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凱 | 從三分到歸一：唐朝前中期嶺南政治地理格局的變遷

原標題：羅凱 | 從三分到歸一：唐朝前中期嶺南政治地理格局的變遷

作者簡介

羅凱，1983年生，湖南衡陽人。2002-2006年山西大學本科，2006-2012年師從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安介生教授，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現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古代史教研室講師，研究方向為歷史人文地理、南北朝隋唐史、政治制度史等。

五嶺以南地區東濱南海，西連中南半島，海疆與陸疆並存，且遠離中原政治中心，在統一王朝時期，往往被視為特殊的區域，其統治方式也「與眾不同」。

唐代是嶺南地區發展史上一個極其關鍵的時期，對此，學界多有研究，其中關於隋唐嶺南政治史與政區地理的研究就有不少，至於唐代大範圍研究中涉及嶺南政治地理的則更多。然而唐帝國在嶺南地區究竟是如何進行統治的？不同時期其統治方式是否有變化？較之其他地區，在政治地理方面，嶺南有無獨特之處？這些問題還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

一、唐初嶺南的「統府三分格局」

嶺南地區因遠離中原，加以南嶺阻隔，內部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又十分複雜，故隋末大亂之時，各地方勢力紛紛藉機割據一方，形成大大小小的半獨立王國。在《隋末唐初嶺南政治勢力探析》一文中，筆者系統復原了隋末唐初嶺南地區的勢力分布。唐朝初年對嶺南的統一，其實就是以和平手段，逐步招降各地方實權人物的過程，這一過程始於武德四年（621年）冬十一月，完成於次年夏七月。

嶺南和平統一之後，原有的各種勢力基本延續下來，大多都被授予總管和刺史等高級官職，如李襲志桂州總管、丘和交州總管、李晙南德州總管、李光度南尹州總管、陳智略南康州總管、楊世略循州總管、寧長真欽州總管、馮盎高州總管、馮士翙岡州刺史、鄧文進東衡州刺史、寧道明南越州刺史等。

正是基於當時斑駁陸離的政治局面，李唐初年在嶺南實行懷撫政策，政區設置上，充分照顧到了各大勢力的實際情況，唐初嶺南九大都府——廣府、循府、南康府、高府、桂府、南尹府、欽府、交府、南德府——即分別對應八大勢力，以及嶺南第一戰略重鎮廣州。

設府如此，罷府也值得注意。比如欽府，廢於貞觀元年（627年），似乎與貞觀元年全國統一省並府、州、縣有關，但嶺南地區情況有所不同，除欽府外，該年並無其他都督府罷廢，同時海南島還新置崖州都督府。所以廢欽州都督府，或許別有因由。據《新唐書·南平獠傳》，武德末年南越州刺史寧道明等與眾首領反，寧氏勢力皆捲入，八年，寧長真攻陷姜州州治封山縣，次年，「道明為州人所殺。未幾，長真死，子據襲刺史」。據此，寧長真之死，當在武德九年或貞觀元年，「子據襲刺史」，而不言都督，當是李唐趁機取消了寧氏的都督職權。

類似的情況還有高府，《舊唐志》曰：「貞觀二十三年，廢高州都督府。」《舊唐書》卷109《馮盎傳》雖雲盎貞觀二十年卒，但《全唐文》卷231張說《贈潘州刺史馮君（君衡）墓志銘》曰：「祖盎，持節總管、高州都督、耿國公，薨，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大都督。恩命分府為三州，授君三子，子智戣高州刺史，子智玳恩州刺史，猶子子猷潘州刺史。」而恩州、潘州置於貞觀二十三年或永徽元年（650年），可見馮盎死後，高州都督府即廢，原高州則分為三個州。

從欽府、高府的罷廢，可以看出二者乃特為寧長真、馮盎兩位隋末實權人物而設，人死則府廢。楊世略、陳智略、李晙等人，由於史料缺乏，不知其亡於何時，但由寧長真、馮盎之例推測，或許循府、南康府、南德府之廢，也與三人之亡有關。

正因為欽府、高府、循府、南康府、南尹府等皆因籠絡嶺南當地豪族所設，與一般的總管府（都督府）有別，所以，嶺南真正起著內地「都府」管控一方作用的，是另外的三個府，即由隋唐朝廷實際掌握的桂府、廣府、交府。由此，當時整個嶺南地區，實際分為三大政治區域：廣府管區、桂府管區和交府管區，基本上相當於今廣東和海南、廣西、越南北部三大區域，僅有極微小之出入。其中廣府先後轄有南康府、循府、高府、崖府等較低層次的都府，桂府先後轄有欽府、南尹府、龔府等，而交府則轄南德府（驩府）（見圖１）。為便於區分這兩種不同層次的都府，筆者擬撰一新詞，將廣府、桂府、交府等較高層次的都府名之為「統府」，即可以統轄一般的基層的都府，後者則直接簡稱府。

圖１--德六年嶺南地區都府與統府示意圖

之所以呈現出這樣一種格局，與其時嶺南的局勢密切相關。桂府、交府的第一任總管，均為隋代舊臣，一直心向朝廷。隋末大亂，其與中央政府的聯繫被迫阻斷，但唐初向南統一時，二者都主動投誠，之後不久，就「奉表請入朝」，而將其所管地區交給李唐朝廷直接管理。丘和因年事已高，故入朝後就留在中原，交州遂成為唐朝廷在嶺南實行有效統治的重要戰略基地。唐初十分重視該府，武德五年全國所設五大總管府，交府即為其中之一。為了通過該府控御南疆，李唐一直派遣能幹重臣或者宗室近臣任職該府，如李大亮、李壽、李道彥、柳楚賢、李弘節等。至於桂府，作為隋、唐兩朝統一嶺南的橋頭堡，一直備受重視，李襲志作為第一任總管，雖然曾短暫入朝，並任江州都督，但因為他強明幹練，並深悉當地情況，故不久即復任桂州都督，「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李襲志對唐初桂府乃至整個嶺南西部地區的穩定，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後任有張士貴、張寶德、李弘節、柳楚賢等，均有能名。相對而言，廣府在隋末唐初的情形頗為微妙。該府並沒有像丘和、李襲志那樣忠心能幹的循吏，故隋末離亂，反藉助於馮盎等嶺南豪族。

那麼為何分成這三個統府區呢？其根源應在地理環境。廣州統府區與桂州統府區之間，是斜貫南北的雲開大山。這條山脈絕對海拔並不是很高，甚至不如東邊的雲霧山，但其從梧州附近的西江南岸開始，呈東北———西南走向，綿延四五百里，余脈一直南抵北部灣，相當程度上阻隔了兩廣之間的交通。而桂州統府與交州統府之間，則由於當時陸路不通，只能由海路往來。故史載寧長真等渡海南擊丘和，卻被丘和、高士廉等率交、愛二州民眾佔據地利擊敗。寧長真降，「交、愛之道始通」，皆因為寧長真當時掌握著離交州最近的航線。史載，「貞觀十二年，清平公李弘節遣欽州首領寧師京，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直到此時，欽州與交州之間的陸路交通才再次打通，但即便如此，海路依然是海北地區往來安南的主要方式，此點可參見台灣學者廖幼華的論文。故交州統府與桂州統府，當時實質上是不大相連的。

事實上，入隋之後，嶺南的政治中心有一個較大的變化。六朝政權無比倚重廣州，廣州刺史往往都督嶺南諸州，梁、陳時候，也只有今桂北一帶（大致相當於大業年間的始安郡範圍）不在其統內。隋代則不然，桂州總管府總管今廣西全境和越南北部，循州總管府管粵東地區，廣州總管府轄區則局限於粵西和海南島，且其名稱、治所多變，廣州本身的轄域亦屢變。尤其與桂府多能臣，如周法尚、令狐熙、侯莫陳穎等主政不同，廣府長官多無能、貪贓之輩，論重視程度，遠不及桂府，這應該是隋朝統治者有意為之的結果。因為隋代統一嶺南，是兵分兩路的，西路以武力從桂州開始征服，東路以和平綏集為主，相較而言，桂州一直是隋朝嶺南政策的戰略要地。再者，嶺南諸州中，桂州最靠近中原，對於楊隋這個「後來的征服者」而言，心理上也覺得桂州更好掌控。加之隋文帝時，南北大運河尚未開通，從隋都長安往嶺南，因為有靈渠的存在，桂州路的交通也更為方便。另外，從統治的角度而言，嶺南不宜作為一個整體，分而治之更符合楊隋征服者的利益。所以，不但桂府、循府分廣府之勢，而且，從更廣的區域而言，嶺南也不屬於一個政治單元。《隋書·乞伏慧傳》云：「俄轉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潭、桂二州總管從屬於荊州（今湖北荊州）大總管府，相應的，廣府、循府應該就屬於揚州（今江蘇揚州）大總管府了。

在隋末唐初的亂離格局中，嶺南也並不是一個整體，同樣受到嶺北政治形勢的深刻影響。大業十二年（616年），高涼通守洗寶徹舉兵，嶺南各大土著勢力紛紛響應。此時至武德初年的數年間，洗寶徹應是嶺南最大的勢力之一。但最初的紛擾之後，中原地區群雄逐鹿的兼并浪潮也波及到了嶺南。毗鄰的蕭銑梁國和林士弘楚國均實行南下戰略，逐漸分別控制了嶺南的西部和東部地區，李襲志、李光度、寧長真、丘和、李晙等歸順蕭梁，而楊世略、高法澄、洗寶徹、馮盎等則投降了林楚。這種以雲開大山為界線的勢力分野十分明顯，可以說相當程度上繼承了隋代的格局。楊隋皇室楊綸隋末流落朱崖（今海南海口東南），後又被林士弘逼迫至儋耳（今海南儋州西北），可為佐證。不過，林士弘後來逐漸走下坡路，內部張善安分立，外部蕭銑趁機掠地，南邊劉洎的工作卓有成效，於是這種涇渭分明的格局被打破。正當劉洎在嶺南東部取得進展之時，武德四年冬，蕭梁被李唐滅國，因此楊世略、馮盎等勢力尚未在梁、楚的權力更迭中作出反應，就又面臨新的政治格局，其結果就是次年陸續降唐。

唐初的嶺南政治地理格局，依然不可避免地受制於嶺北的政治大環境。《舊唐志》云：

（武德）五年，荊州置大總管，管荊、辰、朗、澧、東松、沈、基、復、巴、睦、崇、硤、平等十三州，統潭、桂、交、循、夔、高、康、欽、尹九州……七年……改大總管為大都督，督荊、辰、澧、朗、東松、岳、硤、玉八州，仍統潭、桂、交、夔、高⑦、欽、尹等七州。其沈、復、睦、崇四州，循、康二州都督並不統。貞觀……二年，降為都督府，惟督前七州而已。其桂、潭等七州，不統也。

此處部分府州的記載或有出入，但由此可以看出，武德五年至七年，桂府及其所管的南尹、欽府，以及廣府及其所管的循、南康、高府，即今天整個嶺南三省（自治區），均屬於荊州大總管府；而今越南北部，屬於交州大總管府。但此格局為時不過兩年，就又回到隋代的舊制。武德七年，交州與廣州地位互換，於是整個嶺南西部地區，包括今廣西和越南北部，隸屬荊州大都督府；而嶺南東部地區，即今廣東、海南兩省，屬於廣州大都督府。但不久循府即改隸揚州大都督府。貞觀元年，廣府由大都督府降為中府，遂連同高府、循府改隸安州大都督府。二年，荊府、安府皆去「大」字，北邊大「統府」遙控嶺南的局面結束，嶺南三足鼎立的格局於是得到凸顯：廣府統今廣東和海南；桂府督今廣西；交府管今越南北部地區。

這種層層統轄的「統府三分格局」持續了數十年時間，整個太宗貞觀年間（627-649年），甚至高宗前半葉（650-666年），都沒有什麼改變，直到高宗乾封二年（667年），才被新的平級的「五府並立格局」所取代。

二、高武時期的嶺南五府格局

貞觀二十三年，在唐太宗逝世的同年，嶺南梟雄馮盎亦去世。唐高宗趁機將原高州都督府罷廢，並將高州一分為三，這是「眾建以少其力」的典型政治手段。高府之廢是一個標誌，說明隋末唐初主宰嶺南的舊酋豪勢力基本瓦解，因為前此南康、欽、循、南尹等府已廢，這樣，唐代在嶺南施政的阻力就大大減輕了。

於是，唐高宗能對嶺南的統治格局從容進行調整，原統府三分格局因此發生巨變。西部的容州、邕州升為都督府，與桂府、廣府、交府並立，從而打破了原有的三分格局，塑造了新的五府格局。

關於邕州都督府，根據《舊唐志》的記載，似乎貞觀六年就已經有了邕府（今廣西南寧），然《元和志》《寰宇記》均言「乾封二年置都督府」。故邕州都督府始置於高宗中期的乾封二年，可無疑問。這一點艾沖、郭聲波等早已指出，不必詳述。唯其後該府一度被少數民族所攻陷，都督府曾移至貴州（今廣西貴港）。

至於容州都督府的設置，要複雜得多。《舊唐志》「容州敘」謂容州開元中升為都督府。艾沖依據《大唐贈衛尉卿并州大都督淮陽郡王京兆韋府君墓志銘》，以中宗韋皇后之弟韋洄於如意元年（692年）「甍於容府」，從而判定容府始置於天授年間（690—692年），但是以年代較晚的墓志銘所追述的地名，並不一定就是死者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很可能只是撰銘者所處時代的名稱。《呂玄福墓志銘》云：「授（呂玄福）朝散大夫、行竇州司馬，俄遷容州都督府司馬……以調露元年八月十八日，遘疾卒於容州之官第，春秋四十有六。」如此，則容府之置，不晚於高宗調露元年（679年）。廖幼華據《景星寺碑銘》，判定高宗時容州已置都督府，經略使最晚開元初年已存在，其說甚是。事實上，根據盧藏用所撰《景星寺碑銘》，容府之始置時間，可以進一步精確。該銘記載：

容州都督府景星寺者，高宗天皇大帝所建也。高宗……增封東岱，有景星乘象，制諸州置寺，仍景星為名……時都督樂處元，以式遏為心，未遑經始；後長史陳善宏，以熏修為念，頗加薙翦。

這段文字說明景星寺始建於高宗乾封年間，時容州已有都督，但該都督致力於穩定當地秩序，並未在景星寺的建設上花費多少心力。也就是說，至遲唐高宗乾封年間，容州都督府已置。而該府之置，或源於當地的動蕩局勢，即所謂「時都督樂處元，以式遏為心」，式遏即鎮壓、防禦。因此，容府之設，不應晚於乾封二年邕府之置。

那麼，高宗朝為何會作出這種調整呢？在《唐代容府的設置與嶺南五府格局的形成》一文中，筆者從背景和深層原因兩個方面做了初步探討。前者重在政區設置和軍事行動，後者則重點考察了容府周邊的「獠叛」和交通形勢。以下再就一些未竟問題稍作補充。

圖２ 唐高宗末年容府附近示意圖

（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之「桂州容州附近圖」改繪）

原來桂府之外，嶺南道西部還存在著地位較低的龔府，該府不但級別上從屬於桂府，而且所管七州，均在桂府直轄州的包圍中。這是唐初照顧李光度勢力的一種權宜之計，實際上卻使得桂府統轄地域過大，管理不便，而龔府作用有限，地位尷尬。龔州雖處在鬱江幹流上，卻不像潯州、藤州、梧州等有支流匯入，不具備縱深和腹地，因此，地理位置並不佳。反之，容州當「容江道」之要衝，扼守當時溝通嶺南南北最重要最便捷的陸上交通要道，並可通江達海，區位優勢非常明顯（見圖２）。邕州則臨近左、右江匯合處，是邕江流域的重鎮，其西、北、南，在當時均是尚待開發的「蠻荒之地」，因此，邕州是桂西大開發的前沿陣地；同時，其當西原蠻南下、東進之關口，也是鎮壓西原蠻的重要據點。

關於唐前期嶺南地區的「獠叛」，《通典·古南越》述其風俗曰：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懦，富豪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興迷節（自尉佗、征側之後，無代不有擾亂。故《蕭齊志》云：「憑恃險遠，隱伏岩障，恣行寇盜，略無編戶。」）。爰自前代，及於國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下表是一份不完全統計表，時間從李唐取得嶺南至德宗貞元年間。

相對於嶺南道東部的廣管地區，西部原桂管之地更為原始和野蠻，開發程度更低。儘管尚未找到更多的證據，表明高宗乾封以前當地是否比東部廣管更加動蕩不安，但聯繫之後邕府一度「為夷獠所陷」，與天寶以後西原蠻的肆虐猖狂，可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唐高宗加強嶺南西部的控制，撤銷位置尷尬、層次較低的龔州都督府，增設與桂府平級的邕府、容府，建構成桂、邕、容三足鼎立、互為犄角的格局，實在是未雨綢繆之舉。雖然未能很好地防範西原蠻在後來的大肆擴張，但這與至德以後的國家大環境，以及守邊鎮將的才幹、措施密切相關。從容府、邕府設立之後，基本能維持到李唐滅亡，存在兩三個世紀（南漢時仍存在）之久，可知這一改革的意義之深遠。

如果說容府的設置主要是為了保障「容江通道」的安全和暢通，那麼置邕府則是為了更廣的拓邊。容州畢竟位於嶺南的腹地，而邕州則是完全的邊州，處在原南尹府或桂府的最西南，其開發程度本就不高，因而該府的定位與容府是不同的。邕州最大的優勢在於地理區位，它離左江和右江的交匯處不遠，正當鬱江航道的起點，通過該州，可以最大限度地掌控桂西的羈縻府州。其與北邊的桂府，南邊的交府一起，消極而言，可以構築一道穩固的防線，將西原諸蠻阻擋在該線以西；從積極的方面說，若有效聯動，則能逐步推進，將越來越多的化外之地納入李唐的郡縣體系中來。正因為邕府處在嶺南的最邊緣，所以即便在唐前期，該府也並不穩定，《元和志》就記載：「乾封二年置都督府，後為夷獠所陷，移府於貴州。景雲二年（711年），州界平定，復於邕州置都督府。」

容、邕二府雖然同在邊遠區的嶺南，但卻代表了唐代都督府的兩種不同類型：一種是邊疆都督府，一種是要衝都督府，即所謂邊府（邊州）和要府（要州）。如果說容府是「穩壓器」或「鎮河塔」，重在保障戰略後方，那麼邕府則是「助推器」或「橋頭堡」，重在開拓前沿疆土。

盛唐時期嶺南政治地理最顯著的格局是「嶺南五府」，那麼在原有的廣、交、桂，以及新置的容、邕這五府之外，高宗初年原有的龔州、崖州、驩州三個都督府又是如何消失的呢？龔州都督府廢於容、邕二府初置之時，崖州都督府則在乾封二年之前即已罷廢，唯有驩州都督府可能維持到乾封二年之後，但在永隆二年（681年）之前若干年必已罷廢。

因此，唐高宗時期，嶺南政治地理格局的最大變化，就是地位較低的崖府、龔府、驩府的罷廢，和地位較高的容府、邕府的設置，從而由平級的五府格局，取代了原來層層統轄的三分格局。容府、邕府設立之後，桂、邕、容三足鼎立、互為犄角，進可攻、退可守，有效地加強了對嶺南西部地區的控制。之後，雖然偶爾也有被攻陷而臨時僑治於其他州，或短暫省並的情況發生，但這新的五府（廣、桂、容、邕、交）共存格局，基本上維持到李唐滅亡，存在了近兩個半世紀之久（667-907年），可見這一統治格局的調整是相當成功的。

三、唐中期嶺南的「歸一」

但是，這五府之間的平行、並立狀態，在嶺南維持的時間並不長。《舊志》廣州條謂：「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府，皆隸廣府都督統攝，謂之五府節度使，名嶺南五管。」五府節度使自然不可能早在永徽年間就成立（詳見後文），畢竟其中的邕、容二府乾封二年才設，但這句話自有它的價值，提示我們，互不統屬的五府格局可能為時甚短。

《新唐書·方鎮表》謂開耀（681-682年）後，桂州置管內經略使。這是有明確記載的嶺南最早的管內經略使。《方鎮表》的很多記載存在舛誤，但這條記載突出列於景雲年間之前，當有所據。又據《景星寺碑銘》，開元初年已存在容府經略使。

廣州的嶺南五府經略使之設，明確的記載，可追溯到神龍三年（707年）。《舊唐書》卷76《太宗諸子·吳王恪傳附子千里傳》云：「（神龍）三年，又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略安撫大使。」但嶺南五府經略使之始置，當還在此之前。

《景星寺碑銘》載光楚客的任官經歷，在開元初年任容府都督兼管內經略使之前，還曾任過廣州都督府長史兼經略副使、嶺南五府安撫經略副使等職。而《新唐書·薛季昶傳》謂薛季昶死時（神龍二年），光楚客為廣州司馬。此職《景星寺碑銘》未載，較之銘文，當在廣府長史之前。如此兩相堪合，至遲神龍初，已存在嶺南五府經略使。而在「充嶺南五府安撫經略副使」之前，碑銘還書其任「廣州都督府長史兼經略副使」，以此觀之，廣府上佐既兼廣府管內經略副使，又兼嶺南五府安撫經略副使，這是兩個不同層次、不同級別的職務，前者只轄廣府管內23州，後者則管嶺南道全部的五個都督府或都護府，州數在70個以上。由此觀之，最遲公元8世紀初，覆蓋整個嶺南道的嶺南五府經略使，及其以下的五個管內經略使體系，已經存在。而此體系的濫觴，很可能是《新唐書·方鎮表》所載桂府管內經略使的設立。因為差相同時，交州都督府改稱安南都護府，二者或許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意味著唐朝嶺南統治格局的又一次較大變革。

嶺南五府安撫經略使的設置，意味著原來五府分立、互不統屬的嶺南「五分」格局，至少在軍事上被根本改變，從而形成了一個軍事上的嶺南「共同體」或「統一體」。以「都府」與「統府」的概念來觀察，則此時的廣府、桂府、容府、邕府、安南府下轄若干州，均為「都府」；而統轄此五府的嶺南五府經略使，則是「統府」。這也意味著，高宗中葉之後，在嶺南實行了一段時間（不到40年）的扁平化五府分立格局，重新回歸到層層管轄的「統府」時代。

前引李千里、光楚客的事例，均表明嶺南五府經略使常設於廣州，這是確鑿無疑的。後來的宋璟、甑亶、李涺（光王涺）、李尚隱、李朝隱、宋鼎、裴敦復、彭皋、盧奐、張九皋、賀蘭進明等均為例證。

這裡需要辨析的是，在至德二載（757年）之前，是否有嶺南節度使或者說五府節度使之設。《唐會要·節度使》明言：「嶺南節度使。至德二載正月，賀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略兼節度使，自此始有節度之號，已前但稱五府經略，自此遂為定額。」但成書於開元末的《唐六典·尚書兵部》有「嶺南節度使」之號，為天下八節度之一。又，《舊唐書·盧奐傳》謂：「劉巨鱗、彭果相替為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臟巨萬而死。」《張九皋神道碑》亦謂：「除南海太守，兼五府節度經略採訪處置等使，攝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時在天寶十載前後。

以上似乎都說明，至德二載前嶺南已有節度使。並且，《舊唐書·玄宗紀》載該年五月癸酉，諸王遙領重鎮並不出閣，其中「光王涺為廣州都督、五府節度大使」。《唐會要·親王遙領節度使》同。兩書均謂此時已有五府節度大使，似乎鐵證如山，加之上述其他材料，至德二載才有嶺南節度使之說就難以成立了。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慶唐觀紀聖銘碑陰》對此的記載為：「皇子廣州都督兼嶺南五府經略大使光王涺。」該碑陰作於開元十七年九月三日，列書當時皇室要員及朝廷重臣之詳細官職，規格頗高，不但是難得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最可靠，可據以糾正傳世史書的不少誤漏。《舊紀》和《會要》所列開元十五年的諸王官稱，該碑陰一一詳列，因此，當時嶺南存在的是「五府經略」，而非「五府節度」。

至於《唐六典》，諸使被規範化了，因為北部的均稱節度使，所以嶺南具有相似情形的五府經略使，也被稱作節度使。而彭果（皋）的官稱，《通鑒》天寶四載五月壬申條已經有了交代，其所代的是裴敦復，而裴為「嶺南五府經略等使」。張九皋的情況，則屬於後人的追加。因為該神道碑作於大曆四年（769年）之後，當時已是嶺南節度使兼五府經略使的定製。

但嶺南節度使之號亦非自至德二年賀蘭進明才有。《通鑒》卷218至德元載五月已有「嶺南節度使何履光」，七月，「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或許五月何履光之為嶺南節度使乃權制，至七月方為定製。要之，嶺南節度使始於至德元載，而非次年。

相當長的時間內，嶺南節度使因為兼五府經略使，所以對於其他四府具有節制權。直到「杜佑授嶺南節度使，德宗興元，朝廷故事，執政往往遺忘，舊日嶺南節度常兼五管經略使，佑獨不兼，蓋一時之誤，其後遂不帶五管經略名目」。即自此以後，名義上廣府對於嶺南其他四府已經沒有節制權，但事實上，因為節度使比都防禦使、經略使、觀察使等位要高權要重，廣府對於整個嶺南還是有相當大的戰略影響力。韓愈《送鄭尚書序》曰：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於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

嶺南節度使在嶺南地區獨為「大府」，其他四府之於嶺南節度使，「若小侯之事大國」，並且，「有大事，諮而後行」。韓愈作此《序》在長慶三年（823年），時距興元元年（784年）已經40年，韓氏所言，不應是興元之前的情況。即是說，雖然不再有「五府經略使」的身份，嶺南節度使對其他四府還是有節制的權力。

《新唐書·南蠻傳》又載：「黃氏、儂氏據州十八，經略使至，遣一人詣治所，稍不得意，輒侵掠諸州。橫州當邕江官道，嶺南節度使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乾封后，橫州恆屬邕管，邕管廢，則度屬鄰近的桂管、容管，不曾屬嶺南節度使所在的廣管，然公元820年，嶺南節度使卻「常以兵五百戍守」於此，可見其時嶺南節度使對整個嶺南道地區，還是有相當大的軍事干預能力的。

以上敘述表明，在軍事方面，即從嶺南五府經略使和嶺南節度使的角度而言，嶺南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這個統一體的中心，一直在廣州。其在整個嶺南中心地位的獲得，根本上來說還是由於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廣州位於珠江流域三大水系匯合入海處，溯流而上，可達嶺南絕大多數內地；泛海而下，能覆蓋所有沿海地域；而且其北距五嶺還有較廣大的腹地，位置比過於偏北的桂州無疑更為優越。在張九齡整修大庾嶺路之後，其與中原交通不便的劣勢也消除了，於是其嶺南道的核心地位更不可動搖。

此外，８世紀前半葉，唐朝不時設有按察使、採訪使等監察或民政使職。嶺南道按察使，擁有監察整個嶺南道官員的重權，是嶺南道採訪使的前身，一般由廣州都督兼五府經略使充任，如周利貞、蕭睿、宋璟、甑亶、裴休先等。但開元十八年至十九年，張九齡曾一度任桂州都督兼嶺南道按察使。此前，苗延嗣或也曾以桂管長官兼任嶺南道按察使，《苗弘本墓志銘》謂「桂管採訪使」，以其與張嘉貞同時觀之，應為嶺南道按察使，以桂州都督兼之，故名桂管，至於採訪使，則可能是大中年間撰志者以後世之雅稱稱之，也可能是按察採訪處置使的省稱。是則按察使時代，廣州、桂州均曾做過嶺南道的中心。後來開元末至天寶年間，李朝隱、劉巨麟（鱗）、盧奐、彭皋、張九皋等，皆以廣府長官或南海太守的身份兼任嶺南（道）採訪使，則採訪使時期，嶺南道的中心固定為廣州（南海郡）。採訪使雖然名義上還是監察使職，但其實際權力早已超過監察範圍，向民政領域頗多干預了。所以，在監察與民政方面，嶺南地區也是個統一體。

另外，主持「南選」的嶺南選補使，則負責整個嶺南地區官員的選任。南選是唐代銓選制度的一種。《會要》云：「開元八年八月敕：嶺南及黔中參選吏曹，各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日檢勘使了。選使及選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選所。正月三十日內，銓注使畢。其嶺南選補使，仍移桂州安置。」說明嶺南選補使當時應該是個固定職位，有一整套官僚機構，並有駐地。且其駐地情況，可能也與按察使類似，在廣、桂二州之間擺動。又，「大曆十四年十二月二日敕。南選已差郎官。固宜專達。自今已後。不須更差御史監臨」。則一段時間內，南選沒有御史監察。但這應該只是一時之權宜，畢竟茲事體大，國家不可能不實行監控。《會要》即載貞元十二年瑏瑠、元和二年，御史監察嶺南選補使的情形。據《新唐書·選舉志》，最初四年一屆的南選，後來的常制應該是三年一任。可是隨著朝政的糜爛，這種制度也時有罷輟。《會要》即記載了長慶二年、太和三年（829年）、太和七年、開成二年（837年）至四年等數次「權停」。不過據此可知，此時「南選」在制度上仍然存在，只是權且暫停而已，而時間上似乎更接近四年一屆。

要之，高宗中期嶺南五府共存格局形成之後，五府分立互不統屬的局面並未繼續很久，即在更高層面上，被嶺南的「統一」所覆蓋。嶺南五府經略使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德宗時期才被罷廢，此後軍事上的嶺南統一體，因為廣州嶺南節度使的超然地位，以及在嶺南西部的軍事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續。嶺南按察使、嶺南採訪使斷斷續續地存在近半個世紀，在監察、民政方面一度形成了統一局面。而嶺南選補使，則在官員的組織和人事等方面，將嶺南「團結」在一起。

結語

歷史的車輪從來都不是筆直向前的，往往要走彎路，甚至岔道。唐初的嶺南統治，承繼隋末的亂局，以羈縻為主，但廣袤的天南之地不能放任不管，所以李唐朝廷以桂、廣、交三州為基地，建立起層層管轄的「統府三分格局」，其統府轄區，很接近宋以後的「三分」局面。然此三分格局唐代只維持了40來年，在此後的三個世紀中，歷史的車輪卻拐了一個大彎，朝著「五管格局」曲折前行。在五管的基礎之上，「盛唐」時期的嶺南政治地理，于軍事、人事、監察、民政等諸方面，又一度表現出十分明顯的「歸一化」特徵。

嶺南在唐前期的「統府三分」與「五府並立」格局，和中葉的「南選」，無疑具有邊疆、民族地區的特殊性。但「盛唐」時期，其在軍事、監察、民政等領域的「歸一」，與其他地區相比，則既有共同性，也有相異之處。如何理解這種種現象，並挖掘其背後深層的因素，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與研究。

當然，隨著局勢的進一步變化，嶺南道的「歸一」也難以持續，後來在各方面，「歸一局面」都逐漸瓦解，於是有宋以後兩廣的分立，更有「安南」的獨立，不過那已是另一個複雜的問題，俟後再另文探討。

本文原載於《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8年第1期，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Doro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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