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是中國詩的惡習？看看國外翻譯家怎麼說
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曾經說過：「古典詩歌里的典故是中國詩的惡習，最終會毀了詩。」對此觀點，另一位漢學家、美國詩人艾略特·溫伯格在訪談中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艾略特·溫伯格
人物簡介：
人物一：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美國詩人，漢學家。翻譯了不少中國文學作品，對中國文學在國際上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他是北島詩歌的英譯者。本文是記者通過郵件對他的採訪記錄。
人物二：亞瑟·韋利（Arthur Waley）（1888~1966），著名英國漢學家、文學翻譯家。精通漢文、滿文、蒙文、梵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等語種。他一生撰著和譯著共200餘種，其中大部分都與中國文化有關。由於他的譯作，使中國文學易於為西方讀者接受。他認為：「古典詩歌里的典故是中國詩的惡習，最終會毀了詩。」本文由該話題引起。
艾略特·溫伯格訪談
記者：有人說研習詩歌是一輩子的工作，學中文又是一輩子的工作，幾乎不可能同時精通兩者。您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溫伯格：韋利、華茲生和辛頓這三位都證明了可以做到。
記者：亞瑟?韋利曾經說過：古典詩歌里的典故是中國詩的惡習，最終會毀了詩。您同意他的看法嗎？在翻譯中應該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溫伯格：翻譯的理想境界是沒有注釋。有時候可以通過增加一兩個詞來達到效果。隨便編個例子，比方有個楊將軍以殘忍著稱，中國讀者只要聽到他的名字就明白；一個西方讀者就需要一點解釋：「殘忍的楊將軍。」這樣翻就不算畫蛇添足。（應該說明的是，不少典故哪怕對中國當代讀者來說也是很陌生的。）
記者：中文以復義著稱，「詩無達詁」是我們掛在嘴邊的話。有些詩人比如李商隱的作品就隱晦而難以捉摸。您認為中文詩的翻譯是對原作詩意的縮水簡化，還是賦予了原作一種新的生命呢？
溫伯格：我認識一個美國詩人，一個中文字也不識，說他最喜歡的詩人是李商隱……複雜性並不是中國詩才有的特點呀！我曾經幫助北島翻譯哈特·克萊恩（Hart Crane）的一首短詩，其中許多詞都難以落實到精確的意思。只有糟糕的翻譯才是縮水或者簡化。很明顯，一首詩的翻譯不會跟原作一模一樣。但好的翻譯能夠在目標語言里喚起一些原作中不存在的東西。這不僅是給原詩帶來新生，也是給譯文語言的文學帶去新鮮的活力。
記者：韋利從未到過中國，只是通過想像翻譯中國詩。您曾經分析過王維詩《鹿柴》的十九種翻譯。您覺得一定要親眼看過陝西藍田的山林、青苔，才能準確理解詩人描述的那一個瞬間嗎？還是旅行其實會限制詩意的想像？
溫伯格：你可不用去地獄逛一圈才能翻譯但丁（恐怕但丁自己也沒去過呢），何況古代中國的風景放到如今，只有在一些與世隔絕的地方才被保留了下來。恐怕譯者只能靠想像了。不過王維這首詩倒是一個有趣的特例，兩種最「詩意」的翻譯是王紅公和斯奈德的，他倆都花了大量時間在野外；斯奈德通過這樣的經歷，在詩中看到了一些其他譯者漏掉的東西。
我們比較有把握的判斷是，譯者的個人生活跟翻譯的質量關聯不大。華茲生和韋利都是城市人，但山水詩翻得特別好。辛頓住在鄉下，可以把中國山川「譯成」他家鄉佛蒙特州的山川。韋利從未去過中國，華茲生大半生住在日本，只在老年時去過中國一次；辛頓在台灣住過一兩年，好像也只去過大陸一次。相較之下，有些很糟糕的譯者倒是在中國住了不少年。
記者：您還翻譯中國當代詩歌比如北島的作品。您怎麼看中國的現代詩？為什麼寫詩在知識分子的生活中不再像古代那樣佔據中心地位？
溫伯格：當代中國詩歌是國際現代主義的一個部分，很明顯跟古代詩歌有很大區別。這一點對很多研究古代中國的學者（比如宇文所安）來說很難理解，當然他們也不會期待一個美國當代詩人像唐代同期的盎格魯-薩克遜詩人那樣寫詩。中國從古典到當代有一定的延續性，因為都是用中文書寫，這是中文的特殊之處；但兩者之間也有斷裂，主要源於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我感興趣的點是，二十世紀開始的英美現代主義不光致力於創新，也不斷從古代尋找新的靈感——既有對熟悉人物的新解讀，也有對被遺忘的作者的重新發現。今天的英語「正典」已經跟十九世紀末的正典完全不同了，這在中國沒有發生，中國的經典或多或少已經定型，中國作家主要是從西方尋找靈感。這不是一個選擇這樣還是那樣的問題，任何傳統對任何創作者來說都可能也應該是重要的。中國文學體量巨大，而且樣式多變，有太多要學的東西，現代主義能帶來的啟示就是：曾經「邊緣」的會變成「中心」。
編者語：對文學而言，語言和文化的差異是一個巨大的障礙，不論翻譯得多麼好，都和作品的母語意境有所差異，這一點在漢語外譯的過程中尤其明顯。「用典」是中國詩歌常用的手法，其內蘊和美感外國學者難以體會到，卻增加了理解的難度，不利於傳播，因此他們認為這是「惡習」。對於國人而言，學術觀點不同，不必因為批評而耿耿於懷。對於亞瑟·韋利、艾略特·溫伯格這些漢學家，我們應心存敬意，他們熱愛漢語文學，為漢語文學走向國際做了很多努力，感謝他們！（滄海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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