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金在之前撰寫發布的《都說這個皇帝昏庸怠政，在周邊一個國家人們卻對他感恩戴德數百年》中曾經提到：

到了肅宗之子朝鮮英祖李昑時期，又增修大報壇並在祭祀對象中增加了明太祖和崇禎帝。

此時是朝鮮英祖二十五年（1749），上距崇禎十七年（1644）崇禎帝的景山殉國已經有105年，為何英祖要獨出機杼將墓木已拱的崇禎帝增加為大報壇的祭祀對象，其中頗有一些深刻的原因。

（電視劇《江山風雨情》中即將殉國的崇禎帝）

（思陵是崇禎帝和周皇后、田貴妃等的合葬墓）

這裡一個直接的原因是清朝官修的《明史》最終完成定稿並被朝鮮人寓目閱讀。

《明史》自清順治二年（1645）也就是崇禎帝殉國的第二年開始動稿，到清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定稿，前後歷時94年，而朝鮮通過出使北京的燕行使獲得《明史》再被儒臣士大夫讀到，又過了一些時間。

（《明史》是清朝建立之後，為前朝編寫的紀傳體史書，也是二十四史的最後一部）

英祖二十五年（1749）三月一日，官職為應教的李朝儒臣黃景源讀到《明史》中關於丙子胡亂時崇禎帝曾派陳洪範援救朝鮮未果的記載，心潮澎湃之餘，第一時間將自己的發現和相關的感想心得奏報英祖。

（1636—1637年，後金第二次入進攻朝鮮，韓國史書稱為丙子胡亂????）

黃景源除了向英祖奏報崇禎帝曾經試圖援朝的往事，還加上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丙子胡亂時朝鮮如能堅持在南漢山城中抵抗清兵，則明朝援軍必至，而當時的崇禎帝不責備朝鮮不能守城，反而責備臣下援救不力，所以

出師之恩，毅宗、神宗何間？……其憫念屬國之恩，未有如我毅宗（指崇禎帝）者也。

進而他表非常激動地表示「而今皇壇不祀毅宗，臣竊傷之」，要求在大報壇中增加祭祀崇禎皇帝。

（南漢山城是韓國歷史文化遺迹，丙子胡亂期間仁祖和朝鮮軍民在此堅守了47天）

（電影《南漢山城》海報）

英祖接到奏報以後正中下懷，第二天就召集群臣在朝堂之上討論是否如此這般執行，但大多數朝鮮臣僚百官對此的立場和態度是反對的，他們的主要理由是：

明神宗萬曆帝援朝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和成功，對朝鮮確實有所謂「再造之恩」，而崇禎帝雖擬出師但並未真正付諸實施（一說出師後很快就撤軍了），簡單地說，就是萬曆帝真正幫助並取得了實際效果，而崇禎帝則說得不客氣一點只是口惠而實不至。

英祖的態度是堅持要祭祀崇禎帝，但因為反對者眾，國王舌辯群臣也沒有效果，此次朝會的這個議題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過了十餘日，朝會再議此事時，群臣竟然一致同意將崇禎帝供奉入大報壇。

英祖自然正中下懷，說干就干，當即就下旨改造大報壇，設立崇禎帝的祭祀神位——這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重大舉措。

（高麗大學博物館所藏大報壇圖畫）

朝臣十幾天前還眾口一詞反對，十幾天後又一致同意，背後應當是有英祖和他的支持者做的工作，從某種意義上，或許可以說是群臣理解了英祖之所以要如此作為的內心動機和根本原因。

內心動機和根本原因有幾個層面的因素，且讓談古論金一一道來：

第一、比較單純的感恩之情。

英祖知曉崇禎帝的這個所謂「東援之恩」後，感慨道：

試思崇禎時景象，清兵滿遼陽，流賊遍中原，然猶欲涉海出師，遠救屬國，中夜念此，不覺淚下。

崇禎帝對朝鮮的這個態度，確實不因為其實際執行與否，影響其道義和倫理上的價值，在英祖的說服下，群臣也逐漸理解認同來了這一點。

（朝鮮國王在圍城中也對崇禎帝忠心耿耿，舉行儀式對著北京方向跪拜）

第二、李氏朝鮮試圖利用尊明義理強化內部共同體認同，鞏固自身統治基石的現實需要。

天啟三年（1623，朝鮮光海君十五年，仁祖元年）朝鮮王朝發生了一次武裝政變，當時的朝鮮國王李琿（光海君）被侄子綾陽君李倧推翻，史稱仁祖反正（????），政變的借口和名分主要就是光海君在明朝和後金之間執行中立政策，政變後以光海君嫡母仁穆大妃的名義頒布教書，這道教書可以算作是政變宣言，也是聲討光海君的檄文，其中就指責光海君敷衍有再造之恩的父子關係的明朝而里通後金，會使得李氏朝鮮變成禽獸之國，宗社將亡。

（仁祖李倧在位的前期接連與新興的後金汗國發生戰爭）

這固然貌似義正詞嚴、理直氣壯，構建了仁祖政變奪位的某種合法性，也就是保持和明朝「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的關係，仁祖本人在位的前期也確實接連與新興的後金汗國發生戰爭，但是到了仁祖敗於後金從南漢山城出來向皇太極投降之後，這個意義上的合法性就岌岌可危了。

（1637年，朝鮮仁祖最終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投降）

前面我們說到，仁祖反正的時候還是天啟年間，天啟帝也就是崇禎帝的哥哥並沒有馬上承認新政權，直到經過調查，二年多之後，明廷才正式遣使冊封仁祖，仁祖反正及仁祖王位的合法性也才得到宗主國的認可。

但即使如此，明朝的承認只是基於「聯鮮制奴」大局下的權宜之計而已，並未改變明朝對其「篡逆」的定性認識，之後明朝的很多民間史書都把仁祖的上位稱為「篡逆」，讓朝鮮王室一直心驚肉跳，怕被官修史書採用，讓自己在青史上留下惡名。

朝鮮仁祖是朝鮮肅宗的曾祖父，也就是朝鮮英祖的高祖父，所以肅宗、英祖都是仁祖一系，在為仁祖反正辯誣的同時，需要完成另外一種政治倫理的合法性背書。

（肅宗在明朝亡國60周年之際建立了大報壇祭祀萬曆帝）

（英祖是肅宗的兒子，他在大報壇增加了崇禎帝和明太祖的神位）

也就是在《明史》修成的乾隆四年（1739，英祖十五年），朝鮮方面得知《明史》中仁祖反正的書法是「國人廢琿而立其侄綾陽君倧」，感到非常滿意，仁祖反正在邦交和宗主國認可方面的合法性問題得以解決。

但是，朝鮮內部還有一種看法是認為因為宗主國是身為胡虜的清朝，所以為仁祖反正辯誣和明朝時候為開國國君李成桂的家世辯誣完全不同，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無所謂。

這其實代表了朝鮮儒臣中一個普遍的認知，就是王室的合法性和儒家學說和義理有關，這種認知和崇明反清的認知是有交集的，所以英祖作為仁祖的後人，除了獲得宗主國對其的認可，

還必須要強調自己在儒家義理上的合法性。

祭祀崇禎帝就起到了這樣一個作用，其中隱含的意義是：雖然哥哥天啟帝對仁祖的承認有著那麼一些瑕疵，但是弟弟崇禎帝準備像萬曆帝援助宣祖那樣援助仁祖，所以仁祖一系的合法性絕沒有問題，而成為清朝藩屬實在是迫於形勢和實力，WULI的心是一直屬於大明的。

（李氏朝鮮祭祀大報壇祭文中的明朝皇帝名號）

最後說一個花絮，其實也頗說明問題：

大報壇的三個明朝皇帝，英祖後來都增加了配享的大臣，明太祖是徐達，萬曆帝是援朝將領李如松，配享崇禎帝卻不是派遣援朝的陳洪範——這是因為陳洪範為人貪功好利，曾經兩次救了張獻忠的性命，後來還降清了，自然不符合義理的標準，所以配享崇禎帝的是明末殉國的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范景文。

英祖的一番苦心孤詣，在這裡也得到了表現。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世子畫像及復原圖）

朝鮮翼宗有關於大報壇的詩曰：

匪風思古帝，何處是中原。

內苑三壇屹，千秋感舊恩。

作為政治的一部分，朝鮮對明朝皇帝的崇敬感恩，是有深刻內涵的，本文也只是粗淺地涉及到了一些浮面，以後再和大家詳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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