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朴民：兵要地理環境對春秋中等諸侯國國運的影響

作者 | 黃朴民，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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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春秋戰國的戰略地理研究系列」主題文章，試圖總結春秋戰爭歷史的進程及其影響，深入考察當時主要列國的兵要地理狀況，揭示其所處的地理環境與其戰略動態、發展前景的內在聯繫。鑒於篇幅較長，拆分為上中下三篇，此為第二篇，原標題為：春秋時期中等諸侯國的戰略地緣環境。

參閱第一篇：解讀春秋四大國的戰略地理

繻葛之戰周桓王大敗，鄭莊公不再受控制，和周王室正式分道揚鑣，積極開展制霸方略。

一，一時風光無兩的鄭國

鄭國為西周宣王時鄭桓公姬友始封之國。在西周末年的犬戎之難中，鄭桓公死於勤王之役。其子掘突立，是為鄭武公。其在位時，隨平王東遷，都新鄭（今河南新鄭）。武公卒，其子寤生立，是為鄭莊公。鄭曾有功於東周王室，「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左傳·隱公六年》）。其與王室之關係最為親近，且地又近在洛邑王畿附近，故其在春秋初年一段時間內頗受周天子的倚重，鄭武公、鄭莊公均曾為王室卿士，主中樞之大政。鄭國憑藉這一有利條件，遠聯齊、魯，近攻宋、衛，並翦滅東虢、許、鄫 、管、鄔、祭等周圍小國，在春秋初期率先崛起，幾成霸主。

周平王東遷，鄭國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鄭國的兵要地理環境並不十分有利。鄭國地處河南腹心一帶，雖有「河山控戴，形勝甲天下」之譽，但「河南者，四通五達之郊，兵法所稱衢地者也」（《讀史方輿紀要·河南方輿紀要序》），「蓋四方必分之地也」（《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八）。這種位於中原咽喉之地的地理條件，決定鄭國勢必成為南北必爭的焦點，兵禍連結，庶幾無可避免。同時由於它周圍都是文化發達的地區，宋、衛、曹、陳諸國實力並不遜色於鄭國，故鄭國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必將受到強烈的反彈。而這種內線作戰的態勢，也給它本身的發展造成極大的限制。加上鄭莊公父子在外交、軍事方針上的一系列失誤，更加速了鄭國喪失暫時的優勢，而成為晉楚爭霸大戰略環境夾縫中的苟且倖存者，「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國語·魯語下》）。這雖是指當時一般中小國家的共同處境，但用來說明鄭國在春秋戰略格局中的情況，尤為妥貼確切。

二，角色尷尬的宋國

宋國為殷商後裔微子啟的始封之國，都於商邱（今河南商丘）。其地約有今河南省的東南部、江蘇省的北端以及山東省的西端，方圓約三、四百里。它西與魯國接壤，北與曹、衛相鄰，東與鄭國為界，南與陳、蔡銜接，戰略地位亦相當重要。「據江淮之上游，為汴洛之後勁」，「襟帶河、濟，屏蔽淮、徐，舟車之所會，自古爭在中原」，未有不以「其地為要膂之地也」（《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宋系亡國之餘，爵為上公，終周之世，始終以賓國自居，在中原列國諸侯中地位比較特殊。

在春秋戰略格局中，宋由於地處中原要衝，因此一直為各大國爭取角逐的對象。但是另一方面，宋不像鄭國那樣起著直接阻扼楚北上或晉東出的作用，所以其戰略選擇的迴旋餘地較鄭要稍見優裕。一般地說，宋以東鄰鄭國為最現實的競爭對手，而以南方強楚為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最大的潛在威脅。所以它在絕大部分時間裡與晉結成戰略同盟，站在抵禦楚國北上的最前列，經常起著影響中原霸局的作用。象弭兵之會由宋倡導就不是偶然的。然而總的看來，終春秋之世，宋國地位雖尊貴，但畢竟國力有限，只能在晉國爭霸大業中擔任「為王驅除」的角色而已。

東周形勢圖

三，每下愈況的魯國

魯國為武王弟周公旦的始封之國，都於曲阜（今山東曲阜）。其地略有今山東省東南部一帶以及江蘇北部之一隅。大致東到今沂水之東，南到今山東、江蘇兩省交界處，西至今山東鄆城、鉅野一帶，北及泰山與汶水而同齊國為界。北鄰強齊，南接吳、楚，西連宋、衛，東南和莒、郯等小國相望。

從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魯國還是擁有一定的優勢的。所謂「據河濟之會，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東帶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抵三楚，襄括三齊，直走宋、衛，長驅許、陳，足以方行於中夏矣」（《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二）。然而，在春秋期間，除了初年魯國曾一時強盛，僅一敗於齊，而四敗於宋，兩敗齊，一敗衛、燕，幾與強齊相匹敵外（參見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春秋初年魯國之強」條），絕大部分時間裡一直處於弱小被動的境地。導致這一局面出現的主要緣由，當是魯國統治者基本國策的失誤，即只知死守周公禮樂之教，拘泥而不知變通，未曾依據有利的戰略地理環境，利用列國爭雄的矛盾，採取積極主動的戰略發展方針，以至坐失良機，漸漸沒落。

根深蒂固的禮樂傳統對魯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圖為孔子勝記圖，孔子回魯國。

由此可見，兵要地理環境的優劣固然重要，但必須得到正確的運用才能發揮其作用。這正如顧祖禹所總結的那樣：「然自春秋以來，不能抗衡於齊、楚。而紛紛之際，豪傑竟起，未見能以兗州集事者，何輿？蓋必懸權而動，所向無前，然後可以拊敵之項背，絕敵之咽喉；若坐擁數城，欲以俟敵之衰微，未有得免於覆亡者也」（《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二）。

四，爭霸第一線的旁觀者：衛國

衛國為武王弟康叔始封之國，初都朝歌（今河南淇縣）。春秋初年曾為狄人所滅，藉齊桓公之力而復國，都楚丘（今河南滑縣附近），後又遷都於帝丘（今河南濮陽附近），疆域日漸削小。約有今河北南端、河南北端及山東西端之一部。在當時，衛處中原腹心之北部，齊、魯在其東，宋、曹居其南，晉、鄭處其西。概括而言，衛在春秋爭霸戰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如鄭、宋、曹諸國重要。晉、楚等大國只要控制了鄭、宋等國，也就同時控制了衛國的歸屬。而衛國本身由於國微力弱，也很難對當時戰略形勢的演變施展大的影響。

就春秋整個歷史考察，衛國在較長的時期內和齊、宋諸國關係較為密切，並多依從晉國同楚國北進勢力相抗衡。可謂是中原諸侯集團抵禦強楚爭霸的第一道防線。它的戰略地位之重要，在於防止楚國深入中原，分割東西，以至使晉與齊、魯的戰略聯繫被切斷。

五，楚國逐鹿中原的橋頭堡：陳、蔡、許

這三個諸侯國均疆域狹小，實力不強，且國都遷徙頻繁，國祚旋絕旋續。例如蔡先後都於上蔡、新蔡、下蔡；許先後遷都於六處；唯陳國相對穩定，一直建都於陳（今河南淮陽一帶）。大體而言，三國之地在今河南省東南部，與湖北、安徽兩省相交界，即汝水、潁水流域及淮水之上游地區。

就兵要地理而說，三國為中原腹心之南方門戶，楚國在其南，魯、宋在其東北，鄭、晉在其西北，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如蔡國「北望汴洛，南通淮沔，倚荊楚之雄，走陳許之道。山川險塞，田野平舒，戰守有資，耕屯足恃，介荊豫之間，自昔襟要處也」（《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楚國北進，首當其衝者則為此三國；而齊、晉之御楚者，亦爭戰於此三國之境。故終春秋之世，此三國長期成為中原列國與南楚爭奪之戰場。但由於三國緊鄰強楚，而晉則與它們中隔鄭、宋諸國，影響力殊微，所以三國實際上始終歸入楚的勢力範圍，系楚忠實之附庸國，曾多次協助楚國對晉、宋等國的軍事行動，成為楚北進爭霸的橋頭堡壘。

六，長期被邊緣化的角色：燕、曹

燕國為召公 始封之地，與魯國的情況一樣，也是由其長子就國。燕國在春秋史上一般稱作為北燕，其地以今北京市一帶為中心，略有今河北省一部。在當時，燕僻處中原北陲，雜處于山戎與諸狄之間，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地曠人寡。終春秋之世，其戰略地位並不顯得特別重要，其戰略動態也似乎不曾對整個形勢產生過太大的影響。其真正崛起，是在戰國中期。

曹國，地處今河南省東北及山東西部一帶，都於陶邑（今山東定陶）。四周與宋、魯、衛、鄭諸國相鄰，亦為四戰之國，其兵要地理形勢與衛國相似，唯實力與影響似較衛國尤為遜色。

七，脫穎而出的東南新勢力：吳、越

吳、越兩國位處長江中下游地區。其中吳國前期都於梅里（今屬江蘇無錫），中後期都於吳縣（今江蘇蘇州），其地略有今江蘇省大部，兼及今安徽、浙江一部之地。東至海，南有太湖，西及皖北與楚國接壤，北距徐州與宋、魯為界。越國都於會稽（今浙江紹興），以今浙江中北部為其活動中心。東至海，西至今江西省境內，北至今浙江嘉興一帶與吳國為界。滅吳後，其疆域曾拓展至今江蘇北部、山東南部一帶。

典故「卧薪嘗膽」，越國王勾踐勵精圖治以圖復國的事迹，側面反映春秋吳越之爭。

吳、越在春秋前中期尚默默無聞，但至春秋中晚期迅速崛起，「迭為霸王」。其地擁有江湖地利之勝，鞏固後方，伺機而動。攻守皆宜，進退自如。對爭霸主角晉、楚諸國來說，吳、越是自己爭霸中心戰場的最大側後，誰擁有兩國的支持，即可對敵手構成側後的威脅，陷對手於兩線作戰的不利處境。故晉國拉攏吳國牽制楚國北進在前，楚國如法炮製聯絡越國消彌吳國威脅於後。由此可見，吳、越獨特的兵要地理環境曾對春秋晚期列國戰略態勢的遞嬗，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而吳、越兩國亦憑依各自有利的兵要地理條件，際會風雲，脫穎而出，成為春秋末年大國爭霸鬥爭中的重要角色。

春秋時期列國間的軍事鬥爭、外交活動就是在這樣的兵要地理環境下展開的。換言之，當時列國戰略方針的制定、戰略決策的得失、戰略格局的演變，都無不打上了這種兵要地理條件的深深烙印。（完）

（本文為黃朴民教授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賬號，編輯：豆姑娘。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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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黃朴民，男， 1958年生於浙江紹興市，1978年至1985年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化網路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解讀》、《黃朴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大寫的歷史》（系列三種）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中華文史論叢》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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