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大半個中國認識你

詩人，不是一個身份，也不是一個符號或標籤，這些基本不需要重複的事情，卻不得不反覆強調和申明。湖北鍾祥的余姓寫作者以堅強的意志來表達對於生活和命運的某種無奈，卻被做出了過度的解讀。我認為這種解讀只是一種文學現象罷了。

有朋友在群里說，這麼多年了，物價都漲了好幾十倍幾百倍了，而寫作者的稿費還在原地踏步，幾十年如一日。寫作這種事情在經濟上是毫無希望可言的，只有在內心才能生起一堆火，才能給予大雪凍住了的貧困一定的溫暖。

撇開這位女寫手的生活背景來談她的詩，是不可能的，僅就她的詩歌作品來談她的思維和情感，也是沒有意義的，但把她作為一種文學樣本和社會環境結合起來談，卻有了可能，這就是文學現象。

她的詩用詞大膽，但想像的力量並不那麼宏大，有許多口語化的夾雜，這與歷年來詩歌創作尋找「極簡主義」突破口的方式不謀而合。然而，這種「極簡主義」卻惡化為形式的取巧。從「梨花體」、「羔羊體」到「打油體」，傳統的渾厚對於現代詩歌的影響無疑開始式微。關於詩的表現，尤其是現代性的一方面，已經墮落到玩弄「組詞造句」的遊戲趣味了。用「荒誕」來描述作品是不恰當的，但用「荒誕」來描述這種「追捧」卻是恰如其分的。

媒體，乃至很多作家，從余姓女寫者的作品裡生髮和解讀出來的文本意義，大多固化為她的生活環境的艱辛，還有她身體上的疾病。他們最終注視的方向是詩歌以外的事物，而不是形成詩歌的「核」，不是語言結構上的創造性表達，也不是形成情感的力量。客觀來講，這位還稱不上作家或詩人的女性寫作者，她的詩不具有一種直擊人心的力量。而所以直擊人心，是因為她的身份屬性，她的環境屬性。

她的詩歌作品當中被帶入了「非詩」的內容，而她的表達也只是「一般性的生活表達」。最終引起重視的部分，是她的被解讀，是這種解讀引發了對於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引發了一系列類似問題的思考。然而，我得說，這不是關於「詩」的思考，即使它可以稱為一種「詩」的思考，態度上也不夠審慎。

貧困、悲哀、痛苦，存在於每一個執著於為文為詩者的生活當中，尤其存在於那些還默默不聞甘心於挖掘「甘泉」者的命運當中。與媚俗作品和「官樣文化」形成對照的事實，不斷地產生，不斷地湧現，而鍾祥的「余詩人」只是剛好趕上了詩歌界的「新聞眼」。文學史上，從來不缺乏文學現象的素材和「文學人」，也從來不缺乏加工素材和塑造立體形象的「筆杆子」，這是一種傳統，一種不那麼令人稱道的傳統，然而卻是繼承最好的傳統。魯迅先生說，在「捧喝」的時候總是要提防「棒喝」。而文化宣傳的事情是相通的，比如趙本山，比如某詩人。詩歌也好，小說也好，散文也好，只有在不把它們視為一種體裁的時候，它們才具有一種非文本的意義。我的指導老師李垣璋先生則尤其提出一個觀點，他說，詩是一種源語言。這個源是從老子《道德經》里衍生出來的：源為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即在我們過分誇大某種詩歌作品的「非詩」意義時，我們已經失去對於「源」的思辨精神了。

當然，我們需要文學現象，需要能當得上「文學」的現象，而不是僅僅只有「現象」，卻沒有「文學」。認同餘姓「女詩人」的作品，並不是因為她的作品具有一種「源語言」的意義，而是她本身是一種「非語言」的現象。發生同情和憐憫的根本，是基於現象產生的，而不是基於詩，是詩以外的東西。

相比較幾年前的新疆阿勒泰的「李娟現象」，對於余姓「女詩人」的文學評價的尺度顯然是有失水準的。對於詩的認知程度，和對於散文作品的認知程度雖然並不口徑一致，但有些時候，衡量作品好壞的標準不應該限制在「現象級」的評價水準上。到底是就一個「現象文本」做出認同，還是就一個「詩歌價值」做出肯定，取捨之間就能高下立判。

所以，我們對她（余性女詩人）給予關注，無非是兩個方面，一是主動的，想要了解和認識這種文學狀態和文學現象；一是被動的，因為新聞媒體開始大肆宣傳和渲染，她被迫獲得了話語權。她被迫說話，而這種話語權卻並不是通過詩歌作品獲得的，是通過「文學現象」獲得的。

阿勒泰的李娟在一連串出了幾本風格完全類似的散文集後，終於在各大新華書店的貨柜上消失了，和每年諾貝爾文學獎頒布以後，會出現一段諾獎書籍大熱一樣，這都是文學引發的現象。翻開內容來看，國外作品的整體高度和層次，除了那些翻譯糟心的，都比我們國內的同時代的作家作品要好不少。為什麼呢？沒有答案，也無需答案。因為我們只有現象，沒有傳統；只有摒棄，沒有吸收；只有形式上的「極簡主義」，卻沒有思想上的「超現實主義」；只有碼字和投稿機器，沒有理性思維和感性頭腦。

穿過大半個中國，我能認識到的事情就只有一件：文學是寂寞的，一熱鬧就要警惕了！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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