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維喬——他在最高學府開設佛教課程 毛主席也讀過其作品
生平介紹
蔣維喬(1873-1958)，哲學家。江蘇常州人。上海東南大學教授、國學專修館教授。有《中國佛教史》、《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
早年蔣維喬肄業於江陰南菁書院。南菁書院藏書萬卷，學生可以自由進出藏書樓。他讀了很多書，其中也有不少佛典，可是未得入門之徑，用他日後自己的話說是「東翻西閱，迄未入門」。但總算接觸了，就此也為他日後鑽研佛經張本。1902年，蔣維喬而立之年，就應蔡元培之聘出任愛國學社一、二年級國文教員，時章太炎任三、四年級國文教員。1909年兼任校長。在此期間，還與張元濟、高夢旦等創編小學教科書。他是主張「教育救國」的。
1912年1月孫中山民國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蔣維喬被聘任為教育部秘書長，不久即去職，重返商務印書館。在此期間，蔣維喬發表頗有影響的《因是子靜坐法》《廢止朝食論》。因是子是蔣維喬自號。兩書雖是受道家影響，但也接受了禪宗理念。毛澤東在湖南長沙求學時，也曾一度熱衷於此道，搞靜坐和廢止朝食；《廢止朝食論》有謂人可以活到二百歲，或由是有感，他寫有「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詩句。
1917年9月，蔣維喬在北京教育部主持法令制訂，每日事務清閑，有很多時間考慮社會人生和時局。他後來說：「元年（1912年）至今十餘載，戰亂不息，民生因痛苦而覺悟，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之安慰。」
從此，蔣維喬由儒而道，由道而釋，走上從事研究佛學之路。
開始，他為尋求佛學研究之門，聽從朋友徐文蔚的意見：「治佛典猶如我國之治經應先通小學，佛典中名相極多，初學者最受障礙，故應先通相宗為入門之徑。」於是，先聽講解「唯識經論」。
1918年，還建議北京大學開設「唯識哲學」（佛學）。諦閑法師來京開講《圓覺經》，他每次都前去傾聽，從不缺席從旁記錄，講經歷兩月之久，即記錄整理了《圓覺經講義》數十萬言；圓瑛法師在觀音寺開講《楞嚴經》，他每晚必到。據統計，他在北京5年，通讀了大批佛經和85種佛學著作，占所閱全部圖書90%以上。讀書認真知，他後來很有體會地說：「我的佛學，在這時候，頗有成就。並且依照佛學，實行修持，覺得世間一切學問，均不及佛學高深。」
1922年，蔣維喬發起和組織了法相研究會。同年，他出任江蘇教育廳長。當時法相宗大師歐陽漸於南京內學院開講「唯識論」。經歐陽漸認同，每天將此講排在上午9時前結束，這樣聽了後赴教育廳不至於誤卯；有時公出，歐陽漸就暫停講。這樣先後聽講了兩年，無一次缺席。
當時東南大學校長郭秉久屢請蔣維喬兼課，他表示，非佛學不講。於是在該校主講佛教哲學，以後整理出版了《佛教淺測》。
1927年3月，北伐軍下南京，戰火紛飛，蔣維喬定居上海，不問外事，致力於撰寫《中國佛教史》。
古中國是佛教大國，可是惟有的一部佛教史，卻是日本人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綱》。
此書有很多訛誤，蔣維喬就以它為基礎，對它作了多處的勘誤、訂正和補充，比如拿《大藏經》補正它的多處「硬傷」；此書未能立章節處，作者則搜羅了大批文字資料，以及對南北多家寺院實地調查，寫了《造像與石經》、《今世佛教》、《今世各宗》。
1928年7月，蔣著《中國佛教史》付梓。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中國佛教史。此書多次重印，近年又再作包裝推出。時間的考驗，足以佐證此書功底之深，故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1929年，蔣維喬在上海推出的《佛教概論》。他在光華大學講授佛學二十年，這是他在光華大學講授佛教概論，隨講隨編的講義，雅俗同賞。
1930年，蔣維喬為上海中華書局「中華百科叢書」寫了《佛學綱要》，這是一本小冊子。主編舒新城特地與他打招呼，因為是給中學文化程度者讀，必須是：（一）切不可深；（二）用白話。深入淺出，方能為大家閱讀。為這蔣維喬竟寫了五年。
抗日軍興，蔣維喬在上海淪陷區，堅持民族氣節，不屈不撓。日偽威脅利誘，他冷眼視之。
1938年夏，南京偽政府梁鴻志要他出任教育部次長，並代理部務。蔣維喬為之揶揄：「假使一向不顧行檢之人，只知做官，不擇手段，亦可承諾。我則一生出處，愛惜羽毛，行年已六十之六，蓋棺論定，為時不久，請君為我想一想，值得不值得？」說得有理有節。在此時候，蔣維喬因原上海正風文學院院長王西神落水，被推為院長；為了抒意，並將校名改名為誠明文學院。
日偽政府爾後又多次前來拉他下水，均遭嚴拒；還有所謂的「日華佛教會」以請參加和做演講為由，拉他入伙，也吃了閉門羹。面對敵偽時時的威逼，蔣維喬下了決心：「大不了像韓紫石那樣被日寇逼死罷了，我七十老翁還怕什麼呢！」
蔣維喬久經滄桑，迎來了共和國的曙光，晚年，又把餘力都放在《因是子文集》和《竹齋自訂年譜》整理和修訂。在1958年病逝時，這些稿本連同自1896年至此年的日記（一日不缺），全部捐獻給上海圖書館。
本期編輯：劉青、張弛、一寧、觀海、普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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