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怡

在對1945—1949年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回顧中，杜魯門政府，尤其是其國務卿馬歇爾的決策，在國共兩黨方面收穫的幾乎是毫無二致的批評之聲。中共在經歷過1949年夏天的秘密會談之後，最終得出結論：美國在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上並無誠意，隨後開始全面踐行其「一邊倒」原則。而國民黨政權及其在美國的同情者則指責馬歇爾等人應當為「失去中國」負責，認為後者未能盡全力維護美國在東亞的利益。這其中實際涉及兩個問題，即：在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中，中國究竟處於何種位置？當司徒雷登獲准與中共代表展開接觸時，美國究竟願意為爭取新中國恪守中立投入多少資源，承擔多大的風險？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簽字儀式

援助重心在西歐並非中國

答案或許可以自馬歇爾的重要智囊、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署主任喬治·凱南在1947—1949年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中得出。在凱南看來，即使是在美國已經贏得「二戰」、其軍事和經濟實力空前強大的背景下，不分輕重地濫用戰略資源依然無助於確保美國的安全利益。對美國這個孤懸於歐亞大陸之外、有廣闊大洋作為戰略屏障的海洋強國來說，只有那些具備堅實的軍事工業基礎、特別是製造兩棲戰載具的國家和地區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潛在威脅，因之也是戰略價值最高的目標。而在當時的世界上，只有北美、蘇聯、英國、德國和日本這五個地區擁有這樣的工業基礎和人力資源。在冷戰成為定局的背景下，最具性價比的對蘇遏制政策不是漫無邊際地揮霍人力、財力，而是牢牢盯住這五個戰略地理中心，特別是避免德國和日本這兩個「中間地帶」國家落入蘇聯的控制之下。在日本基本由美國獨佔的情況下，當務之急是恢復以德國為中心的西歐工業基地的正常運轉，從而重新啟動歐洲歷史上由來已久的均勢機制，抵制蘇聯影響力的滲透。依據這一判斷，從1948年開始，美國啟動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在4年時間裡向西歐「輸血」170億美元，使其工業產能獲得全面復甦，在對蘇遏制戰略中先下一城。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既然華府在事實上接受了優先扶植工業國、首先在歐洲展開對蘇「冷戰」的方案，則其在中國所願投入的戰略資源總量以及介入的力度當然也會受到顯著制約。1945—1947年，美國給予國民黨政權的全部經濟援助總額為14億美元，僅相當於歐洲的零頭。1947年夏天，馬歇爾派前中國戰區參謀長、與蔣介石私交甚篤的魏德邁中將率一個調查團訪華。魏德邁在隨後提交的報告中悲觀地預測：「國民政府的控制正在逐漸崩潰，最後可能出現一個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按照他的估計，要拯救國民黨政權目前瀕臨崩潰的經濟，必須一次性投入數十億美元的無條件援助，還須以蔣介石願意實施改革為前提。而要使國民黨軍隊恢復戰鬥力，最低限度也要派出1萬人左右的美軍顧問團。耗費如此巨大、收益卻很可疑的動議，當然不可能得到杜魯門政府的支持。實際上，在魏德邁離華之後，美國國會除去在1948年再度批准了2.75億美元的對華經濟援助和1.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外，已經基本中斷了對蔣介石政權的「輸血」。

1949 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張治中在進行交談，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邊倒」的說法

美國應付新中國的構想

在西歐優先、效費比優先的原則指導下，很難想像杜魯門政府剛剛否決了援助國民黨政權的倡議，卻會慷慨地將50億美元的巨額貸款提供給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事實上，在1949年7月14日呈遞給國務院的未來對華政策評估備忘錄中，司徒雷登已經透露了他的真實想法：「必須使中國感到它與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保持關係的必要性，遠遠大於其他國家對中國的需求程度。」換言之，美方從一開始打的就是胡蘿蔔與大棒的算盤：一方面以巨額貸款作為誘餌，要求中共領導人就不會倒向蘇聯一事做出保證，從而給莫斯科的亞洲戰略製造混亂；另一方面隨時準備採取經濟封鎖政策，以便喚起新政權內部的反對聲浪，使後者陷入分裂。

尋找並擴大新政權內部的分歧、甚至扶植潛在的美國代理人，從一開始就是杜魯門政府的備選方案之一。在7月14日的備忘錄中，司徒雷登直言：「在目前條件下，要應付中國的難題，最理想的方式是組成一個真正的聯合政府，由中共佔1/3，民革佔1/3，其他民主人士佔1/3，三派各有權力與責任。如此計不成，則應退而求其次，增強非共產黨人士在共產黨支配之政權內的實力。」這也是他在和黃華的談話中屢次提及新政權的「構成問題」的動機。毛澤東對此早已瞭然於心。在1949年1月8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公開指出：美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正在轉變為「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陣營，組織所謂反對派從內部來破壞革命」。

1946 年，周恩來（左）在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右）在交談

在黃華—司徒雷登會談的整個過程中，周恩來作為中共外事部門的最高負責人，曾多次指示：關於司徒雷登北上一事，無論其最終是否成行，均應澄清其「均為司徒所提出，決非我方邀請??不能絲毫含糊，給以宣傳借口」；並且中共高層「對美帝決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而這種警惕心理的必要性，也在為無數蛛絲馬跡所確證——1948年11月東北解放後，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拒絕按照軍管會的要求、交出保有的電台，因此被軟禁在館舍內。經過一系列調查，中共東北局安全部門掌握了華德等人在當地搜集涉蘇、涉蒙和解放區情報的證據，最終將相關人員悉數驅逐出境。緊接著，1948年12月，新華社香港分社又報告了美國《芝加哥日報》記者雷文和在當地的一次談話，其中提及：美國國務院正尋求在中國新的聯合政府中造就一個「有效的反對派」，為此將利用當前留駐中國之外交和新聞人員，與民盟和其他中間人士做廣泛接觸。此後，中共中央決定停止批准資本主義國家外交人員和記者進入解放區，對滯留的美國外交、軍事和新聞人員也僅視為普通僑民，對其行動予以監視，防止其進行宣傳、刺探和煽動活動。按照毛澤東在1949年初的說法，「不忙與英美帝國主義建立關係，不論是我們承認他們，還是他們承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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