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教授們的專業異化

許多人大概都看過陳凱歌導演的電影「霸王別姬」，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唯一夠水平夠檔次的電影，它獲得戛納獎是實至名歸。

這個電影講的是一個少年在棍棒下學旦角兒，始終不入戲，突然有一天「頓悟」，功力大漲，並且隨著藝術的成熟，產生了專業性異化，本性與角色混淆，常識淡出，角色充盈，以至於在日常生活中都角色化了，對搭檔也角色異化的產生了感情。

許多評論都認為這部影片講的是同性戀，甚至導演陳凱歌也並沒有真正領悟到這部影片的主題。真正的同性戀是生理問題，而異化則是心理問題。

今年的奧斯卡提名影片《魅影縫匠》，也是專業異化的主題。這個世襲高水平的裁縫，由於長期對工作的專註，把生活和工作混淆了，以至於有許多違背生活常理，情感常理的舉動，需要不斷服食毒蘑菇，生場大病來恢復常態。

人性異化是一個非常深刻的主題。過去對異化的表現和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異化上，對象主要是下層民眾。例如，米勒的兩幕劇《推銷員之死》表現了美國夢所產生的盲目樂觀和無法正視現實對人的異化。

但是更深刻的是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主要是那些其專業與人的社會性容易發生混淆的社會學科或人文學科的人士——的專業異化。知識分子比普通人的異化更厲害。普通人是靠常識生活的,而知識分子是傳播思想的，而且畢生傳播的是被細分化和流派化的思想，這些被細分化和流派化的思想非常狹隘而且簡單。

想想看，一個教授在年輕的時候學了一堆教條，然後他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這種經年累月的簡單的重複，其實和卓別林表現的流水生產線上的簡單重複並沒有什麼本質差別，和中世紀的神父和牧師更是差別很小，它使這些教條潛入而存在於他的意識底層，使他的人性和出於人性的常識判斷力出現了嚴重異化。

當文藝復興和啟蒙思想家們批判中世紀神學的異化時，當資本主義的批判家批判工業社會的異化時，他們實際上正在創造新的異化。而現代的異化更可怕，因為它們被偽裝成科學，並且在學校這種規模化量販教條思想的組織結構中進行傳播。

特別是那些傳播簡單狹隘思想的人，也就是教師和教授們，在現代社會獲得了中世紀神父那樣的權威地位，雖然他們傳播的不過是別人把另一個別人的思想經過狹隘化和簡單化後的教條，但他們異化出一種不容置疑的自大狂式的性格，自我意識成思想領袖，從而阻礙和凝滯思想創新。

30年前，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拍攝的《歐洲建築》的解說詞中寫下了如下的話：

「從米開朗琪羅到貝尼尼那種喜歡動感強烈，變化複雜的藝術方法，後來被一些人拿去，使藝術成為堆砌和怪誕的代名詞。

像達芬奇和拉斐爾，就比較喜歡典雅、和諧、寧靜的美。這本是個人愛好，後來卻被人說成是神聖不可更改的規則。

人，多麼奇怪，創造著，又不斷把創造凝滯著。創造產生的典範被理論總結出規則。當人們去模仿這些規則，凝滯就像冬天河流上的冰，漸漸漫延開來。」

「古典化的倡導者就是法國國王。在國王設立的各種學院中，這些規則進一步教條化，被說成放之四海而皆準。」

「這種充滿理性的時代精神在法國成長著，整個知識界都躊躇滿志。他們自認為已經掌握了自然和美的規律，所以，人定勝天。

正是在他們手裡，科學和藝術開始可以被系統傳授，正規教育誕生了。

也正是在他們那裡，被後人稱為「學院派」的那些古典教條開始凝固為阻礙科學和藝術的緊箍咒。」

一個教授，如果對自己和自己所傳播的教條化了的知識沒有清醒客觀的認識，不能不斷的用事實去拷問他的教條，並通過創新性思維來發展或推翻這些教條，相反卻自以為掌握了絕對而終極的真理，他就會異化成為一個狂徒。

這種現象在中國特別嚴重。因為中國的教授都是以宣講傳播和解釋教條為業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民主的合理性是以如下的一些假設為前提並進行邏輯推理的：

——人的最基本需求和權利是生存，所有其他的需求和權利都是建立在生存之上的，沒有生存。就不會有其他的需求和權利。

——非平均主義的經濟公平，是人的生存權的必要條件，因而是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因為沒有公平，社會便會發生擾亂和混亂，無法建立最基本的秩序和制度，社會便無法運行。這已經為人類的歷史所證明。

——人都是理性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並且知道如何去維護自己的利益。

——中下收入的人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多數。通過民主這種多數選擇機制，多數人選出自己的代表，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公平就會得以實現。

但是我們考察近250年來民主制的代表美國民主制的歷史，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政得以貫徹，到80年代新自由主義捲土重來這短短30多年時間裡，公平原則才能大體顯現。新自由主義造成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引起了中下收入階層不滿的積累，在2016年終於爆發，但他們卻選擇了一個億萬富翁，而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對他們卻是更加不利。

顯然，西方的民主制度並沒有實現民主的合理性，為什麼？

另一方面，在西方思想史上，西方主要的思想家都是民主的質疑者，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洛克和盧梭，一直到黑格爾和馬克思。19世紀產生了民粹論，群氓論，烏合之眾論和多數暴政論，20世紀又產生了不可能論，精英政治論，效能政府論，少數民主論，集體困境和共容利益論等等。

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流行這40年間，再也沒有出現新的重要的思想者，民主似乎成了西方的一個政治正確；這40年又伴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一個非西方的制度，它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甚至超過了民主制度。民主又似乎成了國家競爭的工具。

所有這些都給政治思想的創新帶來了契機和挑戰。

但是，一個在西方雖然在實行但其實踐效果並沒有達到「初心」，並且2500多年來，受到幾乎所有主要思想家質疑的制度，為什麼在中國成了一個不容置疑的教條？那些認為這些教條是天然正義，不容置疑的人，他們到底是被教條異化成衛道士還是生來就是睜眼瞎和白痴，又或者他們有不可告人的私利而居心叵測？

看看中國在科學技術和工程實踐方面的飛躍發展，再看看社會人文領域普遍存在的固化與異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狂躁與狂妄，中國社會真應該好好反思一下了。

來源：於導談天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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