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補課背後的愚昧與狂歡
上到六年級後，小傑成了家裡「最忙碌的人」。
每天放學，他剛出教室，就要再踏進老師辦的課後輔導班，直到在老師家做完作業才能回家。周末也像趕場一樣：上午9點半到11點半，跆拳道；下午2點到3點半，英語。
這樣輾轉奔波於不同課外班的學生不止小傑一人。
中國教育學會發布的《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上課外輔導的學生達1.37億人次。另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2017年的最新調查，全國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的課外補習總參與率為47.2%。課外補習已經成為中國中小學生學業負擔的重要來源之一。
2月26日，教育部辦公廳、民政部辦公廳、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辦公廳印發《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決定聯合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
隨後，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也在今年「兩會」的首場「部長通道」上公開表示，要通過立法等形式，對「野蠻生長」的課後補習班亂象加強治理。
在今年「兩會」的首場「部長通道」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回答記者提問。（網路圖）
事實上，課外班在全國各地層出不窮，屢禁不止，幾乎成了教育部門年年喊打的目標。早在2013年，教育部就祭出「解聘」狠招——對於在課堂上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學任務，課堂內容課外補，向所教學生收取補課費的，要依據教師法給予行政處分或解聘。
然而，課外班依然瘋狂。
孩子：不補課成異類
周六早上8點剛過，小傑的母親李飛叫醒了還在睡夢中的兒子。
從上幼兒園起，李飛在孩子的教育上就毫不「手軟」，她不光給小傑選擇了當地最好的雙語幼兒園，還一口氣報了英語、繪畫兩個輔導班，還請了家教教鋼琴。「當時看到別人的小孩都在學，就報了好幾個班。反正孩子多學一些東西總不是壞事兒。」
自那以後，小傑的童年一直在各種課外班中度過，書法、鋼琴、籃球、英語、繪畫、跆拳道，什麼都學過。
看著陀螺一樣忙得團團轉的小傑，李飛有時也會和丈夫「吐槽」：「孩子太累了」。但她轉念一想，「參加課外班總比把時間拿去玩遊戲好吧」。
根據《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已經成長為一個體量巨大的市場，2016年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
課外補習已經成為中國中小學生學業負擔的重要來源之一。（網路圖）
和李飛一樣，萬莉也給女兒瑤瑤報了英語培訓班。
瑤瑤今年五歲半，正在讀幼兒園。在萬莉看來，孩子的語感需要從小培養，語言類的東西越早學越好。除了線下培訓班，她還在某在線英語學習平台上給瑤瑤購買了兩萬多元的課程。線下培訓班每周上一次，每次一個半小時；線上每周上兩到三次，每次半個小時左右。
此外，瑤瑤還在學習模特和畫畫。一年算下來，光是在課外班上的支出，就將近五萬元。
曾在中小學課外培訓機構「好未來」工作過的李璐告訴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很多家長會在孩子還很小的時候，報一些藝術類的課外班；等到孩子讀三年級了，就開始讓孩子上一些學術類的課外班，「三年級之後，小升初的壓力就開始凸顯了。如果你是家長，其實非常能理解這種安排。」
此前，上海一位小學五年級的學生母親曾自曝，從幼兒園開始，她從未讓孩子參加過任何的學術類補習班，屬於真正的「裸學」，而是帶孩子參加各種興趣培訓班：鋼琴、國畫、篆刻、烹飪、烘培、滑輪、游泳、騎自行車……當然「代價」是，孩子的學習成績，一直處於班級的中等，有時中等偏下；但有時又會突然臨場發揮考個第一名。
「在女兒班主任的眼裡，我應該是一個『極不負責任』的家長。」這位母親甚至直言，放眼周圍的大部分家長，自己已經成了「異類」。民進上海市委今年的一份提案顯示，通過對部分上海中小學家長的問卷調查，有84.15%的孩子參加課外培訓班。
課外輔導機構學而思的課堂。（網路圖）
父母：連杯奶茶都捨不得喝
中小學校外培訓班主要分兩類，一類是課業輔導，一類是特長學習（即興趣班）。由於門類豐富多樣，且幾乎每個類別都有龐大的市場需求，積少成多，在分割孩子空閑時間的同時，更為家庭經濟負擔層層加碼。
「補課費用越來越高，家長很無奈，既覺得難以承受，又感覺不得不接受。」
在此前的上海地方兩會上，有類似感受的代表委員不在少數。上海市人大代表李飛康在建議中寫到：「每個孩子每月課外補習、培訓等費用少則幾千，多則幾萬，甚至十幾萬，這對一個普通的家庭來說，怎麼承受得了？」
《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調查顯示，教育支出已經佔到了中國家庭支出的20%以上，其中在小學+中學的12年中，課外輔導費已經超過了學費和生活費成為第一大支出，另有調查指其占整個教育開支的三分之一。
「年輕時不理解為什麼養孩子要花這麼多錢，自從補課後才明白。」兒子就讀高一的胡女士算了筆賬，「一對三補數學或英語兩個半小時至少1000元，大課200多元，每個月都要上萬的補課費。」她戲言，一開始在陪孩子補課間隙還去咖啡館坐坐，後來變成連杯奶茶也捨不得喝。「我和孩子爸爸都精簡了自己的開銷，全力以赴供孩子。」
在中國當前的高考壓力下，高中補課率幾乎是百分之百。一位老師曾這樣描述江蘇的補習情況：「每個人都至少要補一門。補的最多是數學，成績好的補，成績差的也補。江蘇的高考數學理科生是200分，佔比最高。文科生是160，但對於文科生來說數學好一點在高考中太有優勢了，高一分能甩幾千人，所以也要補。」
相比以傳統升學為目標的補課，以出國留學等為目標的補課費用更是驚人。「送孩子赴美上高中，她花了數百萬」，一張網路流傳的由「Steve媽媽」提供的圖表顯示，僅孩子出國前參加英語培訓（一對一外教輔導）一項的費用就高達85萬元，還不算培養冰球等所謂與國際接軌的愛好的花費。
在課外班門口等待孩子下課的家長。（網路圖）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范先佐認為，雖然存在地域、城市差異，但是「補習家教費用」在家庭開支中的份額攀升已非常普遍、值得關注。
據了解，目前學生補課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參加輔導班，二是請教師一對一輔導。前者收費相對要低，但對教師而言勝在積少成多，總數也頗為可觀。
以深圳為例，不管是參加培訓機構的輔導班還是教師自行組織的一對多補課，很少有低於200元一堂課的。至於一對一輔導，五六年前媒體報道，瀋陽市名校教師一對一學生補課的費用，最高價格達到了1000元/小時。而最近深圳一位家長為孩子請的名師家教收費已高達1700元/小時。
在媒體人李躍看來，新一代家長的燒錢育兒法，使得本已被高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城市中產家庭不堪重負。
儘管如此，動輒數千、數萬元的補課費用，依然阻擋不了家長們對補課的需求和熱情。
培訓機構：最大受益者
從事課外輔導多年，也接觸了不少家長後，李璐告訴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作為家長，不管你的孩子成績好不好，家長都是焦慮的。」
「一個班級只要有一個孩子補課，其他家長就會在『我是不是對孩子不負責任，我是不是會讓孩子蹉跎一生』的靈魂拷問下陸續跟上。甚至於力爭別家孩子補一門，自家就要補上兩門三門。」微信公眾號「有槽」評論道。
有網友把孩子的教育比喻成軍備競賽，落後就得「挨打」，「別人在開發核武器（補課），你敢不發展？等到最頂級的補課生按能力計算已經可以吊打漫威宇宙全系英雄了，你還在嗷嗷給孩子減負？」
畢竟大家都心知肚明，將來跟自家孩子競爭的那些孩子，沒一個在「減負」；與自己競爭的那些家長，每一個都在往教育中砸錢。
正是這種集體化的教育焦灼，形成了一種將許多人裹挾其中的羊群效應，最終變成了一些人眼裡滾滾而來的商業利潤。
公開資料顯示，至2016年，中國在教育行政部門登記註冊的民辦教育機構有1.95萬所，此外，還有培訓機構在工商、勞動等行政部門進行登記註冊，培訓機構總數約為20萬家。而《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數據顯示，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機構教師規模700萬至850萬人。
2015年11月14日，河南省鄭州市，鄭州市興華中學召開家長會，各校外補習班的老師紛紛扎堆學校門口，向家長們發放宣傳單。（東方IC 圖）
「在這根被異化的教育鏈條上，培訓機構及某些私下開班的教師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李躍稱。
以在全國35個城市都有分支機構的「好未來」為例，截至2018年2月，好未來市值達到184億美元，大幅超越中國教育市場長期的龍頭老大新東方的144億美元。「這顯示了K12（通常指幼兒園到十二年級，也可用作對基礎教育階段的通稱）課外輔導市場異常的增長潛力，中小學校外輔導市場近年進入瘋狂增長階段。」中國教育在線的一位研究人員說。
其中，英語課外輔導更是一個十分龐大的產業。
據紅星新聞報道，中國有大約3億人參加英語課程，這一市場已經創造出許多市值超過10億美元獨角獸，以及不少上市的教育巨頭。
此外，教育機構教師特別是「名師」水漲船高的收入，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培訓機構的豐厚利潤。諸葛學堂發布的一則「徵婚！大語文老師！年收入155-240萬！高！富！帥」的帖子顯示，這位老師稅後年薪超過百萬元，還不包括任何期權、股權及獎金等，令人瞠目。
「一味堵是堵不住的」
2014年，教育部曾聯合五部委發文，禁止課堂內容課外補、學校組織參與有償補課、教師在社會培訓機構對學生有償補課等行為。2015年11月，教育部又發布了《嚴禁中小學校和在職中小學教師有償補課的規定》，對於在職教師補課提出了6個嚴禁，從條款來看，幾乎是必殺令。
然而，這些年來三令五申嚴禁有償補課卻總是收效甚微。李躍認為，這是因為市場需求擺在那裡，「一味堵是堵不住的」。
杭州市「兩會」前夕，杭州市政協委員、時代小學校長唐彩斌聯合其他學校對小學生課外負擔做了一份實證調查，結果顯示，對於課外培訓，90.4%的杭州小學生表示「非常喜歡和喜歡」。
不少教育專家對此感到困惑：為什麼天性愛玩的孩子卻喜歡上了課外班？我們的同情和擔憂原來都錯了？
事實上，一方面，課外班尤其是其中的興趣班，已經成為了「兒童社交」的一種方式。
一位家長曾表示，孩子報了十個興趣班，她也感到很苦惱，「之前讓他接觸了，後面就減不下來了，減了他就哭，哪個班都不願意放棄。」現在的孩子聚在一起，經常會聊圍棋、聊鋼琴、聊英語，如果哪個孩子搭不上話，很容易就被邊緣化了。
另一方面，微信公眾號「有槽」認為，有償補課內容一般是對知識點有針對性的加強以及應試技巧的培訓，這些對於提分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
於是，在升學壓力之下，補課的需求隨年級的增加而愈發強烈。即便對於考試壓力相對較小的小學來講，課外班也給家長提供了便利。
2017年1月20日，上海市第十四屆人大五次會議進入最後一天的議程，中小學生減負、社會培訓機構監管、城市交通、環保等問題炙手可熱。（東方IC 圖）
「課外班被你們曝光後，以後孩子放學去哪兒？」很多學生家長稱，現在小學放學時間越來越早，有的小學甚至是下午三點半就放學，這個時間對家長接送孩子是一大難題（即「三點半難題」），於是，把孩子留在課外班裡成了他們最好的選擇。一位全職媽媽也稱，要不然，一天的時間都耗在孩子身上了。
然而，南昌師範學院教育評估院院長葉存洪指出，校外培訓機構往往以高強度培訓、大量做題、提前教育、全民奧數等模式，培訓學生的「應試」技巧，裹挾家長帶著孩子拚命搶跑。他認為，對校外培訓機構要依法依規開展專項治理。
2月26日，教育部等四部門《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中，「立即停辦整改」「堅決糾正」「堅決查處」等關鍵詞的高頻出現，讓多家媒體對此次整改，不惜冠以「史上最嚴」稱號。
對此，業內人士紛紛表示，一刀切嚴禁課外組織的考試、競賽，嚴禁機構補習，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校外培訓機構是很複雜的問題，一定要從供求關係這個角度來理解。「校外培訓機構不是它們自己想怎麼發展就發展起來了，而是有強大的需求。這個強大的需求是怎麼產生的？是家長，是學生，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講，是學校。現在四個部門已經發了文，但主要還是採取一種外科手術的方式在解決問題，沒有解決這個大範圍的需求的問題。」
儲朝暉進一步分析稱，由於需求的問題沒有解決，撤銷掉一部分不符合資質的培訓機構這種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會讓一些比較大的培訓機構，獲得更好的發展條件。
「至於到底實施得怎麼樣，可能各個地方的政策也會不一樣，落實的情況也會不太一樣。所以短期內還難以作出判斷。」
杯賽被叫停之後
上述政策出台後，多地相繼頒布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政策。
「民辦培訓機構不得面向社會舉辦或承辦以小學生為參賽對象的，與語數外等學科相關的競賽活動或考試、測試活動……」武漢市頒布的《武漢市民辦培訓機構管理暫行辦法》如是稱。
武漢市教育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初中學校若將培訓機構舉辦的競賽、考試成績或證書作為入學條件或者編班依據的，學校和培訓機構都會受到處罰。
此前的2月12日，教育部辦公廳還發布了《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通常簡稱為《教育部十項嚴禁》，其中明確，嚴禁自行組織或與社會培訓機構聯合組織以選拔生源為目的的各類考試，或採用社會培訓機構自行組織的各類考試結果；嚴禁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以各類競賽證書、學科競賽成績或考級證明等作為招生依據等。
與官方的嚴打行動呼應，一些和培訓多有掛鉤的競賽已被叫停。先是原定於今年3月10日舉行的第23屆「華杯賽」決賽被暫緩舉行，隨後，杭州中環杯、廣東省小學數學聯賽等賽事也被陸續取消。
奧數競賽一直被家長視為「小升初」選拔考試的「敲門磚」。（網路圖）
另一備受關注的「學而思杯」也不再舉辦。「北京學而思培優在線」近日發布最新通知稱，「學而思杯」將會舉辦2018年春季學而思學員綜合能力診斷，但不評獎項、不發證書、不設頒獎典禮。
類似的禁賽，家長們絲毫不陌生。2017年，上海就曾掀起一輪打擊補習為學生減負的熱潮，但家長們並不買賬。
據上海奧數網，2017年上海奧數補習屆知名的「四大杯賽」（亞太杯、中環杯、小機靈杯和走美杯）已有三個停辦或更名，而它們之前被家長視為「小升初」選拔考試的「敲門磚」。
對於此次杯賽整頓的消息，有家長表示，還是會觀望之後數學競賽的狀況。「為了讓孩子能夠進入更好的中學就讀，參加這類競賽也是無奈之舉。」
李璐也向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證實，部分競賽取消，並不能打消家長對課外輔導班的熱情。華杯賽決賽取消的消息出來後，很多家長向她諮詢，都在問要不要繼續學奧數。
「奧數在升學方面很有優勢，很多的重點班都看這個成績的。即使是取消了競賽，但是家長知道這個東西是對孩子好的，他還是會讓孩子去學。」李璐說。
不過，她也表示，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適合學奧數。「很多家長就是看到別人的孩子在學，就覺得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去學。他們對孩子的教育其實是沒有目標、沒有規劃的。」
自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個「減負令」——《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以來，國家層面已發布了十餘道「減負令」，地方出台的「減負令」多達上百道。然而，現實情況是，學校減負了，老師教的東西少了，孩子們只能到各類興趣班、補習班去。「各優質學校的招生標準居高不下，那麼學校減負的最終結果，就是把教育的負擔推向了社會。」有家長表示，孩子的課業負擔不減反增，自己的焦慮感更甚。
對此，新京報評論稱，當個體面對「教育軍備競賽」的大環境，需要單槍匹馬和潮流對抗，是非常難的。要改變這種狀況，還需要上下合力，家校配合，從根本上改變教育評價和選拔標準。「要讓孩子知道，童年不應只有課本和補習班，還有玩耍和遊戲的樂趣，還有閱讀、音樂和繪畫的魅力，等著他們去體驗。與學習書本知識相比，這些對他們的成長更有價值。」
學校減負了，老師教的東西少了，孩子們只能到各類興趣班、補習班去。（網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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