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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華盛頓並沒政治抱負,一線的殘酷讓他信念徹底崩塌

英國人的南部攻勢讓華盛頓大吃一驚,把他嚇壞的還有英國人強大的武器裝備。「正當我們呼呼大睡或開著無聊的玩笑時,」他懊惱地說,「英國人卻已經調動了整個王國所有的力量和資源,來與我們對抗。」他那法美聯合征服紐約的夢想現在變成了一場噩夢,戰爭不僅沒有以巔峰式的勝利速戰速決,反而變成了一場拉鋸戰,而美軍無論在槍炮、資金還是兵源上都處於劣勢。「


從純粹的武力反抗者到國家權力鼓吹者的轉變

在現代戰爭中,誰的錢包最鼓,誰就最能控制局面,」華盛頓感嘆道,「英國人的信貸制度十分發達,比任何國家都能發揮更大的作用。」直到這時,華盛頓在思考這場愛國行動中最重要的獲勝因素時,他開始考慮另一個超乎個人層面的因素,它不完全依賴於意志力,而依賴於能夠快速調動資源的制度。在戰爭中,如果說個人最重要的品質是勇敢,那麼制度最重要的品質則在於能夠提供財政支持。華盛頓認識到,後一種因素在當時的戰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但是用他的話來說,北美的財政制度似乎只能提供「虛假的希望和權宜之計」。政治領導階層在國家層面上宣告失敗,讓通貨膨脹、腐敗和空頭許諾變成了「一種流行病」,更使無動於衷的態度「成了比整個英軍可怕千倍的敵人」。假如英國的敵人不是殖民地,而是其他一方的話,他一定已經向英軍投誠,並保證為英軍奪取勝利了。

第二屆大陸會議在1775年5月10日召開

在戰爭之前,華盛頓很少考慮這些政治問題。要知道,他的革命信條就是完全推翻英國國會對殖民地的控制權。他仇恨英國人的焦點根源於控制問題,而不是對權力本身的厭惡。實際上,問題出在英國人身上,而不是權力本身。從個人角度而言,他鄙視英國人的那種優越感,因為這使他完全淪為臣服者,但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他相信只有建立一個獨立的美國,才能將富饒的阿勒格尼山脈以西地區從倫敦富豪們手中奪取過來。而關於美洲本土國家更準確的輪廓和特徵,他留給了其他人去做更加精緻的描述。但是到1780 年,他終於決定不再繼續沉默下去了。事實上早從1777 年開始,他就不斷地向各州政府發送例行的公開信,要求獲得金錢、物資和兵源方面的支持。然而1780 年時,日益增加的絕望感終於迫使他越過界限,成為擴大國家權力的公開鼓吹者。他對大陸會議中的一名弗吉尼亞代表說,「大陸會議必須用更具決定性的語氣說話。除非各州能授予或承認它有足夠的權力來應付戰爭的需要,否則我們的事業必敗無疑。我們不能再像原來那樣苦苦支撐下去了。我看到一個國家正一步步地分裂成13 個。」大陸會議不能僅限於提出建議,還需要發布命令。「一句話,」他抱怨道,「我們的行動不是受一個議會的影響和指引,而是13 個州都在說話,且其中每一個都有著狹獈的地方觀點和政見。」如果大陸會議不能擴大權威,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政府,他警告說,「我們會瘋了的,想想如何應付殘酷的戰爭吧」。

上述結論關乎美國革命勝利後的走向。華盛頓比很多人都提前想到了這些問題,因為他相信,只有儘快解決這些問題,才有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而且和往常一樣,促使他思考的並不是共和政府的理論觀點,而是身為總司令在戰爭中所面臨的嚴酷現實。

華盛頓和拉法耶特侯爵在福吉谷


士兵挨餓、叛逃,華盛頓面臨著信念的崩塌

1780 年1 月份,當英軍全副武裝的兩個團準備從紐約乘船駛往南卡羅來納時,馬薩諸塞的60 支部隊已經一年沒有獲得薪俸、4 天沒有吃飯了。這些人中有一半的人沒有鞋穿,卻依然試圖走回家鄉,因為他們早就吃掉了自己的馬匹。而在新澤西,由於軍隊在這裡收集糧草達4 年之久,鄉村已經顆粒無收,華盛頓不得不命令一位將軍從當地農民手中徵用家畜和糧食,他明白,如果不採用搶奪的下策,士兵們就只能餓死了:「我們必須扮演令人憎恨的掠奪者,而不是人民的保護者。」挨餓、生病、光腳的戰士如此之多,用華盛頓的話說,「能夠執行任務的士兵反而成了少數……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軍隊出現過類似情況」。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原本已經十分危險的狀況惡化到了真正令人絕望的境地。1780 年冬季在,死亡和逃走的士兵越來越多,軍隊縮減為8000 人,其中還有整整三分之一的人已經不具備戰鬥能力。到了夏季,華盛頓聽說英軍已經在南部打了兩次大勝仗。查爾斯頓的守衛者們儘管十分英勇,但還是讓該城落入了英國海軍的控制之下,整個美軍要塞中的5000 多人淪為俘虜。10 月份,華盛頓提議,指派他最信賴的格林將軍去南部接管殘餘的部隊。他向格林坦白說,這也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算是死馬當成活馬醫吧。

到了秋天,更多的壞消息傳來,而且這次是華盛頓最沒有想到的。8 月份,他曾經派本尼迪克特·阿諾德去駐守西點的要塞;他將該地視為哈得孫一帶的要衝,是整個北部地區最具戰略意義的地方。9 月25 日,他寫信告訴格林,他已經「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部署,你知道後一定會大吃一驚」。然而結果卻是,阿諾德與英國人談判了數月之久,最後收受了一筆可觀賄賂,準備將西點拱手交給英國人。這一陰謀在最後一刻方才敗露:英軍派出與阿諾德接洽的約翰·安德烈少校被當地民兵攔截並搜查。阿諾德得知陰謀暴露,於是逃往紐約,並在那裡立刻受到英軍的接納。安德烈則受到了審判,並被宣布為間諜。儘管華盛頓的多位副官包括漢密爾頓都為他辯解,認為他應該以普通士兵的身份被槍決,華盛頓還是下令將他當作間諜絞死。在這件事情上,他一點都沒有表現出傷感和寬大。

《華盛頓傳》 【美】約瑟夫.J.埃利斯 著 中信出版集團

上述事件不僅造就了美國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叛徒,還增加了華盛頓內心的恐懼:過去三年里將士們的犧牲精神,以及他們所體現的鐵的紀律,已經到達了崩潰的邊緣。畢竟,如果阿諾德能夠出賣自己人,其他人也可能步其後塵。雖然現代傳記作家認為阿諾德的背叛早有預兆,原因也平淡無奇(也就是說純粹是為了錢),但在當時,它卻似乎象徵著理想的崩潰和信念的坍塌。

這就是獨立戰爭的低谷:英軍在南方取得了勝利,大陸軍在北部卻處於瓦解的邊緣。而且,令華盛頓難以置信的是,大陸會議宣布已經沒有能力為逆轉局勢向軍隊提供資金了。把最終結果視作英國的勝利還是美國的失敗,對華盛頓而言似乎是一樣的。他已經將生命、財產、榮譽都押在了這場戰爭上,現在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失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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