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克軍：書畫造假——千年難題仍難解

《中國美術報》第102期 新聞時評

李鬼當道

書畫市場造假何時休？

本期策劃 顏培大 李騰

【編者按】近日，遵義警方破獲一起制販假書畫的團伙犯罪案件，引起藝術圈廣泛關注。經查，涉案團伙分工明確，有人臨仿字畫印鑒，有人偽造收藏證書，還有人專以畫商身份或通過送拍等方式將假書畫推向市場，大肆牟利，儼然已形成制假的產業鏈。實際上，這樣的制假行當在藝術界並不陌生，例如「江西幫」「河南派」「天津造」「蘇州片」等由來已久，其歷史可上溯至明清時期甚至更早。隨著書畫市場日益繁榮，造假行為非但沒有被淘汰甚而變得更加猖獗。從上世紀末開始就有不少畫家家屬在市場上公開打假，但假畫根本沒有絕跡，如今在琉璃廠走一圈，就能碰到拉客售賣「名家真跡」的導購。

我們知道，書畫藝術不僅代表著藝術家的造詣，也代表著國家的文化面貌。書畫市場假貨充斥、偽劣橫行除了敗壞書畫行業的誠信，也著實令藝術界蒙羞，如今公安部重拳出擊，打掉制假販假團伙也是眾所期待的事。可是，我們仍需反思：當今書畫造假產業何以堂皇行之，藝術造假行業何以為繼？應如何規避這些問題，為此，本期時評特邀請專家學者深入探討，並提供可資借鑒的方法。

本期導讀

書畫造假販假惡行能遏制嗎？

徐旭

書畫造假——千年難題仍難解

吳克軍

從「瞞天過海」到「狼狽為奸」——當代書畫藝術鑒定領域的職能異化現象

蘇剛

書畫造假——千年難題仍難解

吳克軍

有人送一件青銅器去鑒寶，號稱西周遺存，專家仔細鑒定後說，這哪裡是什麼西周的，明明是鄭州的，而且是上周的，出自老周的，你是孫子小周吧？（必須申明，我對鄭州和周姓沒有絲毫不敬）

千萬不要把這個段子視為一個笑話。

藝術品造假史，尤其是書畫造假史恰如趙汝珍在《古玩指南》中所指出的：「書畫之作偽由來已久，為之精者每有混珠之可能，今世存古玩十九皆魚目也，鑒別者若不深悉其作偽之內蘊，而徒從事作品之判別，鮮有不受其騙者。故其作偽之道，因物因事而異，方法殊難。」據載，自三國時期起我國就有作偽的記錄，晉代書畫臨摹作偽初具規模，隋唐盛行，宋以後泛濫，有滬上張泰階者集晉唐以迄明代書畫二百餘件，居然編成《寶繪錄》，所錄皆為偽作且公開播布，可謂厚顏無恥、狂妄至極。清代吳修在《青霞館論畫絕句》中作詩以諷：「不為傳名定愛錢，笑他張姓謊連天。可知泥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越清、民國至於今日，已形成全國性、規模化、科技化、產業化之勢，尾大不掉，不可收拾矣。

作偽的界定存在極大的困難，比如出自學習的目的，一般就稱之為臨摹，並不視之為作偽，如梵高臨米勒的《播種者》，習書者臨顏、柳、虞、歐等；比如，被指定的機構利用高仿技術印製的書畫作品，也不視為作偽，如榮寶齋木版水印；比如，文博部門對古代碑碣進行有組織的、一定量的拓印甚至銷售，也不視為作偽，如西安碑林博物館；再比如，世界級的大師為了滿足一部分的市場需求，進行限量版的複製，也不視為作偽。

我且嘗試著對作偽給出一個定義：對剽竊自他人的藝術創造物進行複製、仿製，以私下或公開方式進行銷售謀取私利的，影響他人藝術判斷和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

該定義無法涵蓋和明確的內容不應該被忽略，反而需要深入研究其悖論之原因：

一、造假並非對原作者完全無益。造假雖降低原作者藝術品質，但有時也會對原作者的市場起到提升作用，擴大其影響力，明代的沈周、文徵明，清代的王翚，當代的啟功等「大好人」對待贗品皆採取一笑置之的態度，實是看透了此中竅道。當代的一些書畫家也並非沒有利用打假來擴大市場影響的考慮。某種意義上，造假是對原作者藝術地位的確認，被造假成為一種榮耀，很難想像誰會仿製名不見經傳者的作品，多少書畫家希望有人造假而不可得，所以，在世書畫家的打假未必真心實意、全心全意。

二、巨大的需求支撐。首先，歷代皆有部分「耳鑒」的外行收藏家，他們追逐名家，貪多不嚼，輕信易騙，如沈括在《夢溪筆談·書畫》所說的：「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國內有收藏上億而絕無真跡者，他們是最受歡迎的優質主顧；其次，一些貪官污吏為規避風險，不敢明目張胆收受現金且又附庸風雅，部分送禮者投其所好，但沒有真跡來源，缺乏財力支持，或者不願意付出更大代價，故選擇偽作糊弄贓官，所以，貪官污吏手上多有一些贗品，或許根本不在乎收到的是否為真跡，反正在不言而喻的潛規則中會有人在適當的時間以安全的方式，把足夠數額的銀子恭敬奉上。

三、惡意的作偽分為兩種，一種是對他人的作偽，手段層出不窮，造假者獲取大量非法收入，「假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不是虛言；一種是對自己的複製，書畫家出於謀利的目的大量複製自己的作品或讓弟子代筆，這種現象在中國的書畫家身上所在多有，如當代許多書畫家，古代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王翚等人，這也應視作作偽，而且危害更大，其性質與詐騙或者制售偽劣產品同，害人害己，自我作踐。但這一類的畫家自有他們的狡辯之辭，比如，在轟動一時的范曾訴郭慶祥案中，范曾的律師就曾辯稱：范曾千篇一律的複製之作針對不同的收藏者而言也是唯一的。強詞奪理，一至於斯。

四、極其重要的一點，造假其實是對真跡作者的嘲弄，能夠騙過道行高深的鑒定家的偽作，其作偽者的技術能力並不遜色於原作者，而原作者的技法已被輕鬆破解，讓我們懷疑所謂的大師、大家不過爾爾。

我們為什麼不能接受作偽呢？

除了出於對藝術的維護，對受騙者的同情外，就本體而言，克萊夫·貝爾在其著作《藝術》中闡述「有意味的形式」時談道：「繪畫的複製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包括一些藝術作品，另一類則連一件藝術品也沒有。對於一幅照葫蘆畫瓢的複製品來說，即便是他的主人也不認為它是藝術作品。它無法打動我們，因為它的形式是沒有意味的。……到目前為止，批評家有著肯定的、為人們所熟悉的根據。複製品沒有打動他，因為它的形式與原作的形式是不一樣的，而原作中打動人的東西在複製品中並沒有出現。但是，為什麼不能完全精確地仿製一件作品呢？這似乎要作如下解釋：藝術作品中的線條、色彩和空間是由藝術家的頭腦中生髮出來的，而這種東西並沒有出現在模仿者的大腦中。手必須要遵從頭腦的指令，如果沒有特定的心理狀態的指揮，它也無力以特定的方式畫出線條和色彩。原作和仿作之所以有不同，就是因為給藝術創作下達命令的東西並沒有指揮複製品的製作。」我認為，給藝術家下達命令的東西，就是使藝術家有能力創作出「有意味的形式」的情感。

作為藝術史上的複雜現象，造假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民族特色、心理誘因和利益驅動，它像一個毒瘤，至今尚未有有效的辦法加以控制，更遑論杜絕了。作偽問題的解決是世界難題，而且越來越難。造假者更好地踐行了與時俱進，利用先進的照相掃描技術、數字色彩管理技術、仿古材料高分子聚合塗層技術、數字微噴技術、古書畫專用著色技術等（倪進《中國書畫作偽史考》），為鑒定、甄別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

嚴復曾言：「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信然！關於書畫造假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基本立場，那就是作偽在道德上必須受到譴責，在法律上必須受到懲處。但目前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可行的解決方法也不多，只有不斷完善法律，加強監督，發明新技術，才能打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魔咒。另外，解鈴還須繫鈴人，古人已矣，寄望活著的書畫家們不斷提高自己的技藝水平和創作難度，加強防偽措施，降低被破解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利益鏈條上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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