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中的魯南氣韻

王浩丞

魯南，自東夷文化開始，便閃耀於中華文化叢林。就書法而言，王羲之、顏真卿等一系列輝煌的名字，賦予了此地濃重的文化底蘊。從書法中梳理地域文化脈絡，王浩丞向我們展示的，是中國書法史的縮影。

永和九年，王羲之在曲水流觴那場醉中，抬筆寫下《蘭亭序》，300年後，唐太宗李世民臨終前鄭重留下遺願，他走後，要在墓穴里隨葬《蘭亭序》。早在5000年前，我們的先人就在陶尊上刻下太陽升起在山頂的符號。一個「旦」字照亮了人類歷史，筆與刻刀從此呈現著書法的氣韻生動。

一脈相承，潺湲綿延，書法文化映照在古人的刻刀上，也倒映在魯南廣袤群山與平原的一硯濃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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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標誌。文字起源的時刻，雖然安靜素樸，但也激動人心。

1960年，位於莒縣東南10公里的陵陽河遺址被發現，這裡是距今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遺存。

經過1963年的試掘和1979年的正式發掘，共發現陶文「日火山」等符號15個。經過我國著名考古專家、古文字專家、歷史學家研究認定，大口尊上的原始符號是我國最早的原始文字。

這是文字雛形，也是書法起源。此後，以物刻銘紀事成為文化傳統，即使又發明了毛筆、紙張以至電腦、手機等現代書寫、記錄工具，但是在人類社會的漫長時期，刻字於器物、石碑，樹碑以立傳還是紀事、表彰等最隆重的方式，人們還是懷抱「紙上得來終覺淺」這種最初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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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陶文是刻畫在戰國時期官制量器釜上的文字，從書寫風格可見，這些陶文為多人書寫，風格各異，有的點化率真、筆法質樸，有的自然靈動，頗具個性。從書法的角度來看，這些陶文和當時日常使用的文字同步並行又自成一格，它們反映了書寫者的書寫真貌，乃不可多得的戰國時期書法資料。

文字與筆畫的發展，經歷了從具象符號到抽象表達的演變過程，這起演變痕迹，青銅銘文，以更加豐富多姿、蔚為大觀的狀態記錄了文字發展的痕迹。

莒鼎上書寫工整、排列整齊的「莒鼎銘」以及1965年在費縣檯子溝出土的徐子汆鼎銘文，經考古學家李玉亭先生考證，蒙山前許多土台是古代方國藉以祭山、祭天的遺存見證。而徐子鼎銘文上鐫刻的「餘子汆之鼎百歲之用」字樣，線條流暢，書寫工整、字體秀美，既賞心悅目又端莊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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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將文字統一為小篆，日照出土的秦權銘文曰：「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一，歉疑者皆明壹之。」銘上這46字，明白記錄了秦始皇統一六國、自稱皇帝、統一度量衡諸事。這些字體為典型小篆，乃秦統一文字的重要見證。

漢代中國，國運昌隆，文化發展，大國氣象已然形成，漢隸的形成使書法技藝趨向成熟，也開始多元。

紙張製造遠不成熟，刻畫材料除錦、帛、竹簡，石頭代替早期陶器、青銅器成為新寵，致使西漢時期漢畫像石大為流行，而到了東漢則「碑碣雲起」。

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4942枚竹簡，簡上文字皆以毛筆書寫，從中可窺見西漢時隸書已經成熟。上所書《孫子兵法簡》、《孫臏兵法簡》，筆畫都帶有「燕尾波挑」，隸書篆意，既飄逸瀟洒又古雅盎然，為我國現存西漢書法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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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南渡」之後，文化南移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作為王氏家族祖籍地的琅琊，仍然被歷史書寫，王氏家族人人都自認是琅琊人，而他們的書法傳奇，人們仍然津津樂道。

王羲之小時候就從當時著名的女書法家衛夫人學習書法。以後他渡江北游名山，博採眾長，草書師法張芝，正書得力於鍾繇。「兼撮眾法，備成一家」，達到了「貴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王羲之的伯父王導，不但是一位才華橫溢、開啟東晉之始、與司馬家族「王與馬共天下」的丞相，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書法家，據說他也鍾愛鍾繇字。

王羲之夫人郗璇的書法卓然獨秀，空靈飄逸，被稱為「女中筆仙」。

王羲之長子王玄之工草書和隸書；次子王凝之亦工草書和隸書；三子王渙之，自幼向王羲之學習書法，形似幾可亂真，善行草書；四子王肅之、五子王徽之、六子王操之也工書法，且各有秉性，為時人重視；七子王獻之為兄弟中書法成就最高，與王羲之並稱為「二王」。王獻之自幼聰明好學，以行書和草書聞名，但是楷書和隸書亦有深厚功底。

王羲之重外孫謝靈運，在王氏家風環境的熏染下，與生俱來就有「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的襟懷，其詩詞、書法皆成就頗高。

另外，王羲之堂兄弟王恰、王薈（王導二子）皆精書法，王恰之子王珣，留有《伯遠帖》，為東晉王氏存世唯一真跡，文中「伯遠」是王羲之長子王玄之。

王羲之四世孫王僧虔，喜文史，善音律，工真、行書。書承祖法，豐厚淳樸而有骨力。王僧虔20歲時，很擅長隸書，宋文帝見到了他書寫的素扇，讚歎說：「不僅僅是筆跡超過子敬（王獻之），而且典雅的風度也在他以上。」王僧虔與二子王志、王慈都是當時的大書法家。

南朝人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孫，他將《蘭亭序》帶到雲門寺保存。雲門寺有書閣專供練字，智永發誓「書不成，不下此樓」。他在此練字長達20年，並將用壞的毛筆集中埋在一個地方，自撰銘詞以葬之，時稱「退筆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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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沂市博物館存有《唐開元文告碑》，碑雖殘缺，但為《唐書》之依據，全國唯一，非常珍貴。

唐代書法，非說顏真卿不可。顏真卿楷書被稱為「顏體」，「顏體」締造了一個獨特的書學境界：瑰麗雄健、闊大庄偉。他的《祭侄文稿》被稱為「天下第二行書」，他與王羲之並駕齊驅，閃耀在中國書法的天空。

及至宋代，書法碑刻留存多在寺廟、家廟。蒙陰縣坦埠鎮駐地西北深山裡有建於唐代、興於宋代的中山寺，裡面藏有《白居易詩碑》，其上還刻有宋真宗詩，故又稱《宋真宗詩碑》，一碑二名，可謂奇特。寺中又有《蘇軾詩碑》，此所以文人雅士多流連此寺廟之故。

宋仁宗嘉祐年間，蘇唐卿擔任費縣令，嘉祐七年（1062），篆書《醉翁亭記》完畢，特地送給歐陽修親自審閱訂正，反覆幾次，篆文終於定稿。蘇唐卿親筆書丹於石，治平元年（1064）鐫刻完成。碑陽是蘇唐卿篆書歐陽修《醉翁亭記》全文，碑陰是模刻歐陽修、趙概謝簡手跡，以及蘇唐卿與友人唱和詩七首。他還在縣署西側修建了一座「醉翁堂」，以存《醉翁亭記》碑。

北宋元祐六年（1091），費縣知縣楊元永過當時費縣諸滿村時，看到魯公祠低矮破舊，遂在縣城附近劃地重修，並在遷建後的魯公廟立《唐魯郡顏文忠公新廟記》，曹輔撰文，秦觀書丹。碑陰為米芾撰書《魯公仙真記》，一碑有秦觀、米芾字跡，可惜毀於文革，幸1997年又原樣復修。

金代所成《集柳碑》值得一說。金皇統四年（1144），臨沂普照禪寺主事和尚妙濟禪師覺海對寺院進行擴建和修繕，並四處收集著名書法家柳公權墨跡，最後刻碑留存，此即「集柳碑」。西安碑林里有柳公權的《玄秘塔碑》，世稱「西柳」，臨沂的《集柳碑》便被稱為「東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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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進士周京為家鄉郯城李莊重修石河廣濟橋而寫《重修石河廣濟橋記碑》，現存於臨沂市博物館，碑文流利瀟洒，其拓本在國內外流傳甚廣。另外，抗清名人葛明衡草書、征西大將軍楊肇基的書匾均留存於臨沂，成為珍藏。

明代還翻刻王羲之書跡而成《琅琊帖》，此帖拓片民國前後還存於藥王廟，每有遠客來訪，縣長必做之事便是帶領客人來到藥王廟，請住持和尚由房梁夾縫取出觀賞。1938年臨沂失陷，廟裡和尚四散而去，此拓片也不知所蹤。

清代，乾隆所題《琅琊五賢祠碑》和《二疏城碑》皆保存在臨沂市博物館。張廷玉、劉墉都曾來臨沂走訪且有書跡留存。

晚清至民國，書法超越顛沛的時代，出現新的繁榮。名門望族的興盛，帶動了文化和書法的繁盛，宋潢、許瀚、管廷獻、庄陔蘭、王思衍等不但入仕為官，且積極入世。庄陔蘭、王思衍、崔蘭言、王燕謀、崔祝生等人後來退隱臨沂，本地書法輝煌如昨、氣象萬千，並惠及當代。

當代散文大家王鼎鈞，曾隨王思衍的愛子「瘋爺」王意和學習寫詩和書法。王鼎鈞說：「吾鄉吾族以書法家衍公（王思衍）為榮，習字皆以衍公的楷書為範本。」書法之代際傳承，綿延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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