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醫的思想境界
盧祥之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
中醫從漢至清兩千多年歷史足跡中，儒醫的身影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甚至可以說是貫穿了整個中醫的發展歷史。儒醫文化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文化現象，也是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標誌，是其繁衍生息、長久發展的基礎和保證。中華文明曆數千載而不衰，與文化道統的傳承和維繫緊密相關。愛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即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以及通過系統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的因果關係。令人驚奇的是這些發現在中國都做出來了。20世紀40年代英文版《易經》再版時，歐洲哲學家榮格在序言中寫道：「談到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所得到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的，唯獨中國的《易經》千古常新，相延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頗有相同的地方。」北宋朱熹說：「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文化就是源頭活水。正是源頭活水的滋養，中醫文化這株奇葩至今芬芳馥郁，北宋著名詩人林逋詩謂：「眾芳搖落獨暄妍，佔盡風情向小園」，中醫文化亦為「佔盡風情盡醫壇」。
儒醫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儒學的確立形成於春秋戰國，當時王室勢微，諸侯爭霸，各類學說並起，成百家爭鳴之勢。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好古敏求」「學而盡周公之道」。孔子的一生，「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序易傳」，殫精竭慮，留心於「仁義」之地，行乎於「禮樂」之間，修史，贊易，不僅總結了三代以前的文化道統，開創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承前啟後的嶄新局面。三代以來，儒家學說自孔子傳曾子，再傳子思，繼而孟子，自此形成了一套完備的體系。
從兩漢至隋唐，由於儒學的官學地位，對醫家產生了很大影響。儒醫的脈絡，已現端倪。兩漢至唐代著名醫家中，儒者實為多見。如《史記》謂倉公得公孫光推薦受師於公乘陽慶，公孫光讚歎淳于意：「光又屬意於殷云：『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華佗「遊學徐土，兼通數經」，皇甫謐「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葛洪「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諸王侍讀」陶弘景「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王叔和「性度沉靜，通經史」，這些醫家都是儒學修養極深之人。
張從正說：「醫家奧旨，非儒不能明。」如長沙太守的張仲景，儒者、官者、醫者集於一身，其撰經典《傷寒雜病論》，大量運用形象精練、準確的語言辭彙和修辭手段，嫻熟的疊音詞、排比句，功底甚深、醫理精湛。又如撰寫《諸病源候論》的巢元方、撰注《黃帝內經太素》的楊上善、補註《素問》的王冰、編撰《外台秘要》的王燾，孫思邈、劉禹錫都是以文名遠播，業醫亦精。
儒醫的思想德操
張仲景作《傷寒雜病論》鼎峙百代、標程萬古，「如月之光華，旦而復旦，萬古常明」。張仲景以濟世救人、普同一等、仁愛為準則，繼承發揚古代醫學家德高藝精的優良傳統，在《傷寒雜病論》序中說：「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在「舉世昏迷」的社會裡，「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仁術濟世，「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對於病人，他一視同仁，批判那些「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務」的勢利之徒。為人謙虛謹慎，提倡終身堅持學習，序曰「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醫無止境，必須終身學習，有如李商隱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孫思邈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對待病人「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慈悲心是醫者首要必備的品質，是行醫救人的前提。醫生的天職是救死扶傷，不可借故拒絕治療病人，不得瞻前顧後。晉代葛洪雖然一生篤信丹術，但《抱朴子》中說：「若德行不修，但務方術，皆不得長也。」
宋代名儒范仲「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曠世箴言對後世儒醫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范仲淹反對「良醫之技失之於卑」的觀點。良醫之所以與良相同等重要，因兩者同為「仁政」之學。良醫無論是對君親、百姓，還是自身，皆為不可須臾或離。「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在下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醫，則未之有也。」表現了儒家「仁術」的基本精神。
儒醫的品格、抱負和期許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儒家思想就如同一棵參天大樹，深深地植根於兩千多年的土壤中，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陳寅恪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木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在儒學振興的今天，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醫，就是「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
以人為本的基本品格
在中國文化中，從西周以來就奠定了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儒家人文精神作為影響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一種主導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周易》的元典說，就是「人文化成」「人心化育」，即通過藝術與道德的有機交融，以感受與體驗為中介，實現對人生和人心的和諧化育。
中醫用「形與神俱，盡終其天年」說明健康長壽，用「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說明自然和諧，「無有終時」說明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樹立起了文化的生命航標。尊重人、愛護人、關心人的文化價值，只有落實在活生生的人，實現健康長壽和可持續發展才是真的醫學文化。
以仁為核心的醫德原則
「仁」是中國儒家學派道德規範的最高原則，也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論語》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仁」是德的表現，中國歷代儒醫都把「仁」作為行醫的前提和出發點。唐代儒醫孫思邈首先提出了「仁愛救人」的醫德基本原則：「凡大醫治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清代儒醫吳鞠通在《醫醫病書》中說：「天下萬事，莫不成於才，莫不統於德，無才固不足以成德，無德以統才，則才為跋扈之才，實則以敗，斷無以成。」近代儒醫冉雪峰先生謂：「士先曰識而後文章，醫先品德而後學問。」
以天人合一思想指導診療
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傳承至今，對當代社會文化走向、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倫理道德、審美追求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這一整體觀思想為我們重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提供了重要價值和有益啟示。
中醫認為，中醫整體觀念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二是人體健康與環境有密切的關係。整體觀念注重的是事物內部及其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如天人相應、五髒的生克乘侮等，這是一種辯證觀念，也是中醫的優勢。
以陰陽五行、辨證施治為臨床基本原則
陰陽五行是中國哲學和中醫學對事物認識的最基本概括。世界是多極對立的，金木水火土構成了一種物質基本結構範式。中醫學思維的根本出發點同中國哲學一樣，在於強調事物內在的轉化。中醫學把陰陽學說應用於醫學，作為中醫學理論的基礎，「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靈樞·病傳》），「設能明徹陰陽，則醫理雖玄，思過半矣。」（《景岳全書·傳忠錄》）。中醫學用陰陽學說闡明生命的起源和本質，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的根本規律，這一學說，貫穿於中醫的理、法、方、葯，長期以來，一直有效地指導著實踐。
辨證論治，《說文解字》謂：「辨，判也。」《爾雅》曰：「辨，別也。」證，諫，從言，通「症」。秦伯未先生說：「辨證論治是中醫普遍應用的一個診療規律，從認識證候到給予適當治療，包含著完整的極其豐富的知識和經驗」。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一個特點，它既不同於一般的對症治療，也不同於現代醫學的辨病治療。同一疾病的不同證候，治療方法也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證候相同，就可以運用同一治療方法。由此可見，辨證的「證」就是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質，換句話說，也就是致病因素和抗病能力相互鬥爭情況的概括。
以「執中權時」為理論基本建構
「達權者，唯變所適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無論是王弼、何晏的「中和」，程子的「不偏之謂中」，或是朱子的「無過無不及之名」，皆可歸於不偏於一端而合宜恰當。「中」絕非死靜不動，它是流動、權變之「中」「或引而上或引而下」。此即《中庸》所謂「君子時中」。孟子說：「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寓「權」於「中」，不要使兩端隔絕。中醫藥理論的「致和」是醫治疾病的最終目的的「道」。「執中」是醫治疾病過程的基本方法。
中醫認為，平衡、和諧是身體健康的前提和基礎，《素問》曰：「夫陰與陽皆有俞會。陽注於陰，陰滿之外，陰陽均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平人」即是身體各器官部位處在平衡和諧狀態的健康人，其特點就是陰陽平和。人之身體的理想狀態就是保持「適中」，診斷過程就是找出身體的哪部分出現了「失中」，治療原則就是「執中」，治療的最佳效果就是「治中」。「中」者，不偏不倚，不多不少，不卑不亢，恰到好處，人體各種功能達到最佳狀態，亦即所謂「和」，亦即達到《內經》所謂的「平人」。
中醫學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構建了自己的學說。而中國的思想流派，從根本上來說，是對人的關注，這一點自始至終是儒學的中心和重心。儒學的綿延不絕，儒學的生生不息，儒學的生機勃勃，帶動儒醫的源頭活水。儒醫的傳承和賡續，致力於對人的關注，致力對人健康的探討。北宋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展示了中國儒學和儒醫學者的襟懷與抱負，實際上，也是最能說明中國儒醫的器識，也可說是中國歷代儒醫嚮往的最高境界和期許。（盧祥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