鉤沉·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研究所

談及上海出版史的研究，就不得不提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設立於上海的一個機構——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下簡稱「文獻」）。這是中國較早設立的出版研究機構之一，為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做出過卓越的貢獻，但在歷史的重重塵埃之下，這個機構已經不太為人所知。

筆者因偶然機會，聽到出版業前輩提起，便對其產生興趣，並多方搜集相關資料，以期能對該機構的狀況做一簡單的勾勒，以便更多的人能夠知道這段歷史，知道那些人事物。要說明的是，本文並不嚴謹，純是讀書札記，期望可以拋磚引玉，能夠更多地引起感興趣的朋友們的注意，得到更多師友的指點。

一、史料及研究情況

目前對「文獻」記載最全面的資料是擔任過「文獻」主任的方學武先生的回憶文章《回憶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原載《古舊書訊》1987年第三期，後收入內部刊印的《疾風知勁草——方學武革命回憶錄》以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俞子林主編《百年書業》）。《上海出版志》對「文獻」的介紹與該文所述大抵相同，或即本於此文。除方先生文章外，涉及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的，主要是便是曾在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工作過的徐鑄成、孔另境、何滿子、朱聯保、林煒等人的回憶文章及書籍。[①]

至於「文獻」的研究情況，除去部分綜述性文章有提及外，如陳矩弘《新中國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劉蘭肖《新中國出版業發展之路》（中國網），就筆者所見，尚未見到針對該編輯所的獨立研究文章。

二、「文獻」概況

（一）創建

據方學武先生回憶，「文獻」創建於1961年，但1966年後，因情勢變化便停止了工作，到1976年「結束」。[②]「文獻」，設立於現上海古籍出版社舊址（上海瑞金二路272號）。[③]當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並不在瑞金二路辦公，而在紹興路7號。（李志茗《上海古籍出版社60周年：從康平路到瑞金二路》，澎湃新聞）

說起創建的緣由時，徐鑄成先生在其《新聞叢談》（徐鑄成《報海舊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中提及過「文獻」設立的背景，即時任上海出版局局長的羅竹風被姚文元批評後：

那時，受「左」的思潮影響，要對上層建築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摻沙子」，自然，光把「沙子」摻進去還不行，得把「泥土」剔出來，於是出版界成立了一個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把各出版單位剔出的「泥土」集中起來，加以「利用、限制、改造」。

陸祖耀《徐鑄成與》（上海新書報編輯部《書香的故事》（續編本），學林出版社，2003）的文章中也談到「文獻」的建立：

那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上海新聞出版系統把一批資深業精的老記者、老編輯從各單位的領導崗位或工作第一線抽調出來，集中成立了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專門從事收集整理編輯出版我國近現代的新聞出版史料。

「文獻」誕生的歷史環境，客觀上也使「文獻」無可避免地成為曾在「文獻」工作的老同志們傷痛之地。在當時，去「文獻」並非好事。洪汛濤先生在其《我的業務自傳》中說，1963年12月，「被無端誣陷，貶去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轉引自汪習麟《洪訊濤評傳》）「貶」之一字，可見洪先生的當時心境！徐鑄成先生也回憶說，文獻編輯所實質是各出版社被認為有問題的人的收容所。(李偉《徐鑄成的「文革」——黑暗盡頭是黎明》)何滿子先生回憶說：

我被分配到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那裡是收容右派、反革命、歷史上有問題的、合營後的私方人員的地方，徐鑄成、尚丁、秦瘦鷗等人全在那裡（何滿子《沙聚塔》，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9）

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是1958年我離開上海後新設立的單位。我很快知道，這個單位除了管事的和少數『摻沙子』進來的積極分子外，多數是有問題人物，如右派分子、歷史反革命、公私合營後的資方人員等等，也就是後來『文革』時被稱為『牛鬼蛇神』的這類人。（何滿子口述、吳仲華整理《跋涉者：何滿子自述》，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二）任務

據方學武回憶，「文獻」的任務是：搜集、整理、編輯近現代的出版資料，為文化出版事業提供資料。經全所同志的努力，至1965年2月統計，共整理了出版資料142件，分屬有關圖書資料、報刊資料、出版史料、專題史料等。[④]

「文獻」還支持過北京的版本圖書館編輯《民國時期總書目》。1960年，版本圖書館派人去上海圖書館工作，「文獻」在人力方面給予過很大支持。到1962年底，把上海圖書館所藏的新中國成立前中文平裝圖書製成了一套分類片子，總計約9萬種。此後，版本圖書館的人員撤回後，「文獻」還就上海地區繼續進行查補。（王潤華《編輯紀事》，載《記憶國圖——國家圖書館105周年館慶紀念》，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⑤]

「文獻」似還準備編過《出版文獻資料》叢刊。據一位「文獻」的後人回憶：

1961年，上海出版系統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原地址上建立了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編輯近現代出版資料，從事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準備計划過編輯出版一個《出版文獻資料》叢刊，家父從郊縣接受右派的改造後，未能回到原來的機關，而是進了這個蒙張春橋先生抬舉、看得起，點名叫為「人少妖風大，池淺王八多」的小小的編輯所。在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同仁們作過積極的籌備，組過很多文稿。但好事多磨，幾經折騰，又迎來了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籌備的刊物，當然一風吹得無影無蹤了。（ryu《何以遣鄉愁唯有豆漿》）[⑥]

（三）機構

「文獻」與中華上編的關係很密切。不但，其首任主任為中華上編的總編輯李俊民，[⑦]而且，「文獻」的一部分也是從中華上編併入的。「文獻」建所之初，所做的最重要任務便是為《申報》編製索引。《申報》的影印工作最初由中華上編負責，而編製索引工作由「文獻」負責。後來，丁景唐將方學武調任「文獻」主任，並將中華上編的《申報》影印組併入「文獻」。（韋煥《紙墨相伴七十載——記丁景唐編輯出版生涯》）[⑧]

據汪耀華《「文革」時期上海圖書出版總目》（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附錄記載，1967-1970年，「文獻」曾短暫移名為「革命出版社」。1970年，「文獻」並於上海出版革命組，後又並於上海人民出版社（大社）。

（四）去向

方先生回憶文章提到「文獻」於1976年「結束」，但具體是如何結束的呢？

徐鑄成先生對此有過回憶。據《徐鑄成回憶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記載：1973年，

上海文獻出版編輯所，已被取消了，一部分回原單位，大部分職工則併入辭海編輯所。

何滿子先生在《沙聚塔》中也回憶說：1978年，「同時我也去了上海辭書出版社，原來的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已經併入了辭書社。」以此看來，「文獻」大部分並於上海辭書出版社，應該是準確的。中華書局辭海編輯部後於1978年改變名稱，為上海辭書出版社。

據方先生回憶，「文獻」結束後，所有資料已移交給有關部門保存、整理、使用。但後來這批資料使用情況如何呢？從現有記載來看，部分是交由學林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柳肇瑞先生《回憶與思考》（學林出版社，2004年）回憶說：

「文革」前，上海出版局下面有個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成員多數是舊社會過來的老出版工作者，任務是整理資料或回憶往事。「學林」成立後，局領導決定把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形成的書稿交給「學林」，選擇可出版的出版。學林出版社先後出版的《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彙編》、《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稿源都是從這裡面來的。《回憶亞東圖書館》也是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留下的一部稿子。

鄭逸梅的《書報話舊》也是應「文獻」編寫，後來由學林出版社出版的。鄭逸梅《紙帳銅瓶室文叢:小富則集而藏》（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中也有記載：

最幸運的，是上海學林出版社為我刊行的《書報話舊》，這是應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之約而編寫的，及完成，即發生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當然不可能問世了。值得欣慰的，本書原稿在浩劫中沒有被毀，轉移到了上海辭書出版社和學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秋，學林出版社編輯陳政文把原稿交給我，並囑我修改補充……一九八三年秋，居然出版了。

三、「文獻」的工作人員

關於「文獻」工作人員的數量，據方學武先生回憶是90餘人（《文化大革命的遭遇》，收入方學武《疾風知勁草——方學武革命回憶集粹》）。我多方搜羅，暫時僅得64人，現列名如下：

四、「文獻」編輯整理的資料目錄

下列目錄，不包括方學武文章中所列的142種，以下是從其他地方輯來的，但或與方文中所列有重複，先列於此處，請俟來日再詳核完善。

2018年2月28日 初稿 2018年3月10日 二改

[①]據方學武文章回憶，「文獻」結束後，所有資料已移交給有關部門保存、整理、使用。因條件所限，筆者未能至上海檔案館查詢舊檔。此文所依據的材料均是現在筆者能找到的公開已出版或發表的材料。

[②]據徐鑄成先生回憶，「文獻」或於1973年便已結束了。詳情見後文。

[③]林煒《與胡風無關的「胡風分子」何滿子》，載《上海採風》2016年第8期

[④]「所謂『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幾近於一個大規模的資料庫，裡面藏有各種書刊；資料堆積過久，紙質會變黃變脆，成為無用之物，於是集中此人來，分門別類加以登記在案，遂命其名曰『編輯所』。洪訊濤等人調到這兒，就做這樣的歸類登記的事。」（汪習麟《洪訊濤評傳》，希望出版社，2003年版）汪先生在書中對「文獻」有如此介紹，存此備考。

[⑤]趙良珍《雜談的編輯工作》一文對此事也有述及，還提到「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組成了一個三十多人的班子」等細節，可以參考。

[⑥] 網頁鏈接見：www.backchina.com/blog/282517/article-263879.html

[⑦]據高克勤《傳薪者：上海古籍往事》記載，1958年起至1966年，李俊民任中華上編總編輯，但方學武先生回憶說，1961年李俊民擔任了「文獻」的首任主任。這中間，李俊民先生的職務，還需進一步考證。

[⑧]關於「文獻」在《申報》影印中的作用，可參見夏和武、馬軍《未竟之業：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與影印的規劃設計》（《中華書局與中國近現代文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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