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科學揭示青少年為何叛逆

挪威的青少年練習城市酷跑。

這不僅僅是叛逆這麼簡單。神經科學研究揭示了青少年為什麼傾向於選擇危險行為。

Cole Skinner 剛從一個廢棄採石場上方的一堵牆上跳下時，便聽到汽車剎車的聲音。於是，他和朋友們開始沿著採石場邊上的一條狹窄的小路狂奔。隨後，他們跳過帶刺鐵絲網的圍欄，迅速逃離。

Skinner 和他的朋友 Alex McCallum-Toppin 以追逐為樂趣。他們兩人同為 15 歲，是英國法林登一所學校的學生。他們表示，他們會尋找建築工地和廢棄建築物等地酷跑、探索，但不會惹麻煩。酷跑在他們看來是一項酷炫的運動，足以作為吹噓的談資。McCallum-Toppin 指出，你可以跟朋友們吹牛說，『我一直在廢棄的採石場里酷跑。』

科學研究往往把青少年的冒險行為視為是父母和社會需要應對和容忍的大麻煩。當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in Chapel Hill）的神經科學家 Eva Telzer 向家人、朋友、大學生或研究人員詢問他們對青少年的看法時，發現幾乎沒有任何正面的評價，這是一個普遍的刻板印象。但是，Alex 和 Cole 為什麼喜歡冒險行為——考慮到其社會價值和其它利弊——應該從神經科學的角度去理解。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神經科學家 Adriana Galván 指出，青少年的行為並不僅僅是由單純的叛逆或不可控制的激素引起的。隨著人年齡的增長，人們對冒險行為的界定會發生轉變。

青少年確實比成年人更喜歡冒險，其後果可能包括傷害、死亡、違法，甚至長期健康問題。但是過去十年的實驗室研究表明，年輕人評估風險的方式非常複雜。在某些情況下，青少年的風險規避程度可能高於老年人。他們喜歡嘗試的風險比實驗室通常考慮的更為廣泛，包括社會風險和積極風險——例如嘗試參加運動隊。這些類型的行為似乎對大腦有不同的影響。

對青少年如何與風險互動這一課題開展研究非常重要。研究風險行為的神經基礎可以為教育青少年提供指導方針。了解青少年大腦如何評估風險，甚至可以揭示精神健康狀況的預測指標，如精神分裂症和抑鬱症——這些疾病經常在青春期出現。

青少年的腦海會有出現許多念頭和思想碰撞。對此，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神經科學家 B. J. Casey 認為，事實上，這是美麗而神奇的，大部分時候大腦都能夠正確理解。

叛逆的原因

青春期是一個危險的時期。全世界 15 至 19 歲的人的死亡率比 10 至 14 歲的人高出約 35%。在這段時間內，危險的行為與生活中的許多主要威脅有關（圖：拿生命和健康去冒險）。交通事故是全球青少年死亡的最大原因。自殘和其它形式的暴力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一些可能導致成年後健康狀況不佳的行為——例如抽煙、酗酒或宅的生活方式——往往是由青少年時期做出的不當選擇所致。所以，解讀危險行為一直是科學家的首要任務。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研究青少年大腦發育的 Ronald Dahl 表示，冒險推動了青少年大腦的早期發育，這是獲得成功發現的途徑，因此青少年大腦也重視冒險行為。

早期的理論著重於發育中大腦的感知不平衡。與衝動行為和獎勵敏感（特別是社交領域）相關的腦區在青少年時期較為活躍，而那些控制工作記憶等認知過程的腦區在整個青春期都發育較慢。

神經科學家們將十幾歲的大腦比作一輛帶有加速器和剎車失靈的汽車。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精神病學家和神經影像學研究員 Ted Satterthwaite 指出，雖然這符合發育數據，但卻無法解釋為什麼許多青少年沒有表現出冒險傾向。例如，2016 年對 45,000 多名美國青少年的調查發現，61% 的人在 17-18 歲之前沒有嘗試過捲煙；約有 29% 從未喝過酒。

現在大多數神經科學家承認，以不同速率發展的神經系統並不意味著大腦不平衡。Satterthwaite 指出，這是一個脆弱的時期，但脆弱的原因並不是大腦出了問題。

鑒於此，人們的研究工作轉向了更廣泛的風險和環境影響。Dahl 表示，對於許多青少年來說，相對良性的經歷也存在風險，比如為朋友出頭或追求異性。承擔社會風險，會增加冒險傾向。

社會影響

近年來，研究已經開始描述社會因素如何影響風險。2009 年，費城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 Laurence Steinberg 讓青少年躺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儀上，玩「小雞遊戲」——一款電子遊戲，用戶駕駛一輛汽車，在 6 分鐘內經過 20 個紅綠燈，用時越短，分數越高。當第一盞燈變成黃色時，一些青少年選擇繼續；其他人則等待綠燈。有時超速駕駛會帶來回報，但有時候汽車會受到撞擊。

當青少年單獨玩這個遊戲時，他們的冒險概率幾乎和成年玩家一樣。但是，當 Steinberg 告訴青少年，他們的朋友正在從一個相鄰的房間看著他們玩遊戲時，青少年會更傾向於冒險。在 Telzer 等人進行的一項類似研究中，當青少年被告知他們的母親正在觀看時，青少年會減少冒險行為。fMRI 結果顯示，對獎勵敏感的大腦區域，如腹側紋狀體的激活，與受朋友影響的冒險行為相關。同時，母親的存在與前額葉皮層中的激活相關，該腦區與認知控制相關。

神經科學家利用這個遊戲來測試青少年的冒險傾向與其社交地位的關係。在一項研究中，尤金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一個研究小組先告知受試者兩個同伴正在觀看後，再讓受試者在 fMRI 掃描下玩遊戲。然後研究人員讓受試者玩另一個視頻遊戲，而其他同伴則玩投擲和接球遊戲。

當受試者在經歷社交排斥之後，再玩駕駛遊戲時，自認為對社交敏感的青少年更傾向於冒險。同時，這些人的顳頂區域——與模擬他人想法相關的腦區——也更為活躍。在另一項研究中，Telzer 等人發現，那些更受社會排斥或受傷害的青少年更傾向於冒險。這項工作是了解哪些青少年最為脆弱的研究之一。Telzer 指出，如果我們知道哪些社會因素會促使青少年吸煙或做出不好的決定，那麼我們就可以引導他們進入更積極的環境。

同齡人也可以產生積極的影響。在 2014 年的一項研究中，某些青少年被要求在網路遊戲中捐款或存錢，同時被告知，十名同齡人正在觀看。如果參與者進行了捐贈，並且得到同齡人認同——用「點贊」圖標表示——那麼參與者在比賽期間會提供更多的捐款。Telzer 指出，有一種假設認為，青少年的朋友是一種巨大的負面影響。但真實情況更為複雜。

有趣的是，調節不健康冒險行為的大腦系統似乎也有助於青少年承擔積極的風險。腹側紋狀體中的活動，特別是多巴胺受體數量的增加，與青少年對積極和危險行為獎勵的敏感度相關。

Telzer 的研究表明，在做出幫助其他人的決策時（例如捐款），長期表現出較高的腹側紋狀體活動的青少年長期冒險行為較少，而成年時期患抑鬱症的風險較低。Dahl 認為這是一種平衡。

Galván 表示，這些實驗室研究都存在一些局限，很難在掃描儀上再現青少年生活的社會背景。例如，我們該如何在星期二下午寒冷的實驗室模擬星期六發生的事情？我們的研究應該儘可能捕捉青少年對風險的傾向，而不是真實世界冒險的可能性。

另一個問題是，某項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冒險傾向相對較輕。對此，Telzer 表示，我們研究的青少年冒險行為實際上來自相對規範的樣本，而不是那些喜歡參與高風險行為的樣本。危險冒險行為可能僅限於一小部分青少年，並且有證據表明他們的處理風險的行為與同齡人大不相同。

高風險行為研究

2015 年，Telzer 開展了一項尚未發表的研究，對象是因嚴重犯罪而從學校被開除的青少年。她的團隊要求他們躺在掃描儀上，當他們在屏幕上看到字母，就按下按鈕，但如果屏幕顯示「X」，則不要按。具有社會意義的圖像——例如青少年在海灘上玩笑或玩遊戲的積極照片，以及幾個人合起來欺負一個人的負面照片——也會出現在屏幕上。當圖像是積極的時候，大多數青少年在按鍵任務上表現更糟糕，他們的認知控制系統被積極圖片的精神獎勵所影響。腹側紋狀體的活動也更為活躍。但在被開除或停學的學生中，負面照片會讓他們在遊戲中的表現變差。Telzer 說，青少年的失控似乎來自對社會刺激的不同反應。

Telzer 表示，科學家們認為，冒險傾向最高的年輕人表現出標準青少年大腦特徵的極端版本。但是，她表示，或許他們是「一種特殊類型的青少年」。

風險研究已經開始向美國司法系統提供信息。例如，當局正在考慮可能影響青少年自我控制的因素。研究表明，在情緒中立的情況下，年輕人和老年人一樣，可以執行認知任務。但是當情緒激動時，他們的表現會變糟。多項研究可以表明，在情緒「冷靜」情況下的犯罪的處理應該與那些情緒激動或感情壓倒理智情況下的犯罪不同。類似的工作可以提供一些方法來確定很可能做出高危行為的青少年。

Steinberg 去年在五起對青少年進行刑事判決的法庭案件中作證。在聽取他關於青少年決策如何受情緒影響的證據後，肯塔基州一家法院去年決定將個人死亡年齡提高到 21 歲。而且這些證據也被用於反對 21 歲以下罪犯無假釋的強制性終身監禁的論點。

由於這類發育研究可以為政策提供信息，因此科學家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一些人（如 Satterthwaite 和 Galván）指出了在法院針對個案使用 fMRI 數據方面存在的一些挑戰。來自神經影像學研究的數據用的是參與者的平均數據，因此基於這些數據，針對一個特定大腦做出結論並不靠譜。Satterthwaite 不認為應該使用神經影像學，它的噪音太多了。

這些數據對於診斷來說也過於嘈雜（噪音太多），但 Satterthwaite 的研究證明，年輕大腦對風險的反應可能可以揭示抑鬱或焦慮的早期癥狀。他希望看到這些研究能夠指導臨床治療。Satterthwaite 指出，明明一些人面臨著生命危險，我們既不給他做診斷測試，也不成像，還不提供實驗室測試——這是中世紀的做法。

對青少年風險的廣泛研究已經有助於將日常生活中的危險行為降到最低。例如，睡眠不足的青少年更容易發生大量的冒險行為，如吸煙和性行為。數十項關於推遲學校上課時間，以增加睡眠的研究——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以及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等機構認可的一項舉措——表明包括危險行為在內的許多問題會因此緩解。美國兒科學會建議 8:30 或更晚才開始上課；美國有數百所學校接受了該項建議，並推遲了上課時間，但在 2014 年，中學上課時間的平均值仍然是 8:00。

Steinberg 主張首先限制風險因素的暴露，例如將購買煙草的最低年齡提高到 21 歲，或禁止學校周邊 300 米內銷售酒。他指出，這可能比勸誡學生的方法更好。其它政策旨在減少危險行為的機會。澳大利亞、紐西蘭、北愛爾蘭和美國的畢業許可計劃迫使年輕司機在具有豐富駕駛經驗後，才能為少年乘客開車。這些計劃已被證明可以減少年輕司機的傷亡。

但 Casey 表示，適當的風險是件好事。他認為，適當的風險可以讓青少年成為正常的成年人。

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需要學習很多東西——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Casey 繼續指出，這個發育時期是最具挑戰性的，每次他去做演講，他都會讓想再次度過青春期的人舉手，但從來沒有人舉手。

原文檢索：Kerri Smith. (2018) Sex and drugs and self-control: how the teen brain navigates risk. Nature, 554: 426-428. 張潔 /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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