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足球帝國：這該死的足球！

你若為了足球而來，英格蘭就是天堂。——埃里克-坎通納。

倒數第二任亞丁總督理查德-特恩布爾爵士（Sir Richard Turnbull）曾對時任國防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說：「當大英帝國終究被歷史洪流吞沒時，只會留下兩項遺產，一是足球協會（Football Association），另一個則是髒話，fuck off。」特恩布爾這番話說在1960年代中期，大英帝國放棄了最後一塊殖民地，但他的預測或許太過悲觀，英格蘭在法律體系、工程與教育上的長期影響依然值得深究，英語文學的經典作品，或許不夠市井流氣，少了粗野的昂格魯薩克遜髒話，但仍持續形塑於大半個世界。不過，特恩布爾的看法沒錯，英國主宰全球近200年，留下不少重要遺產，其中之一正是工業時代工人階級的產物。紳士的運動板球雖然在英國境內多處落地生根，但如今舉目可見的卻是人民的運動：足球。

工業社會的英國，同樣布上帝國後塵，淹沒在歷史浪潮之下。這時期的英國在特恩布爾和希利眼中一定不陌生，甚至在他們對談的同時，去工業化的漫長過程已然展開。1960年代開始，產品與就業市場，從製造業逐步轉型成服務業，伴隨而來的是國內階級結構、文化與政治方面的劇烈變化。到了1970年代，變化的腳步更快。英國工業萎縮，新興全球化競爭才使得市場中的風險加劇，不曾遇到的普遍失業現象再次出現。不論是60年代，工黨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試圖推動英國工業現代化，還是70年代保守黨的希思（Edward Heath）嘗試打擊工會力量，放寬經濟管制，兩者都未見成效。對英國工業而言，威爾遜到卡拉漢（James Callaghan）時期，政府的工作從來不過是勉強維持現狀。

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打破僵局，且作風強硬，想扭轉英國衰退的經濟。一方面要粉碎戰後至今的社會共識，一方面要鬆綁混合經濟，擴大私有化。兩者都是難事，必須得要瓦解工會成立的最大武器，即工人團體的勢力。失業率高漲，無傳統勞工組織的新型行業出現。削弱了工會的實力與談判籌碼，國營實業的逐步縮減，和私有化則是更進一步的打擊。一連串立法，在罰金履行職責的強烈支持下，大幅縮減了工會領導和勞工行動的能力，最大的關鍵或許在於，工會運動在全國對話（national conversation）中是一個重要社會階層的合法代表。這個概念如今遭到徹底根除，工黨的政策和選情一敗塗地。在工會、公共部門和地方議會的民意基礎不是縮小，就是與大倫敦議會一樣全盤流失。社會住宅出售，導致相當數量的工人階級與選民投票給保守黨。工黨節節敗退，被迫認同當時的諸多改革與意識形態假設。工黨在野17年，總算重掌大權後，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已遠不如從前緊密。新工黨的誕生，一如撒切爾本人所言，是她「留給英國的最大貢獻」。這時，當英國在撒切爾時代大勢底定時，核心的工人階級產業與政治體制名存失亡。許多傳統的文化慣例和消費習慣都消失了。社會住宅不是廉價出售，就是被便宜處理。合作運動衰落，新興超市和品牌零售商走強市場。隨著國民飲酒習慣改變，地方酒館關門謝客，高級酒吧進駐布萊克浦。巴特琳度假村生意冷清，懷舊還可以，但不再是家族度假的首選。

然而，在英國工業的殘垣斷壁之間，足球仍屹立不倒。事實上，足球在1985年一度墜入低谷。那一年先後發生海瑟爾球場慘案和布拉德福德城球場大火。觀賽人數壓至歷史歷年最低。此後觀眾人數不斷回升。聯賽方面還與獨立電視公司（ITV）簽下英格蘭足球史上第一份重大電視轉播合約。1989年的希爾斯堡慘案是不列顛球場治安狀況未能治理的後果。雖然這一消息撼動足壇，但並未將其擊倒。事實上，是法官泰勒提出的調查報告《泰勒報告》（Taylor Report）激發了後繼的重大改革。儘管面臨希爾斯堡的慘痛悲劇，招致各界日後不斷的譴責，足球還是挺住了。該如何解釋足球這個看似抹殺不了的魅力，寫於1990年工黨副黨魁羅伊-哈特斯利（Roy Hattersley）認為：「足球不只為周六午後提供無與倫比的樂趣，還讓我們與個人和集體的過去維持著浪漫的羈絆。足球是英國工業社會的運動。如今，它不再只限於在礦坑和工廠工作的男女工人，因為礦工和工廠已經不是年輕一代習慣的環境，但總而言之，足球是屬於工人階級子女的運動。」

雖然改變到來，但足球尚未徹底汰舊換新。一些粗陋的毛病仍歷歷可見。弔詭的是，正是這些毛病讓足球得以重生。球迷依舊不吝用粗啞嗓音大聲合唱。足球的場地、球員、特色和習氣仍保有城市工人階級的風格，足球的圖騰和身份故事一絲一縷幾乎都來自英國城市的各個角落。這些足球彌足珍貴。英國南北之間與倫敦內外原本就有財富和權力分配不均的問題。在撒切爾執政之下，差距更加擴大，值此重生之際，足球洋溢著念舊情懷，懷著一個剛剛步入歷史的社會形態，一個眾多人民齊聚在，同一間工廠或同一個屋檐下的世界，一個舊日維多利亞工業時代的英國版圖，依然具有意義的王國。

記者特爾福德（Donald Trelfold）評論道：「常常會這樣，當人們一邊往更高的社會階級爬升，這些在足球場與其他足球球迷摩肩接踵的回憶就成了他們對工人生活的具體景觀唯一保有的鮮明印象。」他也回憶自己年少時在考文垂（Coventry），鎮上整齊合拍的景象：「每到周六下午同一時間，所有男人就會神情肅穆地開著小車。從自家車庫倒車，到共同的後門。猶如一場儀式，就像簡-奧斯汀筆下的英格蘭馬車，前往教堂移動，只不過他們是要出門，去球場趕下午3點的開球。」給出生在伯明翰的運動史家西蒙-英格里斯（Simon Inglis）來說，足球是情感的時光機，能夠帶他回到那消失已久，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業城市。

「周末沒有阿斯頓維拉（Aston Villa）的比賽，就像一袋薯片，沒有鹽巴和醋調味。還是能吃，但畢竟乏味，且缺乏驚喜。時代變了，我現在定居在倫敦，已經不再痛恨藍軍（The Blue Army）。現在沒有企業街（Corporation Street）上足球特色餐，沒有阿拉伯巴士（Guy Arabs Bus）。安索爾酒廠不在了，酒廠所在的阿斯頓十字區成了一片荒地。伯明翰大片城市淪為快速道路和長滿植被的隔離帶，匆促新建的廠房。」

相同的心聲，在兩本定義英國現代足球文學的書中也聽得見。彼得-戴維斯（Peter Davis）的《比賽結束》（All Played Out）和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的《足球熱》（Football Fever），分別出版於1991年和1992年，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Premier League）成立前夕。這兩本書被譽為是現代足球的代言人，自行告誡式的文風，兼有社會學意識，確實為足球文學帶來了不同以往的新風潮。但在更大程度上，這兩本書其實也是一首獻給舊日足球的輓歌。雖然兩位作者並不懷念1970年代與80年代的暴力事件和老舊危險的球場，但兩人都在推崇當時的氛圍，以及日漸減少的球迷所展現的集體能量。他們都感受到新商業化的來臨將會讓這一切銷聲匿跡。

撒切爾夫人下台後近25年來，即使社會劇烈變化，舊情懷也並未消失，甚至依舊是足球場廣受歡迎的文化要素。忠誠受到讚許，半吊子鑽營投機、貪財、圖利則遭到唾棄。積極到現場支持比消極收看電視轉播更高尚，欣賞高於消費。給予個人才華空間，但集體行動的價值，以及團體之上的倫理和運動精神，也強烈感受的到。埃里克-坎通納（Eric Cantona）1992年從法國轉會來到英格蘭足壇，發現這裡是足球天堂時感受到的莫不就是這張由歷史價值和身份交織形成的厚網。法國足球記者菲利普-奧克萊爾（Phillip Auclair）描述坎通納回憶他在英格蘭足球賽場首度進球時的狀態：「就在球破門的一瞬間，球門後方上千名球迷全都跳了起來，好像要跳進球場一樣。」只有在英格蘭看的見這樣的狂喜，只有在英格蘭，年輕人欣喜若狂的慶祝能成為緬懷歷史的重要表現。

坎通納的這一球是為利茲聯隊（Leeds United）踢進的。這是舊甲級聯賽的最後一個賽季，利茲聯最後拿下冠軍。下個賽季，坎通納再次贏得聯賽冠軍，只不過已經是在英超為曼聯隊（Manchester United）效力。作為一名承先啟後的時代性人物，足跨兩個歷史年代，坎通納雖為舊日足球的狂熱氣氛和戲劇張力傾心，但卻成為新時代的第一位球星，獲得遠勝於前人的財富、名氣和地位。他被英格蘭球迷的生猛熱情所感動，但也預示了一個新聯賽的到來，其中英格蘭本土的球員和教練將佔不到1/3，俱樂部老闆不到一半。他把自己的球技看成是獻給球迷的禮物，但他充滿魅力的精湛表現，卻也成為宣傳工具，推廣金錢至上的球賽。正是這個時代的交匯點，在英國根深蒂固的足球文化遇上新媒體和新財富的年代，現代足球於此誕生英超。英國人自己尤其喜歡把足球的轉變歸因於1992年的英超成立，並且用狹隘的經濟論點解釋其成功：有了電視轉播權加上斥資修建的全坐席球場，英超的創立代表有更好的人在更安全舒適的環境提供精彩的足球。各級聯賽的觀眾入場數也因此不斷回升。某種程度上講，這些都沒有錯，但若非繼承了百餘年的足球文化，而且幸運在足球的社會與歷史意義比從前更有影響力的時刻接下擔子，現代足球也不可能蒸蒸日上。

經濟連同文化的改變，讓足球在英國社會的地位產生顯著的改變。從前，不過是普遍受歡迎，好一點可以說分布廣泛，但現在足球是無處不在了。足球在大眾與精英文化的地位也都大幅提高，有四件事能說明這一點：第一，相較於類似的現象，例如歌舞劇或連續劇觀眾，足球相對具有規模性與重要性；第二，從電視劇到詩歌，不論大眾文化或精英文化，都有足球的蹤影；第三，公開宣稱對足球感興趣多少成了英國精英族群的社交準則；最後，國內的政治評論人多少喜歡拿足球來比喻國家的各種利弊。足球是個複雜的現象，許多其它文化形態和它有相似之處，但沒有一個完全相同。足球與教會頗有相似，會在固定的日子儀式般地召集為數眾多的人群。偶爾還能創造出短暫的社群意識和集體狂喜。撇除任何信仰層面不談，這和劇場也很像。與音樂界一樣，足球有一個專業且商業化的圈子，外圍是由業餘團體構成的巨大網路，再往外是更大範圍則是平民的遊戲和練習。最後，假如不把聯賽認為是一連串無關的個別比賽，而是有眾多角色、眾多敘事的完整賽季，那麼足球最相似的對手應該是電視連續劇了。在上述所有活動各自的範疇內，足球都對它們構成了威脅。

2011年，出席聖公會禮拜的人數每周平均只有一百多萬人。假如考慮到足球賽季一年只有九個月，並且把聯賽和杯賽區分開來，想成周日禮拜跟婚喪嫁娶等特殊形式類似的話，足球每周的觀賽人數大約也有75萬人。何況，教會裡不會有人回家後還看著當日精華，也沒有太多集體狂喜，雖然新興的福音教派會很努力取悅群眾。音樂節是英國文化活動的另一種狂喜的儀式，最近20年來飛速成長。2009年，英國國內各類音樂節的年度參與人數達到約150萬人，其中約有1/3是Glastonbury音樂節和少數幾個大型盛會的功勞。音樂節對青年文化的影響比數字披露的更大，但這樣的人數幾乎仍然無法比得上老特拉福德（Old Trafford）一個滿座的賽季。劇場產業曉得足球和自己很像，一樣要掙民眾口袋裡的金錢。2012年，劇場宣稱自己賣贏了足球。其實，300餘萬張門票銷量只些微微領先當年職業足球的關注人數。要衡量足球的影響力不是看座位賣的多還是少。而是英國的劇團居然會把足球當作勁敵。

電視連續劇和職業足球都是英國大眾文化的重要元素，但在性別上有明顯的區別。連續劇的觀眾中女性較多，劇中角色的男女比例也平均得多。至於足球，儘管球迷結構略有變化，草根女子足球也有所成長，但依舊是一個陽剛主宰的世界。幾部長紅的英國連續劇吸引的固定觀眾輕易就超過大多數足球轉播，每周的播出時段相加起來，至少也和足球賽程表一樣長。老一類的連續劇，如《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和《東區人》（EastEnders）同樣以工人階級的英國城市為背景，與足球擁有相似的懷舊情懷。跟足球一樣，這些連續劇發現自己會被其他不同的媒體引用或討論。當紅角色不斷在其他文本中出現，劇情和故事也一再被用來評論當下事件。足球現在也面臨這個現象，程度和整個連續劇界遭遇的不相上下。更何況，除了那些腦子有問題的人不算，連續劇並不能夠引起集體的狂喜，或慶祝狂歡，也無法當成集體身份認同的基礎。教會、劇場、音樂節和連續劇，足球已經在英國文化中取得了超越它們的地位，因為在儀式表演狂喜和民族敘事的範疇內，足球都能與它們匹敵。觀看足球佔據的報紙版面和網路空間，這就是足球無所不在的最顯而易見的體現。1970年代，就算是最重視足球的報紙，一天也只有幾個版面。而現在，英國的小報和刊物報道足球的版面是當時的好幾倍。網站和博客激增的同時，足球在網路的曝光率成長更快。專業記者向來在球員與球迷間保持中立。在各樣的媒體文化下，推特證明了自己是更受歡迎的訊息流通管道。網路科技與足球結合，在運動傳播領域尤為成效。賽事投注本身已成為一大消費市場，也是年輕人極為普遍的行為。1995年至2012年間，英國最暢銷的電腦遊戲是FIFA系列。《冠軍足球經理》（Championship Manager）和《足球經理人》（Football Manager）以及其他模擬類遊戲銷量相對較少。但在遊戲機平台，以及英超聯合全國性報紙經營的線上幻想足球聯賽中，兩款遊戲每年仍然有超過400萬名玩家。

比起單看新聞產量，或計算全國人民到底窩在房間里打了多久的電動，衡量現代足球的文化分量更好的方法或許是探討足球多常被其他文化形式當作主題。電視轉播足球比賽難以超過30年，但過去從未真正探索過足球作為運動項目以外的潛力。與足球相關的，除了賽事集錦和《足球焦點》（Football Focus）節目以外，只有寥寥可數的紀錄片和單元劇而已。例如，約翰-鮑曼（John Boorman）的《周六前一周》（Six Days to Saturday）和傑克-羅森塔爾（Jack Rosenthal）的喜劇《又見周日，甜蜜的足球》（Another Sunday and Sweet FA）。這個情況在1990年代發生了變化。《幻想聯賽》（Fantasy Football League）把單人喜劇、談話節目和足球的小道消息結合在一起，丹尼-貝克（Danny Becker）也採用這種方式在BBC廣播電視台主持節目。向來與足球保持距離的戲劇節也開始試水。雪莉-朗吉（Cherie Lunhi）挑大樑的演出《女教練》（The Manageress）；亞瑟-史密斯（Arthur Smith）苦甜參半的喜劇《那一晚我和萊因克爾》（An Evening with Gary Linker）在電視和劇場都大受好評。獨立電視台播出了集合「性愛、拜金、槍戰」於一身的電視劇《足球伴侶》（Footballers』 Wives）。天空衛視（Sky）做出了15集電視劇《夢幻陣容》（Dream Team），相當於是發生在英超時代的足球漫畫Roy of the Rovers，但最終劇情走調，變得像《豪門風雲》（Dynasty）一樣不切實際，充滿死亡和背叛。傳統戲劇面對足球也打破沉默。舊劇新演結果也受到了歡迎。如1913年的劇作《賽局》（The Game），以球迷而非球員為主軸的地方故事倍增，如《追隨前路》（And Did Those Feet），描述一名瘋狂支持博爾頓隊（Bolton）的報攤老闆1923年徒步前往溫布利球場的故事。《我們的愛隊》（We Love You City）故事講的是一群考文垂的球迷，沒趕上1987年足總杯自家球隊冠軍決賽。本-埃爾頓（Ben Elton）和安德魯-韋伯（Andrew Webber）共同創作的西區音樂劇《美麗的一役》（The Beautiful Game）以北愛爾蘭的足球當作虛構的背景。《吶喊吧，少年》（Sing Yer Heart Out of the Lads）把英格蘭隊比賽期間酒館的火爆氣氛搬上了國家劇院。由此看來，在戲劇的最高殿堂，足球上演的劇碼若非濫情傷懷，就是世代恩怨。

直到1990年，近百年的電影發展史上，以英國足球為題材的電影屈指可數。1939年的《阿森納球場疑雲》（Arsenal Stadium Mystery）用足球當做偵探，是一部故事背景風格明快的藝術紀錄片。《射門得分》（Goal!）是1966年世界盃的官方電影。1980年代初，有可愛迷人的青春羅曼史《格萊格里的女朋友》（Gregory』s Girl）以及《勝利大逃亡》（Escape to Victory）。可惜後者是被一部高概念的電影，單純只是好萊塢把足球和開溜的戰俘湊在了一塊兒。肯-洛奇（Ken Loach）的《小孩兒與鷹》（Kes）有一段短暫卻揪心的足球場景。布萊恩-格洛佛（Brain Glover）飾演的體育老師利用當教練的機會滿足兒時霸凌的衝動。與這一幕相比，前述的電影都是黯然失色。相較於從前，這20年來有十多部足球電影發行。《疾風勁區》（Goal！）和《周六來了》（When Saturday Comes）再次嘗試結合好萊塢劇情和英國足球文化，只是就徒勞無功，看來看起來笨拙且老套。從足球流氓回憶錄這個新聞類改編而成的多部電影也一樣沉悶。《我愛貝克漢姆》（Bend it like Beckham）把《格萊格利的女朋友》的輕鬆喜劇從蘇格蘭新城市搬到了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倫敦，但劇情膚淺。描述英格蘭隊教頭遇上重重困難的低成本喜劇《英倫風波》（Mike Basset：England Manager）雖然紅極一時，但與真正的佳作一比仍然相形見絀。第四頻道製作的紀錄片《不可能的工作》（An Impossible Job）跟隨英格蘭國家隊教練格拉漢姆-泰勒（Graham Taylor），看他最後的執教時光。片中笑料百出，但也瀰漫著極其深刻的傷感。前後這麼多足以入戲的嘗試，編劇發現自己很難和足球與生俱來的故事性抗衡。2006年，由藝術家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en）和法國導演菲利普-帕雷諾（Philippe Parreno）製作發行的蒙太奇式藝術電影《21世紀風云：齊達內，記錄，足球》（Zidane：A 21st Century Portray）放棄了所有對話旁白，獲得好評。成功克服敘事困難問題的，只有《魔鬼聯隊》（The Damned United）和肯-洛奇的《尋找埃里克》（Looking for Eric）。《魔鬼聯隊》改編自大衛-皮斯（David Peace）出色的小說，講述了布萊恩-克拉夫（Brian Clough）在利茲聯隊執教的歷程。肯-洛奇的這部佳結合了黑色喜劇和曼徹斯特的魔幻寫實風格，講述了一個溫柔的故事。一個平常是曼聯隊球迷的郵差生活陷入困境，在坎通納神奇表現的幫助下重整人生。飾演坎通納的正是坎通納本人。

但不論電視還是電影，都不會賦予足球真正的文化資本。足球在英國文化界的地位提升更大程度上歸功於文化節。重要的男性知識分子與足球的關係突然緊密起來。英國作家對運動的熱情過去一向投入在其他地方，其中以板球為最。文學界中熟悉足球的人少之又少。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情況改變了。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塞巴斯丁-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傑夫-戴爾（Geoff Dyer）、布萊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等都出版過以足球為主題的作品。過往不提足球的主流文學雜誌也主動跟進。《倫敦書評》的編輯卡爾-米勒（Karl Miller）開始在雜誌的日誌專欄評論1990年世界盃。三年後，格蘭塔雜誌社（Granta）出版了伊恩-漢米爾頓（Ian Hamilton）的《加扎特效樂》（Gazza Agonistes）。英格蘭文學界歷來把足球視作值得深究的主題，可是雖然立意良善，足球在風景小說里始終處於邊緣地位，常常被當成插科打諢的背景。例如馬丁-艾米斯的《倫敦戰場》（London Fields）里有一個場景。少數幾個例外是大衛-泰勒（David Taylor）的《英國村》（English Settlement）。書中，南倫敦一間俱樂部的洗錢事業漸漸與倫敦市崛起背後更宏大的故事交織在一起。還有大衛-皮斯的《魔鬼聯賽》以及改編比爾-香克利（Bill Shankley）足球生涯的佳作《生當為紅軍》（Red or Dead）。

各項藝術中，詩歌與足球的關係向來是最淺顯最緊密的。詩人與球迷同樣，對詩歌節奏和韻腳感興趣。這也促進了兩者的友好關係。戰後最具影響力的三位詩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西瑪斯-希尼（Seamus Heaney）和泰德-休斯（Ted Hughes），詩中都會借足球描寫兒時的記憶，或當成敘述城市風景的媒介。最近20年來，詩歌與足球走得更近了。布萊頓隊（Brighton and Hove Albion）請朋克詩人「股票經紀人阿提拉」（Attila the Stockbroker）擔任駐隊詩人。伊恩-麥克米蘭（Ian McMillan）也在巴恩斯利隊（Barnsley）獲得類似表彰。安德魯-莫森（Andrew Motion）受封桂冠詩人時期，支持成立國家足球桂冠。更具體的例子，有，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的詩作《v.》，這首詩至今仍是反映英國工業時代尾聲最重要的作品，其中大量描繪了足球負面而衝突的印象。既莫森之後，獲封桂冠詩人的卡洛-安-杜菲（Carlo Ann Duffy）以貝克漢姆「阿喀琉斯之踵」為主題，為全國寫了一首詩。而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則宣稱他「一向把詩人想成文學界的守門員」。唐-帕特森（Don Paterson）是蘇格蘭重要的現代詩人之一。在他的成長篇詩歌《0:0》中，藉由一間足球俱樂部沒落的故事，勾勒出他對後工業時代國家蕭條的記錄。

一次大戰以前，英國王室家族用官方贊助和出席大賽的方式為足球爭光，但歷來始終刻意不吐露偏好的球隊。最近十年，溫莎堡放出消息，讓外界知道女王繼承母親的喜好，是阿森納隊的粉絲。查爾斯王子則後來透露他是伯恩利（Burnley）的多年球迷。威廉王子選擇了阿斯頓維拉為主隊，哈里王子也支持阿森納。戰後，歷任首相假如真有支持的隊伍，同樣也都不願意透露是哪一個隊。威爾遜曾因支持哈德斯菲爾德隊（Huddersfield Town）登上了幾次頭條。但艾德里（Clement Attlee）、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和道格拉斯-休姆（Alexander Douglas-Home）都偏愛板球；希斯的興趣是開遊艇；撒切爾夫人則根本厭惡球賽。約翰-梅爾（John Mayor）上任以來，帶來了許多改變。因為他主要是板球的民間研究專家，但也喜歡看切爾西隊（Chelsea）的比賽。不過一直到1997年，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當選首相，威斯敏斯特對足球的態度才明顯有更深的轉變。布萊爾的媒體顧問阿勒斯泰-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從小就是伯恩利隊的球迷；布萊爾本人支持紐卡斯爾聯隊（Newcastle United），只是比較不那麼狂熱。1997年選前，坎貝爾利用足球作為打擊保守黨的工具，提議要布萊爾在小報上寫文章，還確定記者有夠多機會拍到布萊爾踢足球或和家人在溫布利球場的皇家包廂。足球在新工黨高層不止成為政治工具，還是日常維持人脈的籌碼。新首相戈登-布朗（Gorden Brown）曾是蘇格蘭格拉斯哥流浪者的股東。工黨的特別顧問和青年幕僚核心成員，這些有朝一日會成為工黨新勢力的人，在業餘的周日聯賽組合了一支叫魔鬼眼（Demon Eyes）的隊伍，專門嘲諷保守黨與1997年大選時製作的「恐怖布萊爾」的競選廣告。

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員多半與足球保持距離，許多人偏好個人運動和鄉間活動。威廉-梅洛（William Hague）熱衷於柔道；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喜歡玩電腦遊戲。不過，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倒是把此事視為政治策略，大肆公開的喜歡阿斯頓維拉隊，這也是他和威廉王子的共同點。於2003年至2005年曾任梅洛內閣中內政大臣的保守黨魁的霍華德（Michael Howard）一度相當關注利物浦（Liverpool）的命運，公開批評當時的主教練傑拉德-霍利爾（Gerard Houllier），要求他引咎辭職。自由民主黨的文斯-凱博（Vince Cable）曾公開宣稱他是約克城隊（York City）的死忠球迷，但不排斥在言談中用足球當隱喻。約克城本身對於披掛球隊色彩反而不顧多談。英格蘭銀行總裁金（Mervyn King）上電視受訪時宣稱，支持阿斯頓維拉比當央行總裁壓力更大，還說萬一流落荒島，他會選擇帶在身上的光碟會是1982年維拉隊獲得歐洲冠軍俱樂部杯冠軍時名不見經傳的慶祝。曾經有一度，坎伯特利大主教喬治-凱瑞（George Carey）和猶太教首席拉比喬納森-薩克斯（Jonathan Sacks）都是公開的阿森納球迷。

現代足球出現的年代，英國的經濟與社會差距越來越大，且財富高度集中於少數人的精英群體的手中。應運而生的是高級消費市場和社會分化的新變化，如奢侈品、頂級服務和商務艙。同時間，公共政策的一項重要工具把聯賽排名運用在事業評比上，足球用語以及英超本身優越排外的特殊光環，因而逐漸深入以往足球止步的文化領域。1996年，《獨立報》評論布克獎入圍名單時提到：「一般皆認為，瑪格麗特-愛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全球小說家的頂級聯賽中排名前茅。」皇家學會公布的英國科學現狀調查中宣稱：「350年來，聯合王國始終在科學界的頂級聯賽位居一二。」小學、中學、醫院乃至於米其林星級餐廳全都有自己的頂級聯賽，可以晉陞其中或淘汰降級。英國廣告產業的領袖人物馬丁-索羅（Martin Sorrell）也用過類似的話，說明全球經濟的新秩序。與足球少有瓜葛的藝術節拓展了足球的比喻範疇，當藝術家達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與常年合作的畫廊分道揚鑣時，這件事被拿來和轉會市場相提並論：「這種事也不算多大的背叛，只能說現在藝術家比較有主導權了。」策展人兼教授安德魯-倫登（Andrew Renton）說：「跟在英超一樣，為什麼曼城（Manchester City）出價比曼聯高，卻撿不到范佩西（Robin van Persie）呢？因為當你身價破千萬之後，重視的就不只是錢而已。」另一方面，《鏡報》認為，在金元政策的推波助瀾之下，也出現了由畫廊和買家組成的新的超級聯賽，讓名氣較小的畫廊和藝術家只能爭搶分剩的殘渣。

戰後年代，政治家和時政評論者多半排斥用足球當做國勢力的指標。到了21世紀，他們想不用都難。在某些人眼裡，英超毫無疑問是成功的出口產品，是英國影響力的典範，世界各地效法的楷模。例如卡梅倫首相就在印度表示：「我們把英國一項出色的產品輸出到了全世界，那就是英超足球。我們相信大家在印度也十分關注英超。」左派抓住機會，用足球的經營模式來抨擊英國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以及伴隨而來的諸多問題，如管理不當、無力應對全球化和不平等待遇的攀升。威廉-赫頓（William Hutton）甚至進一步主張，美麗足球體現的是英國的所有缺點，其中最差勁之一就是「一個任憑財產和私人利益一再踐踏公共供給和社會需求的經濟體制」。同樣，當美國的格雷澤家族（Glazer family）融資收購曼聯隊之後，衛報專欄記者喬納森-弗里蘭德（Jonathan Freeland）也將這樁交易拿來與美國卡夫特食品（Kraft）收購英國吉百利集團（Cadbury）相比，他寫道：「我們以資本主義為名出售集體文化的瑰寶，這樣的資本主義不僅無以為繼而且無趣至極。這聽起來，不只是像個國家足球的現狀，也是這個國家的現狀。」

可以想見，比起經濟面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右派比較擔心的是足球倫理和寓意。時事評論家克雷格-布朗（Craig Brown）氣憤地說：「我討厭足球愚蠢的歡呼，討厭足球自以為是的冷門知識，還有足球假象的工人階級。」記者彼得-希金斯（Peter Hitchens）則在《每日郵報》問：「足球，是異端邪教嗎？」，並總結說「八成是」。他百般無奈地相信，這是當代自由神學失敗後無可避免的結果。「但足球迷短短90分鐘內膚淺廉價的民族主義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幾乎每次都很火大，我們可以為了一場足球比賽上街大秀恩愛國精神，但是當我們的國家主權遭盜取，我們的鄉村受到掠奪，文化遭受破壞，當這個國家天天在各種真實且長遠的層面輸掉真正的國家世界盃，他們看來卻無動於衷。群眾真性情的形象很快轉變為不講道理的暴徒。」邁克爾-亨德森（Michael Henderson）為《旁觀者》雜誌撰寫評論，認為誰如果想知道足球迷在新賽季的真心話，憤怒先生（Mr. Angry）會是很好的代表。工人階級的粗野蠻橫已經夠差勁了，但真正讓他們愕然的是這些人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薪水豐厚的專家人士，假裝自己是工人階級。他們大聲咒罵，故意做出惱人的舉動，因為他們認為工人階級的民眾會做這種事。亨德森懷念一個「想像出來的黃金時代」。那年頭，富勒姆隊（Fulham）的當家前鋒約翰尼-海因斯（Johnny Hayne）若在自家主隊放槍，善良的百姓只會報以惋惜：「哎呀，海因斯好倒霉。」在某些舊守派心中，1970年代以前的足球象徵著一個比現在好得多的英國。工人階級卑躬屈膝，中產階級安分守己，而且，他們都投票給保守黨。

足球現在成了這些知識精英分子選擇政治傾向的隱喻，文化地位的提升顯而易見。但足球究竟揭露了哪些現象？這個問題還有待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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