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節婦烈女為何遠超其他朝代總和，對女子貞節的嚴苛近乎病態！

原標題：明朝節婦烈女為何遠超其他朝代總和，對女子貞節的嚴苛近乎病態！

在幾千年的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進程中，貞節觀的流行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進程。早在先秦時期，貞節觀念就已經產生了，其前提是男尊女卑思想的形成。作為儒家經典的《儀禮》《禮記》等著作中對此都有清晰的體現。如《儀禮》中就對女子的「三從」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主張「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宣稱『』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禮記》還要求婦女「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從這以後，關於婦女應該「從一而終」的貞節觀念，與「三從四德」等婦女行為準則整合在一起，成為儒家道德倫理體系中對於女性品德的基本要求。但是，從社會生活的現實來看，從秦漢至宋元，歷朝歷代對於貞節觀的強調和遵行又各有不同。大體來說，在宋代以前，貞節觀念並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魏晉南北朝至唐代，「胡」風盛行，婦女在婚姻問題上具有一定的主動權，貞節觀念很淡薄，婦女主動要求離婚的事情時有發生，離異改嫁與夫死再嫁極為普遍，並且不受輿論譴責，即使皇族和門第顯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諱家中的女子改嫁。以唐代為例，據學者統計，史書中記載較為詳細的唐前中期公主有九十八位，改嫁者就有二十七位，其中還有四人經歷了三嫁。貴族社會尚且如此，下層民眾自然就更不用說了。

至兩宋時期，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高倡「存天理，滅人慾」的道德信條，鼓吹「守節」是婦女的最高道德標準。程頤曾通過一段問答明確表達了理學家們對婦女的道德要求，且看:有人問:「寡婦孤苦貧寒，無以為生，是否可以再嫁呢?」程頤回答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經由這些理學家們的大力提倡，婦女的貞節觀念比之前代，已經有了明顯的加強。但是，社會上婦女改嫁的風氣仍然盛行，北宋著名文學家范仲淹自幼就隨母改嫁，並改了姓氏，做官後才改姓歸宗;宋真宗時的兩位宰相向敏中、張齊賢都想娶已故宰相薛居正的寡居兒媳柴氏，甚至還為此驚動了皇帝;就連程頤的侄媳、外甥女也曾改嫁。難怪南宋理學家朱熹在論及婦女守節問題時，也感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可見，在現實生活中，嚴守貞節，夫死不嫁之風並未成為社會的主流。

明朝肇建之時，百廢待興，明太祖朱元璋以正人心、厚風俗、敦教化為急務，大力推崇理學，對於理學宣揚的女子貞節觀也大肆提倡，還在洪武元年(1368)時，朱元璋就下了一道詔令，規定凡是「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經由地方官的推舉，其全家都可以受到表彰，所謂「族表門間」，又專門對「節婦」一項作了詳細規定:「民間寡婦，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族表門間，除免本家差役。」也就是說，年輕寡婦若守節二十年以上者，不僅可以獲得朝廷的族表，其家還能免除差役。在明代，只有仕宦之家才能獲得免除差役的優惠，可見，寡婦守節能夠使家庭得到實際的經濟利益。

在勞役繁重、苛政猛於虎的傳統社會，「除免差役」的現實誘惑異常巨大，前代雖然也有這樣的先例，但只是個別現象，而明代使其成為定製，所有的守節婦女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享受這種待遇，那麼，即使寡婦本人不願守節，家族其他成員也會對她施加種種壓力，強迫她守節不嫁。精神與物質的雙重獎勵，肯定要遠比單純的道義鼓舞有力和有效得多。

同時，朱元璋還通過立法來打擊男子娶寡婦的婚姻形式，比如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在擬定文官妻子享受尊封的條件時，就專門說明「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蘸，及娟優脾妾，並不許申請」，意思是說再婚的婦女同娟、優、婢、妾的待遇一樣，不得要求受封;還特別規定「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這些規定都從政治法規的高度對再嫁婦女的權利進行了限制，表現出對再嫁行為的歧視。

明代統治者對貞節婦女的族表，成為明代貞節之風盛行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除此之外，文人士大夫的提倡，也促使了貞節觀念的深入人心。萬曆年間的一位名叫呂坤的進士，就專門撰寫了一部關於女教的書—《閨範》，對於婦女的德行做了種種詳細的說教，還羅列了大量守節殉夫的範例以供婦女仿效。該書文字較為淺顯，又配以圖像，易於被普通民眾所接受，因此流傳甚廣，對婦女的影響也很深。

明世宗時有位很有名的忠臣楊繼盛，因為上書指責權相嚴嵩的弄權，被下獄冤死，他死前給自己的妻子張貞留下遺言，從中可以看到明代士大夫對婦人守節的希望，他在遺言中說:「身為正妻，如無兒女者，可夫死從死，如有兒女，則應以撫養兒女為重。」明人姚叔祥在《見只編》上卷中，記載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明代嘉靖年間的大清官海瑞，在家庭道德問題上，是一個頑固而苛刻的禮教維護者。他有一個五歲的女兒。

一天，他看到自己的女兒正在吃一塊糕餅，他問孩子糕餅是從哪裡來的，女孩說是一個男僕給她的。海瑞知道後感到痛心疾首，認為這種行為是對女子貞節的玷污，他大聲呵斥道:「女子怎麼能夠隨便接受男僕的食物呢?這樣做就不配做我的女兒，若能立即餓死，則還可以稱得上是我的女兒。」女孩聽後，隨即涕泣不飲不食，七日後活活餓死。此事並不見於正史的記載，很難確定其可信度有多高，但是從時人對此事的記載來看，還是隱約表達出明代士大夫對女子貞節的嚴苛、甚至病態的要求。

在統治者與文人士大夫的大力提倡之下，明代社會上猛烈地颳起了一股嚴守貞節之風，形成了一張強大而無處不在的輿論之網，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很多婦女也將這種觀念內化為自己心中追求和恪守的道德標準，她們會唾棄那些不遵守貞節觀的同胞，有時甚至會母女反目。如《明史》中就記載了一個故事:趙鈺妻鄭氏，因為鄰居家再嫁寡婦時向她饋贈了茶餅，竟使她憤怒不已，覺得受到了玷污，非但令人將茶餅倒掉，還大罵不止。有的女兒因為母親改嫁，便看不起自己的母親，認為這是家中的恥辱。明代江寧(今南京)的陳伯妻黃氏，在母親要再嫁之時曾苦苦相勸，但最終沒有能夠阻止母親改嫁，女兒覺得這是一種恥辱。一日，母親來看望她，她竟「閉門不與相見」，黃氏有了斷絕母女情分之意。而這位黃氏，還因為此事，受到了政府的旌表。

與前代相比，貞節婦女數量出現了驚人的增長。《明史》中立傳的貞節婦女就有三百餘人，遠遠超出前代正史中收錄節婦烈女的數量。研究中國婚姻史的著名學者董家遵先生曾利用清朝編的《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統計了從東周到清朝康熙年間節婦、烈女數量的變化情況，從中不難看出明代節婦、烈女之多。

明代的節婦烈女數量占歷代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雖然說，前代史料中對節烈婦女的收錄未必完全，這樣的統計數字存在一定的缺憾，但是這組數字還是可以折射出女子貞節觀念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的階段性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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