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林則徐死後，英國又做了哪些事？讓人無法忍受
林則徐死了，徐廣縉離開廣東去打太平天國去了。在廣東負外交重責的是葉名琛。他十分輕視外人，自然不肯退讓。在外人方面，他們感覺已得的權利不夠，他們希望加開通商口岸。舊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閩、粵四省海岸，現在他們要深入長江，要到華北，其次他們要派公使駐北京。此外他們希望中國地方官吏不拒絕與外國公使領事往來。最後他們要求減輕關稅並廢除厘金。這些要求除最後一項外，並沒有什麼嚴重的性質。但是咸豐年間的中國人反而覺得稅收一項倒可通融，至於北京駐使，長江及華北通商及官吏與外人往來各項簡直有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絕對不可妥協的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英美兩國聯合要求修改條約。當時中國沒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兩廣總督辦。葉名琛的對付方法就是不交涉 外人要求見他，他也不肯接見。英美兩國的代表跑到江蘇去找兩江總督他勸他們回廣東去找葉名琛。
他們後來到天津，地方當局只允奏請皇帝施恩稍為減免各種稅收，其餘一概拒絕。總而言之，外人簡直無門可入他們知道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葉名琛派兵登香港註冊之亞羅船上去搜海中盜，這一舉給了英國人開戰的口實。不久，法國傳教士馬神父在廣西西林被殺，葉名琛不好好處理，又得罪了法國。於是英法聯軍來和我們算總賬。七年冬天，英法聯軍首先進攻廣東。士大夫階級所依賴的民心竟毫無力量。英法不但打進廣州，而且把總督巡撫都俘虜了。葉後來押送印度，死在喀爾喀塔（即加爾各答）。巡撫柏貴出來作英法的傀儡維持地方治安。民眾不但不抵抗，且幫助英國人把藩台衙門的庫銀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聯軍到大沽口。交涉失敗，於是進攻。我們迫不得已與訂《天津條約》，接受英法的要求。於是英法撤退軍隊。清廷對於北京駐使及長江通商始終不甘心，總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納到上海，名為交涉海關細則，實則想取消《天津條約》。為達到這個目的，清廷準備出很大的代價。只要英法放棄北京駐使，長江開通商口岸，清廷願意以後全不收海關稅。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對這個辦法；所以《天津條約》，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布防。僧格林沁是當時著名勇將之一，辦事極認真九年，英法各國代表又到大沽，預備進京去交換《天津條約》的批准證書。他們事先略聞中國要修改《天津條約》，並在大沽設防，所以他們北上的時候，隨帶相當海軍。
到了大沽口，看見海河已堵塞，他們嘖嘖不平責中國失信，並派船拔取防禦設備，僧格林沁就令兩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時開炮。英法的船隻竟無法抵抗。陸戰隊陷于海灘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們只有宣告失敗，等國內增派軍隊咸豐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與太平天國內戰最緊急的時候。蘇州被太平軍包圍，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蘇州一帶的紳士聽見北方又與英、法開戰，簡直驚慌極了，因為他們正竭力尋求英法的援助來對付太平軍。所以他們對北京再三請求撫夷，說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長江下游局勢之險急。清廷雖不許他們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於人但外交政策並不因大沽口的勝利而轉強硬。北京此時反願意承認《天津條約》。關於大沽的戰事，清廷的辯護亦極有理。倘使英法各國代表的真
意旨是在進京換約，何必隨帶重兵？海河既為中國領河，中國自有設防的權，而這種防禦或者是對太平軍，並非對外仇視的表示。海河雖阻塞，外國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有陸路進北京。我國根據以上理論的宣傳頗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後，英法並不堅持要報復，要雪恥。他們只要求賠償損失及其他不關重要之條約解釋與修改。這種《天津條約》以外的要求遂成為咸豐十年英法聯軍的起因十年，英法的軍隊由側面進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連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應了。但到簽字的時候，一則英法代表要求率衛隊進京，二則因為他們以為桂良的全權的證書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過是中國的緩兵之計，所以又決裂了。英法的軍隊直向北京推進。清廷改派怡親王載垣為欽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條件又講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禮在簽字之前聲明英使到北京後必須向中國皇帝面遞國書。這是國際間應行的禮節，但那時中國人認為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叵測，中國絕不能容忍。載垣乃令軍隊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來交涉人員。這一舉激怒外人，軍事又起了。
咸豐帝原想「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天討，而張撻伐」。可是通州決裂以後，他就逃避熱河，派恭親王奕訴留守北京。奕訴是咸豐的親弟這時只二十八歲。他當然毫無新知識。八年天津交涉的時候，他竭力反對長江通商。捕拿外國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議的，所以他也是屬於剿夷派的。但他是個有血性的人，且真心為國圖謀。他是清朝後百年宗室中之賢者。在道咸時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勢是可原諒的，但是戰敗以後而仍舊虛驕，如附和林則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輸而不圖振作，不圖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撫夷派，那就不可救藥了。恭親王把握政權以後，天下大勢為之一變。他雖缺乏魄力，他有文祥作他的助手。文祥雖是親貴，但他的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代表，他為人十分廉潔，最盡孝道。他可以作督撫，但因為有老母在堂，不願遠行，所以堅辭。他辦事負責而認真，且不怕別人的批評。
我們如細讀《文文忠年譜》，我們覺得他真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奕訴與文祥在元首逃難，京都將要失守的時候，接受大命。他們最初因無外交經驗，不免舉棋不定。後來把情勢看清楚了，他們就毅然決然承認外人的要求，與英法訂立《北京條約》。條約簽訂以後，英法退軍，中國並沒喪失一寸土地。咸豐六年的《天津條約》和十年的《北京條約》是三年的戰爭和交涉的結果。條款雖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歷史上的意義不外從此中國與西洋的關係更要密切了。這種關係固可以為禍，亦可以為福，看我們振作與否。奕訴與文祥絕不轉頭回看，留戀那已去不復回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著膽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新精神不能出現於鴉片戰爭以後而出現於二十年後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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