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後十年，雅典為何最終喪失霸主地位？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後十年間，希臘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最終導致了雅典霸主地位的喪失？

本文來自《薛定諤的貓先生》公號。

公元前421年，雅典人放棄戰爭時，情勢即將賦予他們巨大的優勢與機遇。[ 卡根，《阿奇達慕斯戰爭》，第333—349頁。]斯巴達人不遵守和執行和約條款時，雅典人試圖通過與斯巴達人結盟並遣返俘虜來挽救局面，而俘虜是雅典最有價值的戰略資產之一。雅典人做這些事情是因為他們厭倦了戰爭，他們是如此迫切希望維持和約，以致於他們能夠聽取勸服，去冒一些險、放棄一些實質性的利益，換得維持和約的機會。可是，這麼做的後果令人失望且憤怒。斯巴達人沒有交還安菲玻里（Amphipolis），彼歐提亞人（Boeotia）也沒有將巴那克敦（Panactum）完璧歸趙。[ 卡根，《尼基阿斯和約與西西里遠征》，第17—32頁。]雅典人堅信，他們遭到了斯巴達人的蓄意欺騙，他們旋即與其他城邦結盟，令敵對關係延續。這些事件進入雅典人的記憶、銘刻在他們的腦海中。此後，大多數雅典人認為，斯巴達人是不可信任的。後來，這種記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雅典人拒絕斯巴達的和約提議，即便接受和約提議於雅典人有益。公元前421年，支持議和的人坐視自身的迫切願望妨礙他們對事實進行客觀評估，妨礙他們制定合理穩固的政策。如果這些人堅持要對方履行承諾、堅持行勝於言，他們也許就能夠迫使斯巴達人承擔起義務，從而為和約的持久奠定基礎。即便和約無法持久，至少他們也無需白白犧牲雅典的利益，白白摧毀了將來談判的基礎。在那個時候，雅典人極度渴望和平，他們幾乎不惜一切代價的議和決心，但這一切對於日後談判議和的前景、乃至取得勝者和約的前景，不啻為災難性的侵蝕。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的經典交鋒。

同時，在這場戰爭的漫長過程中，要取得徹底勝利並一舉洗清斯巴達對雅典人帝國永恆的疑懼之情與嫉妒之心、從而永保帝國安全，雅典人也不是沒有機會。這樣的機會出現在公元前418年，出現在以曼提尼亞戰役結束的那次征戰當中。那次，斯巴達人是真有可能失敗的，儘管他們的重裝步兵數目要多出敵軍一千。如果雅典人做出與當時情勢相稱的努力，像在埃皮道魯斯（Epidaurus）一樣派出4000名重裝步兵，而不是像後來那樣只派出1000名重裝步兵去曼提尼亞，那麼也許，雅典人還能用自己的海軍對拉戈尼亞（Laconia）沿岸發動突襲、利用他們在美塞尼亞（Messenia）的盟友從派婁斯（Pylos）發動突襲，從而迫使敵軍的大部分部隊原地留守，注意力被分散。這樣一來，斯巴達人就很有可能會被擊敗，那麼，琉珂察（Leuctra）戰役的後果就會提早半個世紀到來。但是，雅典人沒能做到這些，部分就是因為針對斯巴達的這種結盟政策，其高峰出現恰逢敵手權勢佔優。然而，公平地說，選擇陸地交戰、選擇與斯巴達人在重裝步兵戰役中交戰，對於絕大多數雅典人來說，都是令人不適的選擇。

雅典在西西里失敗，斯巴達人得到了與波斯結盟從而取得勝利的機會。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的經典交鋒。進入戰爭時，雙方都希望戰爭以自己擅長的形式展開，期待以自己的強項和相對較低的代價獲取勝利。不出幾年，事態表明，雙方都無法以這種方式取得勝利。要獲得勝利，就必須在對方最擅長的領域獲得戰鬥能力並取得勝利。雅典在西西里失敗，斯巴達人得到了與波斯結盟從而取得勝利的機會。在多次失敗之後，斯巴達人打敗了雅典艦隊，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取勝。要取得真正的勝利——而非伯利克里式的和局，雅典人就必須找到在陸戰中打敗斯巴達人的辦法。雅典自身的陸上部隊永遠無法獨力打敗斯巴達人；斯巴達同盟的分裂和公元前421年到期的阿爾戈斯（Argos）條約為雅典人提供了能夠帶來勝利的部隊。然而，尼基阿斯（Nicias）及其他支持與斯巴達議和結盟的人放棄了這個機會。雅典人對斯巴達行為的反應將他們趕下台，並將雅典送上了將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陸戰中戰勝斯巴達人的正確路線，但是，由伯利克里制定、由尼基阿斯繼承的方針卻早已是雅典的天然既定方針。更加激進的政策意味著陸上作戰，也意味著不能取得速勝，這種政策在民主的雅典是無法持久的，因為這個民主的城邦已經習慣於低風險、低傷亡的戰爭。阿爾喀比亞德一力促成的新方針陷入危機時，尼基阿斯麾下舊部再次顯耀；贊同其觀點的人成為將軍，但這些人執行激進方針時並不大膽，也並不堅定，他們躲過了災禍，卻坐視阿爾喀比亞德新方針破產。在曼提尼亞戰敗後，儘管真正的和平仍然虛幻——因為雅典與斯巴達繼續帶著疑懼和敵意看待對方——，但尼基阿斯及其同黨卻很高興重回這和平之幻境。

伯利克里

西西里遠征的失敗是這場戰爭中的關鍵轉折點，對所有雅典人都產生了持久的深刻印象。這次遠征最後採取的形式是糟糕的錯誤，這令修昔底德相信，任何進攻性舉措都是荒唐愚蠢的，這也令修昔底德認為，伯利克里在戰爭開始時的海上防禦戰略是惟一合理的戰略。然而，修昔底德自己的敘事卻表明，海上防禦戰略連伯利克里預想的那種有限勝利都難以取得，更不用說那種能夠剝奪敵軍戰鬥力的勝利——斯巴達決心果斷，因而雅典人必需取得這種勝利。為此，雅典人必須採取攻勢，面對在陸地進行重大戰役的必需，並且，找到方法、找到時機贏得這場戰役：與阿爾戈斯、埃利斯（Elis）、曼提尼亞結盟就是方法，公元前418年就是時機。但是，雅典人退縮了，沒有為勝利獻身。這樣一種反應，對於認為自己憑藉艦隊、闊綽國庫、防禦城牆而無懈可擊的島國來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雅典已經發展出一套令人羨慕的獨特戰鬥方式，這種戰鬥方式利用這些優勢，迴避了普通戰爭的大部分危險與不快。這種戰鬥方式令雅典人能夠迅速集中兵力、趁敵不備予以打擊；這種戰鬥方式允許雅典人攻擊他人而不危及自己的城邦與人口。這種戰爭方式的成功——進攻行動只在海上或只從海上展開，傷亡及自己的財物損失很小——使得它看起來是惟一的方式，在陸上戰敗並損失慘重使得雅典人不願再冒險上陸開戰。[ 如公元前446年柯羅餒亞（Coronea）戰役（參見卡根，《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第123—124頁）與公元前424年德里昂（Delium）戰役（參見卡根，《阿奇達慕斯戰爭》，第280—286頁）。]攻勢只在海上或只從海上展開。了不起的客蒙（Cimon）根據這些原則戰鬥，一次又一次取勝，從未失敗，從未遭受重大損失。因此，伯利克里在指導雅典人進行所謂「雅典戰爭方式」的作戰時，不過是將之前的趨勢進行了一番邏輯提煉。

然而，客蒙採取的方針對於其大戰略來說是種補充。他與重裝步兵實力更強、不會被海洋權勢打敗的列強保持友好。伯利克里應當也想採取同樣的方針，但是當他試圖阻止戰爭而不得時，他重回傳統戰略，還更進一步，拒絕使用陸上部隊，哪怕是防禦也不行。這令伯利克里並無挫敗敵軍的希望，而只余或多或少懲罰斯巴達人及其盟友從而阻止他們繼續戰鬥的希望。「雅典戰爭方式」[ 我從B·利德爾·哈特（B.Liddell Hart）的《不列顛戰爭方式》（The British Way of Warfare，倫敦，1932年）那裡借用了這一說法。]無法自如應對具有如是之性格的敵軍，伯利克里戰略的如意算盤並不奏效。

雅典人在公元前418年失去了最好的機會，卻不得不於3年後在西西里遠征中投入更多、冒更大的風險。

公元前431年，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對局勢感到滿意，並不希望擴張，只希望保衛既有權勢，有能力將敵軍逼入絕境，對於這樣一個城邦來說，堅持防禦、避免攻勢的誘惑是巨大的。如是方針雖然可圈可點，但也存在重大隱患。這一方針容易令思維陷入刻板定勢，我們可以謂之為「防禦崇拜」。[ 我從今人所提的「進攻崇拜」中借用了這一說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些年中，「進攻崇拜」這一提法統治了歐洲的軍事圈。]除了令人們將從前行之有效的戰略運用於其並不奏效的情勢之外，思維的刻板定勢可能還存在其他隱患。這一思維刻板定勢威懾潛在敵人、使其不敢煽動戰爭的能力極為有限。要成功躲在牢固防禦位置施行威懾並藉此剝奪敵軍的勝利前景，必須具備高度理性與強大機變能力。斯巴達人於公元前431年入侵亞狄珈（Attica）時，他們肯定認為這並不冒險。如果雅典人拒絕戰鬥、甚至如果他們固執地長時間拒絕戰鬥，那麼，斯巴達人也僅僅是損失些時間和精力；何況這兩種情況既不可能也不合常理。無論如何，他們自己的城邦和土地都是安全的。如果雅典人擁有攻打斯巴達人最脆弱之處的能力，同時如果所有人都清楚意識到這一能力，那麼，伯利克里的威懾戰略可能會更加奏效。

一旦戰爭爆發，「防禦崇拜」就會勸阻雅典人去做打勝仗所必須要做的事情。數年的低傷亡勝績使得雅典人不願接受新情勢，不願接受此種情勢下不得不面對的風險與代價，在新的情勢下，傳統戰略已經不再適用。雅典人在公元前418年失去了最好的機會，卻不得不於3年後在西西里遠征中投入更多、冒更大的風險。我們很難不將這兩個事件聯繫起來。曼提尼亞戰役的結果也許使得審慎的傳統方針失去人心，更加無畏、更加好鬥的情緒卻因此受到激勵。在那一時刻，這種情緒不合時宜，卻偏偏被運用在征戰中，但這次征戰的重要性卻微不足道。在西西里慘禍之後，雅典人就只能儘力堅持戰鬥，等待斯巴達人力所不逮，等待斯巴達人因內部分歧迫而提出某種還能接受的和約。即便到了那時，雅典人對斯巴達人疑心重重，對自身海軍優勢信心滿滿，他們拒絕了能夠使他們避免失敗的最後希望。然而，一方面，雅典海洋力量賴以依靠的國庫消耗殆盡，政治分歧又使雅典人失去了他們最能幹的指揮官。在另一方面，斯巴達人卻在波斯的資金援助與萊山德的機警領導之下，學會了如何在海上戰鬥並取勝。最有諷刺意味的是，比起被科林斯人描述為遲緩、傳統、缺乏想像力的斯巴達人來，戰前被科林斯人描述為敏捷、好鬥、創新的雅典人反而更難適應另一種戰鬥方式。也許科林斯人的評價並不完全正確。無論如何，雅典人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當中的經驗表明，比起那些更加封閉的政體來，戰爭中的民主政體——所有事務都需經過公開辯論，所有事務都需說服多數人——在面對戰爭的種種必需時，也許更難調整和適應。當修昔底德將雅典失敗與伯利克里去世聯繫起來的時候，也許這才是他內心的所想；而伯利克里，他是惟一一位能夠勸服民眾去以違背他們偏見與經驗的方式戰鬥的雅典政治家。（本文摘選自《雅典帝國的覆亡》，唐納德·卡根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文章有刪減。編輯：吳珊瑩、王星星。標題、圖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作者介紹

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耶魯大學史特林講席榮休教授，美國國家人文獎章獲得者，曾任耶魯學院院長。卡根教授是西方古典學界修昔底德學與伯羅奔尼撒戰爭研究方面的泰斗，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論」四卷（《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阿奇達慕斯戰爭》《尼基阿斯和約與西西里遠征》《雅典帝國的覆亡》），以及《論戰爭之源起與和平之存續》《偉大的對話：從荷馬到波里比烏斯的古希臘政治思想史》《雅典的伯利克里與民主的誕生》《修昔底德：再造歷史》等。同時，卡根教授也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積極批評者，是羅伯特·卡根等人所創立的新保守主義智庫「新美國世紀計劃」成立宣言的最早簽署人之一，並著有《當美利堅沉睡》，他的研究、教學、評論對美國對外政策產生了深刻影響。

內容簡介

公元前413年，雅典人決定發動西西里遠征。

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斯巴達。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最後十年間，希臘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最終導致了雅典霸主地位的喪失？

由耶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唐納德·卡根執筆的《雅典帝國的覆亡》，為我們詳細解讀雅典帝國的最後十年。全書史料豐富，細節精準，敘事流暢，再加上作者對古今浩如煙海的有關文獻了如指掌，由此我們不僅能從此書看到尼基阿斯、阿爾喀比亞德、大流士等政治領袖們所面臨的戰略選擇，雅典、斯巴達、波斯三國政治博弈背後的理路，更重要的是，精準的歷史敘述能讓讀者能更好地體悟到戰爭這位「嚴酷的教師」（修昔底德語）所傳授的關於人類本性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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