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資訊 |《中國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4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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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逢商務印書館創立１２０ 周年，本期「本刊專稿」聚焦商務印書館，探討商務印書館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貢獻及原因。沈國威《〈辭源〉（１９１５）與漢語的近代化》一文，對《辭源》編撰的社會原因進行研究和分析，指出《辭源》的編輯出版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詞語層面做出準備，推動中國近代化進程。商務印書館在２０ 世紀３０ 年代已大致建立起符合現代企業要求、較規範的福利制度，代表了中國出版企業近代化的水平，也是中國企業近代化的重要代表之一。范軍、沈東山《試述２０ 世紀３０ 年代商務印書館的福利制度》一文，對商務印書館福利制度產生的原因、內容及意義等進行梳理，指出這一制度對當下出版企業的經營管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張元濟哲孫張人鳳先生所寫《試論張元濟的中西文化觀》，對張元濟組織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大量西學文獻的深層次原因進行探討，為張元濟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

晚清以降，出版業在傳播新思想、新文化中的作用凸顯。可以說，康有為、梁啟超師生將其發揮得淋漓盡致。本期「專題研究」中王水渙《「戊戌變法」後康梁集團出版事業流程特色及經營得失考論——以廣智書局及其出版物為中心》一文，通過對廣智書局編輯出版流程諸環節及出版物的考察，勾勒出康梁集團出版事業的大致圖景，有助於理解晚清民國時期出版業得以迅速發展的複雜歷史原因。改革開放初期創辦的通俗文學期刊《今古傳奇》，引領時代風潮，在改革開放期刊史上留下濃重一筆。李頻《〈今古傳奇〉創刊在改革開放期刊史上的地位分析》一文，梳理改革開放初期《今古傳奇》的發展歷史，對其成功經驗加以分析和研究，有助於理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期刊業在探索中前進的不平凡歷程。

在本期「史料鉤沉」欄目中，老出版人黃鴻森先生的《北京編譯社憶舊》一文，鉤沉為新中國翻譯出版事業做出較大貢獻的北京編譯社的往事，讓我們對翻譯出版事業的前輩萌生深深的敬意。

本期中的其他文章，如瞿艷丹《近代中日兩國漢籍複製交流——以張元濟影印〈四部叢刊〉為例》一文對張元濟赴日本史跡足利學校訪書新史料的發現和使用、石鷗《對清末教科書審定製的歷史考察》一文對清末教科書審定製形成原因及作用等問題的思考等，均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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