？
究竟有多少人為了提供這些物品，付出了這樣或那樣的努力？
是什麼人在發號施令，以確保適當數量的某種適當的物品被生產出來，並被適當地擺到你家門口便利店的貨架上？
也許你會說，大數據唄。沒錯，大數據採用海量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可以形成更強的決策力和洞察發現力。
但是，在大數據出現之前，人們是如何判斷社會需求的呢？
答案就是市場的力量。
用一個經濟學術語來表述，就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時刻調節著像你家門口的便利店一樣的千千萬萬的社會需求。
這是由18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提出的命題。
這個命題最初的意思是，個人在經濟生活中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受「看不見的手」驅使，也就是通過分工和市場的作用，可以達到國家富裕的目的。這種模式的主要特徵是私有制，人人為自己，自由競爭，無需政府干預經濟活動。一個以自願交換為特徵的經濟體，天然地具有促進經濟繁榮和人類自由的潛在能力。自願交換是繁榮和自由的必要條件。
最近我閱讀的《自由選擇》這本書，就是這樣一本探討市場經濟、自由機制以及二者之間關係的經典啟蒙著作。
作者運用生動的案例，說明自由選擇和自由交易能夠比政府更有效地提升公眾的福利。這本書一方面繼承了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傳統，另一方面發揚了美國「獨立宣言」的政治理念，主張去除不必要和不適當的政府干預，讓政府的歸政府，個人的歸個人。
這本書的緣起是一部同名電視系列片的拍攝，它的寫作過程與電視片的拍攝同步，是用口語而不是用晦澀的經濟學語言寫成的。儘管如此，這本書的思想光輝依然閃亮。1980年，本書在美國首次出版，之後分別於1981年和1990年再版。出版當年就成為暢銷書，據作者估計，在美國各種版本的《自由選擇》銷量超過100萬冊，而且迅速被翻譯為各種文字。中國內地也在1982年由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了中文譯本。30多年過去了，至今暢銷不衰。本書也被各種書單列為經濟學必讀經典之一。
《自由選擇》的作者有兩位，一位是米爾頓·弗里德曼，另一位是羅斯·弗里德曼，他們是一對終生相伴的幸福的伉儷。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對於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他曾於1976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如果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可被稱作經濟學「大師」的話，那麼，弗里德曼無疑屬於極少數「大師中的大師」。他之所以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獲得巨大的聲譽，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以貫之地堅持自己的信念，這個信念就是：堅持自由市場機制，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直到2006年11月16日去世，弗里德曼的一生自始至終都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在1998年美國經濟學年會上，150位經濟學家投票評選弗里德曼為「20世紀僅次於凱恩斯的、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弗里德曼去世後，美國前總統老布希說：「美國失去了一位最偉大的公民。」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也說：「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經濟學，他是一個學術界的自由鬥士。」還有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等人，都給予了弗里德曼非常高的讚揚。弗里德曼也完全擔當得起這些讚揚，他就是「20世紀的亞當·斯密」，他的貨幣理論影響了尼克松之後至少三屆美國總統的經濟政策。
001
自由市場經濟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介紹完這本書的基本情況和作者概況，那麼下面，我就為你來詳細講述書中內容。這本書主要講述了三個重點內容。
第一個重點是，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這些年來，每逢雙11網路購物節，也就是俗稱的「剁手節」，我們只需要輕輕點一下滑鼠或者動一下手指，就能下單購買到心儀的物品。我們只管買買買，只關心這些物品還有沒有貨，而不需要或者很少知道它們背後的生產過程。比如一支簡簡單單的鉛筆，它的背後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人的相互協作，是註定製作不出來的。這麼說一點都不誇張。
你想想製作一支鉛筆，首先需要木料吧。需要木料就要砍樹，砍樹和將木料運到鐵路貨站就需要鋸子、卡車、繩子以及無數其他的工具，製造這些工具需要許多人的勞動和各式各樣的技藝。比如要有人開採鐵礦、煉鐵鍊鋼，然後製成鋸子、斧子、發動機；要有人種麻，然後通過各種工序將麻製成結實的繩索；要有伐木場，伐木場里有工人的床鋪和食堂，伐木場的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里，又包含了不知道多少人的勞動。
有了木料之後，製作鉛筆還要有「鉛芯」。鉛筆中的「鉛芯」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鉛，而是石墨。經過許多道複雜的工序，石墨才能變成鉛筆中的「鉛芯」。有了木料和鉛芯，還需要一點金屬，也就是鉛筆頂端的金屬圈，那其實是黃銅。工人們通過開採鋅礦銅礦，用複雜的技術才能把天然的礦物質冶煉成明光可鑒的黃銅。這還沒完呢。一支合格的鉛筆頂端還需要有個橡皮擦。一般人認為橡皮擦是橡膠做的，其實不是，橡膠只是用來起粘合作用的，真正起擦除作用的是硫化油膠，硫化油膠是用硫氯化物和菜籽油，通過化學反應而製成的。
講到這裡，一支鉛筆才算被製作出來了，真是夠複雜的。你算算，這裡面包含了多少人的勞動。我們每次去商店，或者在網上輕輕點一下滑鼠，就完成了一樁交易，一樁與成千上萬的人為製作一支鉛筆所付出的勞動之間的交易。那麼問題來了，這些成千上萬的人為什麼要參與到製作鉛筆的過程中來呢？他們當中有的人根本就沒有見過鉛筆，也不知道鉛筆是用來幹什麼的。原因就是，他們之所以參與進來，只是把這個工作當成是用來得到他們所要的報酬的一種手段而已。並沒有誰坐在指揮大廳里發號施令讓他們製作鉛筆，也沒有軍警來執行這些從未發出的命令，但鉛筆居然就這麼被製作出來了。
這其中的奧秘，亞當·斯密早在兩百多年前就給出了答案：如果交易是自願的，那麼除非雙方都認為自己能從交易中獲益，否則交易便不會發生。換句話說，價格的作用協調著千百萬人的勞動，他們每個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既不需要中央指令，也不需要人與人之間彼此溝通或者相互喜愛，就能夠完成製造鉛筆這一任務。當你購買鉛筆或者其他任何別的物品的時候，你並不需要知道這些物品是白人造的還是黑人造的，是中國人造的還是印度人造的。那些勞動者生活在世界各地，說著不同的語言，信仰不同的宗教，甚至還相互敵視，但這都不妨礙他們協作起來生產鉛筆或者其他任何別的物品。
這就是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這個在兩百多年前令人感到驚訝的觀點，在今天依然適用。它運作起來如此有效、如此良好，以至於我們大多數時候都意識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它的運行受阻，我們才意識到它的好處。
002
為什麼自由市場總是與政府管制衝突？
上面為你講述的就是本書第一個重點內容：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說完這個，咱們接下來說第二個重點內容：為什麼自由市場總是與政府管制發生衝突？
《自由選擇》這本書在告訴我們什麼是自願交易的市場及其作用之後，就談到了自由市場的對立面——政府的管制。在討論管制的問題時，弗里德曼依然是從自由貿易這個古老的話題談起的。我們都知道，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自由貿易可以增進物質財富，使人們消費到價廉物美的商品，促進各國之間和平共處以及各國企業間的競爭。但這個古老的話題又似乎是一個永恆的話題，至今還是國際糾紛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由市場經濟運行受阻的根源，主要是政府部門管制下的法規不允許價格機制正常運行。它的主要表現是：政府通過關稅或者其他種種限制，來干涉國際貿易；運用種種手段凍結或者影響包括工資在內的各種價格；對某些特殊行業實行政府管制；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導致反覆無常的通貨膨脹；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干涉途徑。反覆無常的通貨膨脹導致的主要消極後果之一，就是使商品的價格在信息的傳遞上變得獃滯而不再靈敏。
假若我們不讓價格體系發揮它應有的作用的話，那麼就會產生一連串的問題：如果一個人的所得，並不取決於他手中的資源所提供的服務的市場價格，那麼，他又有什麼動力去尋找價格傳遞的信息，並根據這一信息採取行動呢？如果你無論干多干少、干好乾壞都掙得一樣多，那你為什麼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不能從中獲利的話，你為什麼還要努力尋找願意出價最高的買主將手中的資源賣給他呢？如果人們並不能從積累資本中獲得好處的話，為什麼要將現在就能實現的享樂推後呢？人們為什麼要儲蓄呢？現在的實物資本是如何靠人們的自願節制而積累起來的呢？如果持有資本並不能帶來任何回報的話，人們為什麼不把他們積累或者繼承而來的資本揮霍一空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都是由於政府干預市場價格體系所導致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除了命令體系之外我們別無選擇。所有物品都只能由某個權威機構來決定由誰生產，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只能由某個權威部門來決定誰該去清掃大街，誰該去管理工廠，誰該去當警察，誰該去當醫生。如果某種資源為全民所有，也就沒有人有興趣去維持或改善它的狀況。因此，在前蘇聯，建築物在落成後一兩年之內就變得破舊不堪了；國營工廠里的機器設備總是出故障，需要不斷地維修；老百姓個人所需的生活資料也十分短缺。計劃經濟導致了明顯的經濟效率低下。
原本市場機制可以解決的問題，卻總有一隻「閑不住的手」要伸出來，去配合那隻「看不見的手」來干預市場。因此，弗里德曼在談到管制問題的時候，總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那些個人享有較大的自由，普通公民能夠支配的物質享受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們普遍地對未來的進步充滿信心的地方，我們就會發現其經濟活動主要是靠自由市場來組織的；凡是那些國家對其公民的經濟活動事無巨細地加以控制，詳細的中央經濟計劃占統治地位的地方，我們就會發現其公民生活水平較低，而且幾乎沒有力量來掌控自己的命運。
這樣說來，什麼樣的政府才是弗里德曼心目中理想的政府呢？他列舉了19世紀中後期的英國政府、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政府，他認為這些都是在實踐中的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場社會的範例。他說，只要我們願意的話，沒有什麼能夠阻礙我們建立一個主要依靠自願協作來組織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的社會，一個保護並擴展人類自由的社會，一個政府安分守己的社會，一個政府做我們的僕人而不是主人的社會。
003
所謂福利措施給人們帶來了哪些災難？
上面為你講述的就是本書的第二個重點：為什麼自由市場總是與政府管制發生衝突。下面，來為你說說第三個重點：福利國家的所謂福利措施給人們帶來了哪些嚴重的災難？
作者認為，目前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措施雖然是出於好的動機，但效果很壞。它不但沒有給人們帶來福利，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災難。
比如英國和瑞典。英國和瑞典是典型的福利國家，但兩國福利措施的負擔很重，造成了嚴重的後果。英國的公費醫療曾被稱作福利國家王冠上的明珠，但是醫務人員頻頻罷工、醫療成本飛漲、候診病人的名單越來越長，越來越多的人轉向私人醫生求醫和參加私人醫療保險。政府各項福利開支不斷激增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沉重的稅負使最有才能的人才流出國外，也削弱了人們對工作和投資的積極性，因而生產率下降，經濟停滯不前，使英國經濟遠遠落後於西歐的一些鄰國，引起了英國人民的普遍不滿。
再比如美國。從1932年羅斯福總統開始搞福利國家以後，特別是1964年約翰遜總統提出向貧困開戰以來，社會保障計劃、失業保險和直接救濟都大為擴充。1953年美國設立了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它的預算不過20億美元，只佔國防開支的5%。而在25年後的1978年，它的預算超過了16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海陸空軍費開支的一倍半。但經費仍然入不敷出，領取失業補助的人越來越多。政府支付了龐大的醫療費用，但醫療成本激增而醫療質量卻沒有改進。政府的教育經費不斷擴大而學生的成績下降，種族糾紛增加，青少年犯罪問題嚴重。美國的最低工資法表面上是保護工人實際上卻使工人受害，因為政府規定每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是2.9美元，那些缺少生產技能只能在每小時工資2美元時才有人僱用的工人，就只好失業了。
美國的社會保障計劃，實際上是由正在工作的人員交錢來贍養退休人員的。由於受益人數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交款人員的增長速度，所以交款人的負擔日益加重。如果聽任這種趨勢繼續下去，那麼社會保障計劃就有面臨破產的危險。福利國家的所謂福利措施，造成了驚人的浪費，既削弱了家庭的責任，又降低了人們工作、儲蓄、投資和創造發明的熱情，並且限制了個人自由。這種制度既不人道，又喪失效率。
弗里德曼最擔心的就是對自由的非法剝奪，而這種非法剝奪，大部分時候正是由公眾對強大政府的期待所引發的。他引用美國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話說，經驗教導我們，每當政府用心良善準備有所作為的時候，我們就應該保持最高程度的警惕來保衛我們的自由。人是生而自由的。因此，對那些用心邪惡的統治者，人們自然能夠保持警惕，隨時準備反擊統治者對自由的侵犯。然而，更大的威脅卻來自那些用心良善、熱情似火的人，他們笑裡藏刀、口蜜腹劍，對自由的侵犯表現得更為陰險。對此，人們似乎並不理解。
如果要問：同樣一筆錢，我們自己花更有效率，還是由政府來花更有效率？我們當然會選擇自己花，可是實際上，我們都在不由自主地把這筆錢交到政府的手中。如果再問一個問題，在過多的管制和最低限度的管制之間，你會選擇哪個？我們當然會選擇最低限度的管制，可是實際上，我們都在有意無意地促成更多的管制。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許多自由，大部分時候正是藉助於我們自己而被剝奪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另一位得主阿馬蒂亞·森也闡述過同樣的道理：經濟發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長。他強調要以公共行動來創造條件，使市場得以良好地發揮作用，讓人們享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無論是弗里德曼還是阿馬蒂亞·森，都對自由市場的作用給予了足夠的重視。
結語
經濟自由和個人選擇的一次偉大勝利
說到這兒，今天的內容就聊差不多了。下面，來簡單總結一下今天為你分享的內容。
自由市場、政府與個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是現代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永恆命題。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是，如果交易是自願的，那麼除非雙方都認為自己能從交易中獲益，否則交易便不會發生。自由市場經濟運行受阻的根源，主要是政府部門管制下的法規不允許價格機制正常運行。如果我們不讓價格體系發揮它應有的作用的話，那麼就會產生一連串的問題。自由選擇和自由交易能夠比政府更有效地提升公眾的福利。這個命題不會因為弗里德曼的去世而消失，相反，某些時候它還會以劇烈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看，弗里德曼所留下的遺產具有永恆的價值。
這就不禁讓我們想起了2016年11月，經濟學家林毅夫和張維迎在北京大學進行的一場「公開辯論」。這兩個「老對手」已經爭論了20年。他們都是中國一流的經濟學家，都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創始教授，多年來既是對手也是同事。他們與80多年前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與凱恩斯在倫敦經濟學院論戰的根本問題非常相似，都是關於如何界定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的問題。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這樣的討論還會以不同的形式重演。
在林毅夫和張維迎這兩位經濟學家曠日持久的辯論中，張維迎認為，中國取得的經濟增長來源於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的替代，政府應該進一步退出市場、廢除管制，要做的就是創造自由、法治的環境以及對產權制度的保證。張維迎甚至表示：「凡是協調失靈嚴重的市場，一定是企業家受到了體制和政策的打壓。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場的企業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企業家沒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林毅夫則認為，中國的成功在於抓住了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機遇，因此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政府協調，有可能失敗，但是沒有政府協調更失敗。他還曾公開表示，政府在其中的做法「95%是正確的」。
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爭論，不僅是雙方為自己堅持的立場辯解正名，更是一場關乎市場與政府命題的大討論，是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問題。因此，在需要彙集各方智慧、向改革要紅利來發展的中國，林毅夫與張維迎的辯論尤為可貴。
經濟學家許小年認為，學者對政府邊界問題尤其是對產業政策的看法，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對這三個基本問題的判斷不一致：第一，當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是過多還是不足？第二，是否存在市場失靈？如果不承認市場失靈，那政府干預只能是畫蛇添足。第三，假定存在市場失靈，政府是否能夠做得更好？轉了一圈，又回到了市場，回到了亞當·斯密關於政府職能的定義。亞當·斯密第一個對人類經濟活動進行了理性分析，天才地論證了市場的有效性，無論今後湧現出什麼樣的大師，經濟學家都將永遠是亞當·斯密的孩子。
中國近40年來的巨大成功，同樣是市場經濟力量的又一次證明，是經濟自由和個人選擇的一次偉大勝利。
正如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所說的那樣，一個好經濟學家與一個壞經濟學家之間的區別就只有一點：壞經濟學家僅僅局限於看到可以看得見的後果，而好經濟學家卻能同時考慮可以看得見的後果和那些只能推測到的後果。這個時候，讓我們重溫弗里德曼關於自由選擇，關於個人與政府關係、個人與個人關係的思想，就非常具有震聾發聵的作用。
END
你好，我是張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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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沒事撩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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