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在《有話好好說》之前，已經拍過一部傑出喜劇

最新 03-16

作者：Jonathan Rosenbaum

譯者：Issac

校對：朱溥儀

來源：《Chicago Reader》

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作為一部喜劇，將政府調解作為它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同時張導為了這部戲也跑遍了各官方機構。這還只是該電影眾多諷刺中的一點。

另一點則是，本片在以前所未有的大尺度向觀眾展示中國特色的時候，張藝謀意識到這是他至今為止最具普世價值和最親近觀眾的電影，同時也似乎對之前的作品作出了批評。（譯者註：本文寫於1993年）

《秋菊打官司》（1992）

在這部電影之前，張藝謀還導過《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這兩部都是在國際上非常成功的作品，但在國內的待遇卻不甚理想，有評論認為，相較於影片的政治含義，影片遭此待遇的原因可能更多是張藝謀當時和鞏俐的關係。

《菊豆》（1990）

但《秋菊打官司》與眾不同，它不僅斬獲了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員的獎項，也獲得了中國官方的喜愛，這和張藝謀此前作品的待遇大不相同。

這是一種似乎可以消除一些懷疑的成功故事，可能會讓我們想到愛森斯坦的相對俗氣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約瑟夫·斯大林尤其喜歡愛森斯坦，特別是他之前的蒙太奇傑作（《罷工》、《戰艦波將金號》、《十月》、《總路線》）。一部深受官方喜愛的電影可能十全十美嗎？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1938）

然而，也可能是張藝謀在國際上的聲名與地位，以及只手將中國電影帶出國門的成就，使得官方的政策出現一些了調整。張藝謀可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了一些調和的成分，不過他最新的作品決定拍中國農民，這看起來並不太像是調和的妥協。

我不能假裝自己能夠讀懂藝術上的衝動和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兩者間的關係。但以美國佬的偏見，這兩者是相互衝突的——「自然的」藝術興趣通常和意識形態背道而馳——這完全就像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假設——藝術和政治本為一體，完全相同。（這是資本主義政治宣傳的固有目標，即使是在最粗鄙的形式中也是如此，如《桃色交易》和《反斗神鷹2》，單純地被認為是「有益而純潔的樂趣」，神奇地跳脫出意識形態。）

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值得爭論的。與觀眾從《秋菊打官司》中讀得的內容相反，張藝謀的作品中所呈現出來的風格變化十分顯著，這並不能算作是遠離了藝術；相比起戲劇性地將焦點從較高階級轉向較低階級，電影更為必要的，是給出了一個非常不同的藝術的定義以及藝術的可能。

劇情圍繞著片名中的秋菊這位女主角展開，她是位堅持頑強、懷有身孕的農婦（鞏俐），一直尋求正義。秋菊的丈夫（劉佩琦）被村長（雷恪生）踢傷了下體及肋骨，雙方為秋菊家的辣椒地旁要蓋倉庫的事兒發生口角，其間秋菊丈夫嘲笑村長膝下無子。

村長有四個女兒，超生了三個，但中國農村家庭重男輕女的風氣使得秋菊丈夫嘲諷村長有「母雞」而無兒子的話變得特別侮辱人。

索尼公司是《秋菊打官司》的發行商，為了讓這部電影符合美國佬的口味，將其作為「復仇喜劇」來宣傳——這幾乎好比美國影評人把《菊豆》比作《郵差總按兩次鈴》一樣令人誤解。

實際上，秋菊一次次到地方、縣裡、市裡上訪並最後走上法庭（她起訴了政府）的這些情節是我們很難完全理解的。她所尋求的不是具體的道歉、懲罰村長或因其丈夫的不公遭遇而應得的經濟賠償，而是一個「說法」——這是一個中文辭彙，有人告訴我說它的意思是一個答案、解釋或澄清。

簡單來說，她想要的應該是和張藝謀最近依靠自己努力而從官方得到的東西差不多：帶有敬意的認可。

我對中國藝術的淺薄認識主要來自於1991年末在台北故宮待的那幾個小時，那是全世界最棒最大的中國藝術博物館。那裡的大多數精美藏品都是二戰結束時從北京故宮轉移過來的。

只要一有人將我們所理解的藝術——同時也是台北故宮博物院所定義的藝術認為是中國帝王及其親人朋友的專屬而非大眾所能接觸的時候，這樣的擔心就很必要了。在中國農民藝術方面我是新手，我不知道在農民革命之前它都有哪些內容，但無論如何我們也不可能在任何博物館中找到。

既然中國文化很大程度上都是農民文化，這些考慮對於理解中國電影來說似乎都很重要，包括理解像張藝謀這樣的傑出導演的作品。在張藝謀導演了五部戲之前，他還是一個劇照攝影師，後來擔任《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大閱兵》《老井》的攝影師，他還出演了《老井》的男主角。

《老井》（1986）

除了之前提到過的三部電影，他還拍了《紅高粱》以及帶有政治意味的驚悚動作片《代號美洲豹》，後者講的是飛機劫持案件，很少被引進（我的同事告訴我這部並不好看）。

五部電影都由鞏俐出演，除了那部驚險片外，其餘四部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講述了女性的壓抑。但在《秋菊打官司》之前，沒有哪一部在中國農民文化上大做文章，也沒有哪一部是現代化布景。《紅高粱》、《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在金錢和空間上的共同點就是，片中人物擁有一定財產——是某種封閉的堡壘，在裡面上演了悲劇。

《紅高粱》（1988）

考慮到張藝謀的背景，這就並不令人驚訝。1952年，他出生於西安附近的一個職工家庭；母親是皮膚科醫生，父親因為曾是國民黨軍隊的官員而沒有固定工作。文革期間張藝謀最初被送到西安北部的村莊里勞作，後來轉到西北部的城裡，在棉花廠工作。在那裡他賣血買了台照相機。

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重新開放，輟學十多年後的張藝謀以高分數通過了入學考試，但27歲的他超過入學年齡限制5歲。在兩次並不順利的北京之旅後，他憑著文化部部長的介紹信終於被錄取了——這樣的官僚方面的困境似乎和秋菊所面臨的境況有些相似。

同樣擁有相似之處的還有秋菊的處境以及中國審查制度對《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在之前的態度。雖然讀者可能不應該過多考慮這樣的自傳式解讀。正如張藝謀自己所言，「我是不是秋菊或我倆的故事是否相似都不重要，因為這是一直以來發生在中國的故事。」

《秋菊打官司》有一半的鏡頭是用隱藏攝像機拍攝的，捕捉了村莊、小鎮和城市的日常生活，沒有激起任何自我意識，這通常在拍攝非職業演員的時候會看到，相聯繫的策略還被運用在拍攝內景的時候，以此不強迫演員分毫。很明顯中國電影人不用擔心會有什麼東西不明智地多了出來——更別說有意為之的作品了。

張藝謀將陳遠斌的小說的背景從中國南方轉到北方——正好是張藝謀生長的地方——張導及其編劇劉恆創造的框架足夠寬鬆，讓涉及到的很多人都有即興發揮的空間。為了符合當時那種知識分子扮演適當角色的原則，導演、五名專業演員以及整個團隊都上足發條，和拍攝的農村裡的農民一起生活了八個月。

這些策略的結果顯而易見。雖然部分影評人認為相較於張藝謀之前更注重形式的作品，該電影少了些美學價值，但我認為這是他迄今為止文理最為豐富的電影。如果說某些鏡頭的美比起《紅高粱》、《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明顯要弱上幾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鏡頭的敘事功能是和電影的整體節奏和設計更為緊密聯繫。

《秋菊打官司》沒有像之前的電影那樣讓我們中途停下來去欣賞某些顏色或構圖的魅力，這不僅是因為攝影風格常常讓我們直接聚焦於每一幅畫面的中心，而且是因為其內容——傳達給觀眾的、有關中國現代生活的信息——安排得更為密集緊湊。如出一轍，電影中也有一些風景的鏡頭和內景畫幅像之前的電影一樣那麼迷人，即使他們並不是那樣刻意為之。

張藝謀意識到電影的流暢和清晰之後的舒適輕鬆使得他成為大師。相比之下，他之前的作品，儘管成就斐然，但無論是視覺上的創新還是對社會的諷刺上，似乎都像是蘊含潛力的業餘作品。

甚至就連最後的鏡頭，雖然有人批評它是不必要或誇張做作之舉，但依舊可以被認為是精心設計的、帶有哲學意義的結尾，給之前的內容提供了以此發人深省、諷刺意味十足的轉折。

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特呂弗的《四百擊》的結尾相似，可能受到了它的啟發。雖然二者在意義和內容上完全不同，但我還是會想到特呂弗對定格特寫鏡頭的使用，因為特呂弗用這樣的鏡頭用得十分節制和合理。

《四百擊》（1959）

作為一部寓言式喜劇，這部電影因為沒有直接展示的內容而顯得出類拔萃。除了少許例外，大多數鏡頭——包括推動劇情展開的與村長之間的口角的鏡頭，秋菊與政府官員及律師的相遇和最後的分娩的大多數鏡頭——都被省略了，以此保留尤為重要的日常生活的質感，而電影通常會忽略掉這一點。

其中戲劇性最為強烈的對手戲——村長試圖賠償她當地公安局局長（葛志軍飾）認為她和她丈夫應得的200元錢——向我們告知了一切我們需要知道的，村長執拗的高傲以及秋菊想要挑戰（潛伏在背景中）「關係網」的決心。即使展現在這裡的是比異常行為更常見的日常瑣事，也能圓滿地將情景解釋清楚。

村長將20張鈔票扔了出去，當它們飄落地上後他說：「地下的錢一共二十張，你拾一張給我低一回頭，拾一張給我低一回頭。低二十回頭，這事就完了。」「完不完，你說了也不算，」她回答道，隨即揚長而去。

就在這一幕以及最後結局時（村長像要以更文明的態度付給她更大一筆錢）的出現帶來的喜劇效果，指明了張藝謀可以隨意用手裡有的東西創造奇蹟；另外就是這兩幕中家庭似的外景——一戶房子外的大門和由陽光與陰影點綴的天井——塑造出了情節。

張藝謀的諷刺策略是不把任何一個角色單純地設置為壞蛋，但每個人卻又有一絲荒謬，包括女主人公在內。當她和她的妹子（楊柳春）一起進城，一同經歷了「劉姥姥進大觀園」的遭遇之後，她個人來自農村的質樸感才變得最為明顯。然而電影卻沒有屈尊任何一個角色，每個角色都很真實、有尊嚴，也偶爾滑稽。

整部電影的整體性來源於其中數不盡的瑣小卻不常見的觀察，比如秋菊在露天餐廳中沒辦法坐在長凳上，因為她懷有身孕，當公務人員不知道秋菊為什麼要請別人起草投訴信，而秋菊不好意思地坦白自己不識字時，等等。（這是鞏俐第一次接秋菊這樣鄉下人的角色，在此之前，她從未有過這麼棒的演技或是資源，這正是因為她沒有輕視秋菊這一角色，我們也同樣沒有。）

她與寫信人那短暫的一幕是另外一處點睛之筆，彼時寫信人一邊說明自己的收費範圍，一邊興緻勃勃地吹噓自己的文采讓不少人被判了無期或是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