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介紹長征的西方人，37歲傳教士與一萬九千里征程

這是一本在揭開年老失修的閣樓瓦片時，才意外發現的珍貴英文原版書。

它比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早一年出版，是第一本向西方人介紹紅軍長征的回憶錄。更特別的是，斯諾對紅軍長征的記錄來自採訪，而那本英文書的作者則親自「參加」了18個月長征，前後輾轉300多個地方，行程達1.9萬里。

1934年10月1日，37歲的貴州鎮遠縣基督教堂牧師、瑞士籍英國人薄復禮（Rudolf Alfred Bosshardt）一行，其中包括三名傳教士和兩個孩子，在黃平舊州一個小山村與紅軍長征先遣隊紅六軍團不期而遇，被當作「帝國主義間諜」扣留。紅軍查明身份後，很快釋放了兩位女士和孩子，但薄復禮等人被扣留下來。其中，薄復禮扣留的時間最長，一直隨紅六軍團西徵到達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直到1936年4月11日抵達雲南富民，紅二、六軍團即將北上長江之際，才獲釋放。

脫離紅軍不到4個月，躺在昆明病床上的薄復禮就憑藉記憶，口述完成了英文版《神靈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該書出版後轟動一時，但很快因二戰等原因被人遺忘，直到1984年，在山東省博物館一個早已擠滿住戶的閣樓頂樓上被重新發現，西方傳教士離奇參與紅軍長征的歷史才被外界所知。

1988年底，《神靈之手》被加上中文副題「一個被紅軍釋放的外國傳教士見聞錄」，分四期在《貴州文史叢刊》刊出。2006年，黃河出版社改名為《神靈之手：一個西方傳教士隨紅軍長征親歷記》，首次在中國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這兩個版本如今都已稀見，其中薄復禮的名字被音譯為R·A·勃沙特。2018年，中國畫報出版社再次以《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為名，推出了新版。

被動捲入紅軍長征的傳教士

10歲時，小男孩阿爾弗雷德·波斯哈特聽了一位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介紹，被遙遠的東方吸引，萌發了要去中國的念頭，當時他夢中都是「中國」。

1922年，波斯哈特受英國教會派遣，和妻子羅斯來到中國。在上海學習中文時，一位老先生根據波斯哈特的英文名發音，為他取了中文姓「薄」，名來源於《論語》中的「克己復禮」。隨後，夫妻倆一起在貴州境內鎮遠一帶傳教。

1934年8月，為了一個月的宗教學習，薄復禮和妻子一起離開貴州鎮遠家，前往黔西安順另一位傳教士的教區。彼時一心傳教的薄復禮並不知道，幾乎與此同時，中國紅軍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1934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10月，紅一方面軍主力部隊被迫撤出根據地，開始長征。

10月1日，結束宗教活動的薄復禮夫婦打算回鎮遠。途經舊州時，在一個距離預定過夜的小山村只有一里多遠的山頂，灌木叢中突然衝出一群人，薄復禮和紅六軍團就這樣離奇相遇。薄復禮記得，對方衣服顏色很雜亂，但戴著相同的帽子和佩戴著紅色標誌，「像捕獵一樣抓住了我們」。剛開始他們還以為遇到了強盜，到了山下村裡，看清牆上標語後，才明白遇到了共產黨。

薄復禮回憶錄中提到的女紅軍、時任紅六軍團保衛局黨總支書記的戚元德解放後回憶，當時在貴州很多外國傳教士都支持國民黨，說紅軍是「土匪流寇」「紅禍」，每到一處，就號召教友與紅軍為敵。因此，抓到教會骨幹成員都要甄別審訊，沒問題的放，有問題的都以帝國主義間諜罪處以徒刑和罰款。1934年10月3日，也就是紅軍攻克舊州的次日，羅斯以及舊州教堂傳教士海曼的夫人和孩子就被釋放了。

「坦率地講，這時我們仍扣留他們兩人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需要的角度來考慮的。」1990年，時任紅六軍團長的蕭克將軍談起當年扣留薄復禮和另一位傳教士海曼的原因時說。紅六軍團西征以來，轉戰50多天，又是暑天行軍，部隊傷病員越來越多，但苦於無葯醫治。他們知道傳教士有辦法獲得醫藥，於是，提出釋放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根據紅軍最初的計劃，一行大小七人必須交納贖金70萬元，方可全部釋放。

薄復禮由此被動捲入紅軍長征。其間，他先後多次接觸了賀龍、蕭克、王震等紅軍領導人。1934年10月2日，紅軍佔領舊州的當晚，在教堂里發現一張約1平米大小的法文版貴州地圖。當時紅軍對貴州地形不熟，用的貴州地圖來自於中學課本，很小，也沒有戰術價值。

得到這張地圖後，蕭克如獲至寶，提出請薄復禮幫忙翻譯。薄復禮不僅把圖上所有的道路、村鎮的名字翻譯了過來，還提供了很多信息，蕭克後來評價：「薄復禮在我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替我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他還說，與薄復禮的這次接觸，改變了他對西方傳教士的看法。

記錄不曾注意的長征內幕

長達18個月的長征途中，薄復禮對紅軍的印象同樣也發生改變。

儘管被當成「帝國主義間諜」，但紅軍對他一直很照顧。被扣留當晚，羅斯睡木板做成的床，薄復禮睡躺椅，同在一屋的紅軍戰士卻直接睡在潮濕的泥地上。此後極端艱辛的長征途中，鞋破了戰士馬上把自己的鞋脫下給他穿。部隊開始烏蒙山迴旋戰時，薄復禮不幸染病，紅軍為他找了一匹馬，又找來中醫為他治病，後來還派擔架員用滑竿抬著薄復禮翻山越嶺。在紅軍戰士經常食不果腹的情況下，還給他提供加糖的米粥，甚至買到十分稀罕的咖啡、黃油。

從薄復禮的記錄中，也可以理解長征為什麼能取得勝利，「這就是信仰的力量」。該書譯者之一嚴強說，書中當時記錄了很多紅軍在緊張的進軍打仗間隙，都不斷學習、討論的場景。在薄復禮被釋放前的送別晚宴上，時任紅六軍團政委的王震告訴他，在中國「最重要的是怎樣為了窮人」。

「他的書是紅軍長征歷史上，唯一一本第三方視角寫的親歷記，站在中立者角度，對紅軍內部的觀察比斯諾更為細緻，在國際上起到對紅軍形象以正視聽的作用。」嚴強舉例說，當時中外輿論都將紅軍女戰士宣傳成「類似壓寨夫人的共匪」，但薄復禮見到戚元德剪著短髮，很和善，不是想像中冷酷的人，「並好像受過很好的教育」。

長征中，紅二軍團出發時間最早、到達時間最晚、轉戰路線最長，但因為一些歷史原因相關記錄卻最少，薄復禮的記錄恰恰彌補了這段歷史空白，還記載了以往長征研究中可能忽視的信息。嚴強指出，尤其是整個薄復禮釋放過程中充當紅軍和教會之間中間人的「丁」，身份神秘，值得注意。

當時的湘鄂川黔邊遠山區，紅軍、國民黨和土匪犬牙交錯，而中間人「丁」能在三股勢力中間自由穿梭，總是和行蹤不定的紅軍取得聯繫。嚴強推測，當時紅軍中負責周旋此事的「吳法官」吳德峰，是共產黨早期的情報專家，曾在周恩來領導下展開地下工作，賀龍在湖南的威望也非常高，因此儘管紅二、六軍團被國民黨重重包圍，很可能還是存在一條地下秘密聯絡線。

不過，薄復禮的回憶錄在英國出版時，迫於當時國內外反共輿論的影響，裡面也有意無意會加些貶低紅軍和共產黨的「猛料」。比如書中提到，轉戰途中紅六軍團曾與江西來的「劉主席」會合，這位「劉主席」很有可能是時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劉啟耀。薄復禮說「他講話時的表情似乎很嚴厲，樣子很兇」，幾個月後再也沒有見到他，薄復禮很好奇，向衛兵打聽時有人說，「劉主席」被處決了，因為發現他是反革命。但嚴強查閱史料發現，從沒有「處決」一事的記錄，劉啟耀是1946年在家鄉因病去世的。當時的「消失」，很可能是秘密返回白區的託辭。

類似的描述在書中出現了好多次。除了因貪污被處決的士兵，還有那位確實可能民憤很大的「廖胖子」，但很多所謂「處決」薄復禮都非親眼所見，只是聽說或是對某人「消失」所作的判斷。包括當時和他一起被扣留的教會人員格蕾絲小姐，因為太胖跟不上隊伍，紅軍只好把她釋放，薄復禮一度也以為格蕾絲被「處決」了，直到幾個月後見到中間人才相信紅軍的話。

一波三折的回憶錄出版經歷

和薄復禮的長征經歷一樣，80多年來，這部回憶錄的出版也歷經波折，迄今一共有英文、法文、中文三個版本。

1936年4月，剛剛回到昆明的薄復禮，躺在病床上做口述，由教會朋友做文字記錄，完成了這次離奇經歷的記錄。8月，當紅二、六軍團還在長征途中時，這份直譯為「抑制之手」的英文書稿就交到倫敦一家出版公司，當做聖誕獻禮在聖誕節前出版發行，一時洛陽紙貴，薄復禮也被邀請到英國和美國四處演講。後來該書還在美國發行，也出了法文版。但這些版本當時都是以非賣品宗教讀物的形式出版，總印量並不多。

1937年10月，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在倫敦公開出版後，因為其中有對毛澤東、周恩來等紅軍領導人的詳細採訪，而在西方成為暢銷書，讀者關於紅軍長征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到《西行漫記》上。不久，二戰全面爆發，倫敦遭遇大轟炸，薄復禮的英文版手稿和列印稿均毀，《神靈之手》慢慢被人遺忘。

1978年，中國宣布改革開放後再次引發西方世界好奇，有瑞士出版商找到已經退休回英國的薄復禮，他又根據當年的法文版，用英文重寫了一次長征回憶錄，以《導手——在華被捕與神的回應》為書名出版。但嚴強對比1936年版的回憶錄後發現，晚年寫的這本書除了缺少薄復禮當年親手繪製的紅軍長征地圖，由於時間久遠，篇幅大概少了5萬字，裡面的回憶也沒有當時那種鮮活，「寫《神靈之手》時4個月就完成了，根本沒有時間來得及修飾或塗改」。

不過，非常幸運的是1936年《神靈之手》出版後，有傳教士帶了一本到濟南最早的博物館廣智院。當時基督教在山東很活躍，廣智院里收藏了大量教會文檔。日寇佔領山東後，廣智院里大量珍貴的藏品都被帶回日本，唯獨《神靈之手》留了下來。嚴強猜測，這可能與其充滿宗教色彩的書名以及封面有關。封面上是一隻大手擋著狼來保護羊羔，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一本宗教方面的兒童讀物。此後這本書就一直靜靜地躺在廣智院圖書館的木閣樓頂層。

1949年後，廣智院劃歸山東省自然科學教育研究所，後來併入嚴強工作的山東省博物館，與各種教會書籍文檔一起被封存。「文革」期間，廣智院里的大批歷史檔案，包括19世紀山東早期傳教文檔、羊皮封面的經卷等在內，都在一天之內被造反派從木閣樓上搬出來燒毀，只有《神靈之手》等少數書刊再次陰差陽錯地逃過一劫，散落在地板上無人問津。

時間流轉到1984年，已經成為擁擠不堪的家屬樓的廣智院圖書館老木樓，因漏雨進行維修時，工人將閣樓頂層的瓦片揭下，早已布滿灰塵的《神靈之手》才得以重見天日。

「其實最先拿到這本書時我也沒在意。」嚴強說，書是當時博物館一位調到北京的同事臨走前留給他的。進山東省博物館之前，嚴強在部隊服役6年，尤其對紅軍長征的歷史很感興趣。後來在大學進修時學過兩年英語，喜歡閱讀英文讀物。一天閑來無事，在辦公室里拿起書一翻，裡面跳出的「RedArmy」等詞引起他的注意。當他把書的內容提要翻譯出來後，「才發現不得了」。

最後一位離開貴州的外國人

嚴強等人的翻譯陸陸續續發表在刊物上後，更多薄復禮在中國的經歷也被發掘出來。

據1990年出版的《貴州文史叢刊》記載，被紅軍釋放後，薄復禮在昆明休養了一段時間就回到歐洲。1939年，他又到貴州盤縣傳教，羅斯在盤縣內地會醫療室行醫。解放前夕，他們還在當地辦了一所小學，除了信徒子女，還有很多窮人家孩子就讀。

盤縣解放初期，薄復禮幫助救治過許多解放軍傷病員，有時一天要診治二三十人。羅斯在當地推廣新式接生，常常一天要幫忙接生三四個新生兒。直到1990年研究者走訪時，認識羅斯的盤縣人還依然尊稱她為「薄師母」。他們夫妻沒有生育子女，但彼此感情甚篤。

薄復禮這個中文名字使用了30年，直到1952年被迫離開。他也是最後一個離開貴州回國的外國人。薄復禮到遵義向友人辭行時，解釋說回國是因為當時聯合國拒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教會組織也不把中國作為傳教的國家，三番五次通知他回國。「別的外國傳教士都害怕共產黨，我不怕，因為我了解他們，只要共產黨是我所見到的紅軍，就用不著害怕。」

在回憶錄中，薄復禮曾稱18個月的長征是他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嚴強說，出身著名奢侈品牌瑞士伯爵表家族，薄復禮的妻子羅斯家境非常富裕，夫妻倆原本應該在西方過著上流社會的生活，但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嚮往到神秘的東方來傳教，結果在一次意外相遇中被動和紅軍長征捆綁在一起，成為一段重要歷史的見證者。「薄復禮是一個正派和單純的人。」嚴強評價，儘管當時國民黨政權掌控著輿論，但從回憶錄來看他並不反共，長征中共產黨一切為了窮人的廉潔、奮鬥和堅定信仰，確實無聲地感化了他。嚴強甚至猜想，要是薄復禮跟著紅軍一路長征，最後抵達延安，他或許也會像出身教會家庭、接受教會教育長大，但在1933年加入紅軍的傅連暲一樣，參加革命。

薄復禮終其一生對中國的感情都很深。1988年，新華社駐倫敦記者去他家中探訪，看到客廳不大，但有很多來自中國的東西，比如檯布、宮燈、掛曆、畫片等等。晚年評價自己一生時，他自認為人同其名，「不自私自利，以儒家約束自己並克己復禮為榮」。

1986年，在美國著名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作者）幫助下，耄耋之年的蕭克和薄復禮還再次通過書信恢復了聯繫。蕭克託人送了他一本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60周年畫冊，「我轉告他，50年前他接觸過的中國工農紅軍，如今已經大變樣了」。

《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 【瑞士】薄復禮 著

中國畫報出版社 2018年1月版

（本文圖片來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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