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新林：遼宋金元明清時期考古

原標題：董新林：遼宋金元明清時期考古

2015年遼宋金元明清時期考古發掘資料和研究成果較為豐碩。據不完全統計，考古學專刊、專著、考古發掘簡報和論文約230部（篇），還有數部著名學者的文集或紀念文集，以及大型圖錄等，在諸多方面的研究都取得重要進展。徐蘋芳《中國城市考古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彙集了徐蘋芳有關城市考古和歷史，以及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等方面論文30篇，特別是關於元大都遺址考古發掘和研究的系列論著和相關綜合論述，踐行了對古今重疊型城市考古學方法論的探索歷程，將會對歷史時期城市考古產生重要影響。上海博物館編著《志丹苑：上海元代水閘遺址研究文集》（科學出版社）中，介紹了12年志丹苑水閘遺址考古發現和發掘資料（7篇）；闡述了水閘遺址學術價值與文化底蘊（4篇）；探討了水閘遺址整體結構和不同材質文物遺存的保護（2篇）；還涉及運用多學科方法和技術手段，專題研究水閘遺址的相關課題（6篇）。《新技術·新方法·新思路：首屆「水下考古·寧波論壇」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書刊發30篇文章，內容涵蓋了中國和法國、韓國、越南等水下考古的回顧展望與發展態勢、項目管理與技術創新、最新收穫與研究成果等。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北方及蒙古、貝加爾、西伯利亞地區古代文化》（科學出版社）文集中，一些論文發表了遼金元時期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新認識和新成果。

一　城址考古發現與研究

城址考古一直都是歷史時期考古的重鎮。今年遼宋金元明清時期城址考古的亮點，是遼金時期都城和城址考古發掘和研究有較大進展。

（一）都城

遼上京遺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漢城組成，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東南，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遼上京考古隊根據全面考古調查和鑽探線索，通過對宮城牆和宮城西門遺址等的試掘或發掘（《考古》12期），探明了遼上京宮城牆的形制結構，首次確認遼上京宮城位置和形制規模（《中國文物報》2月4日），極大地推進了遼上京布局和沿革的研究。金上京遺址是由南、北二城組成，位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南，是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趙永軍、劉陽《大遺址保護視角下的金上京考古工作》（《北京文物》2期）一文指出，金上京考古隊帶著大遺址保護的理念，對金上京遺址腰牆、北城西牆、南城北牆，以及南城南牆西門址等進行試掘或發掘，了解到城牆結構，確認城址始建於金代早期；搞清南城南牆西門由城門和瓮城組成，系金代中期前後營建。填補了金上京考古的空白（《北方文物》2期）。

御街是南宋臨安城的中軸線，是去太廟或景靈宮祭祀的唯一道路。御街兩側分布三省六部、太廟、五府和玉牒所等重要機構。杜正賢《回憶杭州南宋臨安城御街考古》（載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回顧他參與的御街考古發掘經過，並闡述御街考古的學術價值及其意義。唐俊傑《杭州南宋臨安城御街考辨》（載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認為南宋御街全長5100米，號稱十里禁街。御街南起皇城北門（和寧門）至鼓樓，為其南段，路寬15.3米以上；鼓樓沿中山中路至貫橋為中段，路寬11.6米；貫橋向西沿鳳起路至武林路為西段，路寬3米~9米。南宋前期御街用香糕磚側砌；最遲至嘉定年間，用石板鋪路。御街兩側設排水暗溝，不設御廊。御街南段是大朝會之所；中段為商業中心。近年發掘的杭州市南宋臨安城東城牆遺址位於保安水門和候潮門之間，始建於五代後梁開平四年（910），宋代沿用。發掘者初步了解東城牆基礎以及以上城牆的形制結構和營造做法。內外城牆包磚之間距離約寬112米，合宋尺三丈有餘（《杭州文博》1期）。

哈剌和林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國都城。位於今蒙古國前杭愛省哈剌和林蘇木東。陳永志、薩仁畢力格《蒙古國哈剌和林古城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載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對哈剌和林自然環境、遺址發現和發掘收穫、城市布局和歷史沿革做了較為全面的介紹。並指出哈剌和林城早在回鶻時期就已存在。孟凡人《元中都現階段考古成果與元中都形制布局初探》（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細緻梳理了有關元中都宮城、皇城、外城形制等考古發掘資料。在此基礎上，探討元中都與元上都、元大都的承襲關係和變化。認為元中都宮城規模、形狀、主體殿址位置和性質似源於元安西王府城；元中都宮城具體配置的布局似仿元大都宮城；皇城形制似由元上都宮城外石夾城演變而來。劉未《蒙元創建城市的形制與規劃》（《邊疆考古研究》17輯）一文遴選18處所謂蒙元時期創建的城址和宮殿址進行其形制和規劃的分析，探討其城市類型、城市布局、城垣尺度和建築尺度等，認為蒙元城市可以分為三重、雙重和單重城垣3類。以「中」字形台基或方形台基為核心建築可能是蒙古國時期的規劃模式，「工」字形台基為核心建築大約是至元年間元大都營建以後的制度。以台基式宮殿為城市中心、按整齊數值步尺確定建築規模的城市規劃方式是舊的宋金官式建築傳統與新的蒙元貴族政治環境相結合的特殊產物。

故宮博物院考古隊對北京故宮內南三所、南大庫、慈寧花園3處遺址的考古發掘，雖然面積不大，但是清理出明清兩代的遺迹和遺物。這是故宮首次進行科學的考古發掘，具有重要學術意義（國家文物局主編《201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二）地方城址

寶馬城遺址位於吉林省安圖縣二道白河鎮。趙俊傑《關於寶馬城性質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3期）一文，根據2013年試掘資料和比較分析，認為此遺址具有規模小、城牆低矮、城內建築和遺物等級高的特徵，並結合文獻記載，推定其很可能為金代皇家修建的祭祀長白山的神廟。2014年，在寶馬城遺址發掘了城內中軸線上偏北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編號JZ3）和環繞三座基址的迴廊北段東側部分。JZ3平面呈長方形，南向。夯土台基上有一座磚牆木結構建築，面闊和進深均為3間，覆盆式明礎石保存好，地面鋪磚。這是遼金考古的重要發現（國家文物局主編《201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塔虎城（又稱「他虎城」或「塔呼城」等）是遼金史地和考古學界很關注的城址。位於吉林省前郭爾羅斯縣。彭善國《前郭塔虎城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載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對塔虎城考古發現和研究情況進行了綜述，指出塔虎城繁榮於金代中晚期，不是遼代長春州的認識是符合實際的。彭善國《前郭塔虎城的分期與年代——以2000年發掘資料為中心》（《邊疆考古研究》18輯）一文對塔虎城發掘資料進行了系統整理，將遺物分為2組，即二期。並通過比較分析，認為塔虎城金代始有城市建制，金代中晚期為其繁盛時期，元代沿用，明代廢棄。［日］白石典之著，王達來譯《蒙古國戈壁沙漠地區的契丹系文化遺存》（《草原文化》2期）對蒙古國戈壁沙漠地區的帶有契丹文化因素的文化遺存進行了簡單的介紹，是研究契丹遼代考古的新資料。

江蘇揚州是唐宋時期重要的地方城市。《揚州城遺址考古發掘報告（1999~2013）》（科學出版社）通過對揚州蜀崗古城址的城圈、城壕和城內部分遺存；蜀崗下城址的揚州城南門、唐宋城東門、宋大城北門和北水門等門址，以及唐羅城西南角城牆和馬道基址等的發掘，探討了蜀崗古代城址的範圍、唐羅城的修建及其沿革、宋至明清時期的揚州城、蜀崗下城址的城門特點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對揚州城的考古研究。揚州唐城考古工作隊於2014年，又對推定為寶祐城東城門處（該處尚未拆遷）北側進行試掘，了解到南宋時期夯土牆體至少有過三次修築，與文獻記載一致。還揭露出由木樁和柱洞組成的遺迹，平面呈「〕〔」形。其中間平行部分為南北方向，間距約5.3米、南北進深約5.7米，與東城牆相距18米。這是目前蜀崗上城址主城壕里清理出的第一座壕橋遺存（《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9期）。汪勃、王小迎《揚州南宋堡城和寶祐城的發掘與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9期）一文對揚州南宋堡城和寶祐城相關圖文資料和以往考古發掘情況進行了概述，認為揚州南宋二城沿革可分為堡寨（砦）城、寶祐城、「大城」三個階段。

袁東山《重慶老鼓樓衙署遺址的初步研究——兼論老鼓樓衙署遺址的保護活化與利用》（載國家文物局主編《201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一文，對明清巴縣縣衙和宋元寺廟平面布局、宋至清代重慶府衙譙樓結構等進行了探討，並就遺址保護和利用提出觀點。四川省成都市東華門遺址發現漢、六朝、隋唐五代、宋元和明代各時期文化遺存。其中宋元遺存有道路、房址、水井、灰坑等。明代遺存有人工河道、建築基礎、道路和水井等。其中明代早期蜀王府宮城東南角用磚石砌築的河道（G4）最為重要，是研究明蜀王府布局的重要資料。

在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盤福路1號，考古人員發掘明清廣州城西北角的北城牆遺址。此次確認了宋代廣州城西城北界，資料重要。宋代西城牆清理長度為21.64米，底寬12.06米、殘高3.15米。由內（南）、外（北）壁包邊磚牆和牆芯填土組成。磚面多有「番」字銘文，側面有「番禺」戳印或「廾七」刻劃符號。明代城牆方向西偏北6°。清理長10米、殘高4.05米。北壁包磚牆厚1.6米。明代合廣州三城為一，對宋代廣州城西城北城牆略向北擴（國家文物局主編《201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明清時期嚴州城位於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鎮。今之梅城，仍保留元末明初所築嚴州城的格局。考古工作者通過考古調查，確認明清嚴州城，包括外城、內城，以及儒學、縣治、壇廟等重要建置。除東北角因山勢略弧形內凹外，城址平面大致呈圓角方形，南北約1200米、東西約1340米（《杭州文博》1期）。這是研究近古時期州城的重要資料。可惜文章沒有發表城址測圖。

始建於隋朝的即墨縣衙是山東省目前唯一的三堂俱存的老縣衙遺址。建築群坐北朝南，按中軸線分布。2011年發掘出房址、路面、灰坑、水渠、過道、水井等，出土瓷器、陶器、石器、鐵器等，是明清時期縣鎮遺址考古的重要發現之一（《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6期）。其中，一個灰坑可復原近300件景德鎮民窯的青花瓷碗，時代從明萬曆時期延續到清康熙時期。

（三）村鎮遺址

《白城永平遼金遺址2009～2010年度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報道了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區永平遺址的考古發掘資料。發現7座大型台基址、11座房址和台基之間的路面、排水設施等。發掘者認為該遺址分為寺廟建築群和村落建築群，出土建築構件、鐵器、銅器、陶瓷器、玉石器等2000餘件。遺址屬於遼金時期。《2000年黃驊市海豐鎮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較為全面地報道了河北省黃驊市海豐鎮遺址的發掘成果。這些成果反映了金元時期海豐鎮港口形成、發展、衰落的歷史過程。金元時期海豐鎮應與日本、韓國等有著海上貿易往來。在河南淅川縣單崗遺址，清理出宋元時期灰坑、陶窯、墓葬、牆基、灰溝等，出土陶器、瓷器、鐵器、銅器等。大量青釉瓷器可能是豫西南地區最大窯口——鄧窯產品。單崗遺址可能為一處兼有陶瓷器燒造功能的北宋晚期至金元時期的生活聚落遺址（《四川文物》2期）。

明代各地遍設衛所，徐州衛即是其中之一，衛鎮撫司隸屬其下。這方面的考古資料匱乏。孫愛芹的《明代徐州衛衛鎮撫司遺址考古發現與相關問題研究》（《東南文化》1期）介紹了在江蘇省徐州市彭城廣場發現的一處明代大型建築基址。該建築以五開間的寬大廳堂為中心，兩邊附有廂房，基址內還出土大量的軍備物品。根據廳堂前部出土的碑誌可知該組建築為徐州衛衛鎮撫司公署。該組建築基址保存較為完好，結構較為完整，是研究衛所遺址的重要資料。

在黑龍江五常市拉林機場遺址，發現灰坑、灰溝、灶、井、路等遺迹，遺物以陶瓷器為大宗。根據「同治年制」款器底和清代銅錢等推斷該遺址年代為清晚期（《北方文物》4期）。

（四）其他遺址

「四時捺缽」是遼代皇帝的重要活動之一。根據2013年對吉林省乾安縣查干湖西南岸3處春捺缽遺址群進行的調查，發現篦點紋陶片和遼金時期陶瓷片，可以確認這3處遺址群應屬遼金時期。3處遺址群共有近千個大小土台，均是人為堆積。3區都有小土台圍繞大土台的現象。推測藏字區等級最高（《邊疆考古研究》18輯）。此遺址為認識遼代春捺缽營地提供了重要資料。

兩宋時期江南運河入江口興建、復修的澳閘系統，在宋代水運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是研究古代複式船閘的典型案例。劉建國《兩宋江南運河入江口澳閘系統研究》（《東南文化》3期）一文根據歷史資料及考古發現指出，北宋與南宋對澳閘系統的建設各有側重。北宋曾孝蘊的設計具有開創性；南宋史彌堅在繼承中又有創新和發展。《鎮江京口閘遺址》（江蘇大學出版社）介紹了京口閘遺址的考古成果。京口閘位於江蘇鎮江，是江南大運河上的第一座閘，堪稱漕運交通樞紐，歷經唐代至清代，民國時期填埋為路。2011~2012年，考古揭示出唐代堰（閘）及北宋至明清京口閘東側閘體、河道、碼頭、道路、碑亭等遺迹，出土唐代至民國時期陶瓷生活用品（其中有2件元代青花香爐）、祭祀供器等。

孫機《古代城防二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中對古城的夯土城牆、門樓、馬面、瓮城等防禦措施和攻城門的衝車和逾城用的雲梯，以及地道等做了詳細考述。有些認識尚需考古資料印證。

二　陵墓考古發現與研究

墓葬考古資料一直佔據最大的比例。不僅發表的考古發掘資料多，而且研究內容也較為豐富，其中不乏較為精彩的論述。本文從考古資料報道和綜合研究兩個方面加以介紹。

（一）發掘資料

將年度資料按遼金、兩宋、元明清3組分述。

1.遼金時期

《凌源小喇嘛溝遼墓》（文物出版社）報道的遼寧省凌源市城關鎮八里堡村小喇嘛溝墓地是一處較為完整的遼代中晚期墓地，是研究遼代墓地布局的新資料。共發掘11座墓，均為東南向。除M6為磚築類屋式墓外，其餘均為土坑木構類屋式墓，疊澀券頂，墓頂用石板封蓋，有斜坡式或階梯式墓道。墓室平面多為八角形（僅M4為六角形）。其中M1位居墓地中心，未被盜掘。木構八角形主室內有一具畫像石棺。出土金銀器、白釉瓷器、三彩器和金屬馬具等。這是該墓地規模最大、年代最早的墓。諸墓道內多隨葬牛頭、牛腿骨、馬頭。M7墓道內葬有整馬。M6的東北部有2個殉馬坑。此外，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大營子發現的一座磚室墓內，石棺壁面繪有彩畫，保存不算太好（《文物》11期）。

在山西省大同市明代府城西南，曾發掘31座遼金墓葬。其中M1為磚築圓形單室類屋式墓，骨灰罐在墓室中部。隨葬陶瓷器18件。墓室內壁和墓頂繪有彩色壁畫。此墓年代應屬金代早期，而不是發掘者認為的遼代晚期。M6為長斜坡墓道土洞墓，南向。墓室內置一具石函，棺蓋內壁刻有「大定四年（1164）正月……嬸母劉……」題記（《文物》12期）。河北省張家口市宣化區下八里墓地東北約1千米處的一座壁畫墓，為石築類槨式墓，南向。槨室東壁繪備茶圖和備酒圖；南壁左側繪2人，為侍奉圖，右側繪一假門，門兩側繪1男侍和1雞（「金雞老翁」），1女僕和1狗（「玉犬童女」），門上部繪「雙頭人」。西壁繪散樂圖。北壁繪屏風前擺放長案、箱子、布袋、金鋌等構成家居圖（《文物》3期）。發掘者認為此墓應為遼代晚期至金代中期。筆者認為應該是金代早中期墓。2012年在河南省三門峽市區化工廠發掘2座金代磚室墓。其中M18保存較好，為磚築類屋式墓，南向，長方形單室壁面有磚雕門窗和雕花等。東壁兩扇假門上，右扇刻「陝州縣司李」，左扇刻「見男李慶二男祥，貞祐二年（1214）十月十五，孫百僧二孫瘦」。西壁假門上部有「李陝」二字（左至右）（《中原文物》4期）。山西省昔陽縣松溪路發掘一座金代磚築類屋式墓，由墓道、甬道、八角形主室和後耳室組成。此墓室結構完整，隨葬品位置明確，為研究晉東地區金代喪葬習俗補充了新資料（《考古與文物》1期）。山西省繁峙縣杏園鄉南關村發現一座金代晚期至蒙元初期的磚雕壁畫墓，圓形墓室內仿木構磚雕、建築彩繪，壁畫保存較好（《考古與文物》1期）。

在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阿來村發現3座土洞墓，均南向，一直排列。應為一處家族墓地。均由豎穴式墓道、墓門和長方形墓室組成，室內有一木棺。M1隨葬鐵豬和鐵牛各1；M2出土一塊磚買地券，可知墓主人葬於金代明昌七年（1196）（《文博》2期）。在安徽省泗縣長溝鎮前李村清理墓葬48座，其中漢代42座，金代6座，均為豎穴土坑墓。其中M9出土陶罐、陶瓶，「大觀通寶」「正隆元寶」等，可定為金代墓葬。原報告定為北宋中晚期有誤（《華夏考古》3期）。

2.兩宋時期

河南滎陽後真村墓地發現7座宋墓，其中3座磚築類屋式墓，4座土洞墓。這可能是一處家族墓地，可惜未發表墓葬分布圖（《中原文物》1期）。河南省溫縣蘇王村墓地發現7座北宋時期磚築仿木結構類屋式墓，出土遺物極少（《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4期）。河南省新安縣城關鎮新安宋村北宋磚雕壁畫墓是一座重要的墓葬資料。對墓葬進行重新測繪、詳細記錄和再研究，是一項新的嘗試（《考古與文物》1期）。河南省洛陽市澗西七里河仿木構磚室墓也有新認識（《考古與文物》1期）。

在安徽省南陵縣弋江鎮奚灘村鐵拐組清理M1和M2。推測原有封土，均為豎穴土坑木棺墓，灌漿封築。M1南向，重棺，隨葬品分層碼放。內棺蓋上有荒帷和旌銘，旌銘白字書寫：「安康郡太□□氏之柩」。棺蓋內頂貼女性人物畫像。棺內屍骨和斂服、隨葬品保存完好。M2為同穴合葬墓，被盜掘（國家文物局主編《201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臨安洪起畏夫婦合葬墓》（文物出版社）報道了浙江省臨安市橫街村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洪起畏夫婦合葬墓。此墓坐東北朝西南。墓地縱長60米、寬52米。由抱手、封土、墓前建築、兩側耳室、主墓室和暗排水道等組成。橢圓形封土位於墓葬中後部，高約5.8米。墓前建築由通道、地坪與拜壇、排水溝（原稱水渠）組成。在所謂拜壇和主墓室之間，有石塊壘砌兩個長方形庭院（分別放置兩盒墓誌）和2個磚砌耳室。主墓室為石築類槨式墓，連體並列雙室，券頂。墓門用條石封砌。左槨室木棺內有1個女性頭骨。右槨室木棺內發現零星人骨，為洪起畏墓。洪起畏墓誌涉及南宋末期重要人物和歷史事件，彌補歷史之缺。浙江慶元南宋胡紘夫婦墓均為磚築類槨式墓，殘存部分塋園遺迹。胡紘墓（M1）被破壞，僅存墓誌。M2槨室後壁砌壁龕。槨內有木棺。石蓋和磚券頂之間為積炭。墓底有排水溝。出土金銀器、銅器、水晶和瓷器等，還有石墓誌（《文物》7期）。這是較為重要的紀年宋墓資料。此外，南宋墓還有江蘇鎮江五洲山墓（《文物》5期）、湖北襄陽檀溪村墓地（《文物》2期）。

四川和重慶地區的石築類屋式墓多有浮雕畫像是地方特色。重慶北碚區苦塘溝墓地，以南宋楊元甲夫婦墓（M4和M3）為代表，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M4槨室左壁龕內陰刻楊元甲墓志銘，方形後龕匾額陰刻「巴岳歸隱」，內刻鎮墓敕告文。M3隨葬石墓志銘。槨室左壁龕內陰刻鎮墓敕告文，兩室右壁龕內均陰刻《楞嚴咒》。方形後龕匾額陰刻「大椿壽墓」，龕內曲足供案上放香爐和2盆插花（《四川文物》6期）。此外，還有四川資中鶴林村爛泥灣南宋墓地（《四川文物》2期）、重慶大足區龍神灣南宋王若夫婦墓等（《四川文物》4期）。

3.元明清時期

內蒙古喀喇沁旗西溝墓是一座磚築類屋式墓，由豎井式墓道、墓門、甬道和方形墓室組成。墓室邊長2.35米、高2.15米，疊澀頂。墓室被盜，殘存人骨。清理1銅鏡和17件泥質黑陶器。可定為元代墓（《草原文物》1期）。河南宜陽仁厚村墓為一座土洞墓，南向。由豎井式墓道、甬道和靴形單墓室組成。墓室內殘存2頭骨等，為夫婦合葬墓。墓室內壁上繪孝悌人物故事圖等（《文物》4期）。發掘者認為此墓是北宋墓，筆者認為可能是蒙元時期墓葬。陝西省西安市南郊長安區「漢人世侯」劉黑馬及其家族成員12座墓葬是蒙元時期考古重要發現。其中葬於元朝中統三年(1262)的劉黑馬墓（M17）居於該家族墓地北部的祖墓位置，其餘墓葬多分布其南面，分東西兩片，略呈扇狀分布。劉黑馬墓為土洞墓，由長墓道、天井、過洞、主墓室、壁龕和後耳室組成，南向。出土灰褐色陶俑、泥質黑灰陶器、金銀器、銅器、鐵器、玉飾件、銅錢、石墓誌和鎮墓石等（《考古與文物》4期）。

今年發現的明清墓較多，北方多是平民家族墓地；南方多是貴富大墓。如北京順義區高麗營鎮於庄墓地，11座明墓（M7~M17）均為土壙豎穴墓，分布密集，應以M13為祖塋。15座清墓（M1~M6，M18~M26）也都是土壙豎穴墓，分屬3組，其中一組以M26為祖塋（《北京文博文叢》1期）。河南省溫縣蘇王墓地有89座明墓，均南向。其中類屋式墓1座，類槨式墓6座，土洞墓24座，豎穴土坑墓58座。似可分成不同家族（《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4期）。在河南省南陽市發掘的11座明代中晚期墓均出土青花瓷器，有的出土石墓誌。其中土坑豎穴墓3座、磚築類槨式墓7座（其中4座用白灰澆漿密封），磚石混築類槨式墓1座。墓主人多為官宦子弟、軍功人員和地方豪紳（《中原文物》2期）。在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阿來村清理的3座土洞墓，出土瓷器是明代陳爐窯常見器物（《文博》2期）。在山東省淄博市周村區發掘的11座明墓，均南向，墓葬排列有一定規律，隨葬品瓷器、木器和銅鏡等，應為一處許姓的家族墓地（《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期）。此外，在北京市通州區土橋地鐵站附近發現12座土坑豎穴明清墓（《北京文博文叢》3期），在石景山京西商務中心發掘清墓10座（《北京文博文叢》3期）。

福建省福州明代祝恆齊墓為磚築類槨式墓，為連體並列5槨室，券頂，南向。墓底有排水溝。根據墓志銘可知，墓主人為明朝戶部員外郎、名醫祝恆齊（1457~1546）父子和妻妾合葬墓。其中西起第3室是為祝恆齊，第4、5室是其長子祝廷玉和兒媳陳氏墓。修墓於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祝廷玉最後下葬於萬曆十一年（1583），歷時36年。此墓兩代人合葬一起，而且錫器傢具保存好，是研究明代中晚期墓葬習俗的重要資料（《福建文博》1期）。丘濬（1421~1491）曾任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等職，是明孝宗時期「理學名臣」。海南省海口市水頭村丘濬墓園修建於明弘治八年，東距明瓊州府城約5千米。墓園坐南朝北。丘濬墓位於墓園南側。整個墓園布局尚不清楚（《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

四川省宜賓市明弘治四年（1491）周洪謨墓為石築類屋式墓，西南向。塋園殘存部分圈墓石，墓碑底座、墓碑殘塊和石供案等。墓碑殘塊存楷書「明賜進士榜」題字。周洪謨墓由墓門、前橫室和雙後室組成，墓底設排水溝。墓內壁有畫像石圖案，局部彩繪。後龕內浮雕仿木牌位。東室長方形牌位上楷書「明故太子少保周文安公之墓」，兩側刻鳳鳥。西室後龕內牌位上無字。參考文獻推定墓主為周洪謨（《四川文物》1期）。重慶市銅梁縣六贏村青龍嘴墓（2012TTQM1）為石築三槨室類槨式墓，西南向。連體東西並列，石板封蓋，平頂。此墓距張文錦家族墓地較近，不排除是張氏後人（《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6期）。

福建省廈門市澳厝村清代蘇養齋墓坐西朝東，殘存塋園呈「風」字形，用「三合土」做圍牆。墓前有石墓碑和石地表，有供桌。墓碑上陰刻楷書「皇清同邑庠生養齋蘇公暨配高氏墓域」。蘇養齋墓為磚壙石蓋的類槨式墓，並列雙室，平頂。周圍用三合土夯築密封。北槨室的木棺內有人骨殘跡，出土隨葬品38件（《福建文博》2期）。

（二）綜合研究

1.綜述

孫勐《北京遼金元考古回顧與展望》（《北京文博文叢》2期）一文，從都城、陵墓、窯址、窖藏、佛塔及地宮等方面，對於北京地區遼金元考古資料進行概述。李永強《北京明代考古回顧與展望》（《北京文博文叢》2期）一文認為，北京是明代考古研究的重鎮，明北京城、十三陵和長城等構築大半部明代考古史。北京明代考古大體分四個階段。吳敬《略論我國古代墓葬的防護措施》（《四川文物》3期）一文指出，從石器時代至宋元時期，有著各種墓葬防護措施，主要表現在屍體防腐、墓室防潮和墓葬防盜上。屍體防腐措施隨著技術的發展在材料和步驟上表現出明顯的時代差異。墓室防潮和防盜措施都經歷從帝王或高等級人物專享到宋元時期普遍運用於平民墓葬的發展過程。孫蕾、朱泓等《鄭州地區漢唐宋墓葬人骨種系研究》（《華夏考古》3期）一文，以滎陽薛村遺址和新鄭多處遺址的漢唐宋墓葬人骨為研究對象，對鄭州地區漢、唐、宋組居民的顱骨標本進行人骨種系的研究，並對漢唐宋中原漢民族的人種成分構成及其演變等問題進行推測和歸納。認為現代北方漢族體質特徵最終形成的時間應不早於宋代。

2.遼金時期

吳炎亮、萬雄飛《遼代契丹貴族葬俗芻議》（載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認為，遼代契丹貴族存在魂歸深山，聚族而葬；使用金屬面具和網路；注重厚葬和流行殉牲等葬俗。林棟《試論遼代墓葬的天井》（《北方文物》4期）將遼墓天井分為豎井式（甲類）、庭院式（乙類）和漏斗式（丙類）三類。認為庭院式天井是契丹貴族的葬俗；而另兩類天井主要是漢族的傳統。遼聖宗開泰年間以後天井逐漸衰落。他還在《試論遼代契丹墓葬的棺屍床》（《北方民族考古》2輯）一文中探討遼墓木棺床、磚土棺床、石棺床的流行年代和源流。黃小鈺撰寫了《遼墓壁畫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綜述》（《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一文。李鵬《遼代墓飾門神圖初探》（《北方文物》4期）一文認為遼墓的門神有神荼、鬱壘二神，鍾馗，武士門神，金剛力士門神等。這種源自農耕漢文化的門神習俗，逐漸為遼朝各民族、各階層的人群所廣泛接納。啟門圖是老生常談的壁飾題材。丁雨《淺議宋金墓葬中的啟門圖》（《考古與文物》1期）收集99個墓例，試圖在分類統計和前人研究基礎之上，從語境、門、婦人、東漢啟門等幾個角度，進一步探索這一時期啟門題材的相關問題。遼代的女真文化在我國境內發現較少。林秀貞《遼陳國公主墓出土的玉佩精品》（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介紹了墓中幾件以龍、鳳及魚為主題的盒、瓶類玉飾，探討遼代玉飾藝術風格及其對金代玉飾的影響。馮恩學《遼代的女真文化》（《邊疆考古研究》18輯）根據俄羅斯境內黑龍江中下游地區發現的40餘個墓地資料，從封堆與窪坑、立柱遺迹、葬具、墓主的葬儀與葬式、隨葬品等幾方面對遼代女真考古的主要發現做了概述，方便了國內外學者對女真文化考古學的進一步研究。

完顏希尹家族墓地位於吉林省舒蘭市小城子鄉東新開嶺一帶。墓地範圍東西長約5000米、南北寬約2000米。可分5個墓區。完顏希尹墓在第2墓區。顧聆博《完顏希尹家族墓地遺址研究新認識》（《邊疆考古研究》18輯）一文，從墓區、墓葬和隨葬品三個方面對墓地材料進行概述，並從墓穴和神道碑的位置、所謂「鐵券」和墓室等級的探討中，認為M1是完顏希尹墓。

蔣忠義、李春林《西夏陵形制與建築特點》（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簡述西夏陵概況和帝陵名稱年代；重點通過和唐宋陵比較，對西夏陵平面布局、建築形式和技術特點等進行了歸納。認為佛規意識影響到皇陵的建築形式。實心夯土建築加精美的外裝修是西夏陵突出的特點。

3.兩宋時期

吳敬《南方地區宋代墓葬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對南方地區宋墓進行綜合研究，試圖建立不同小區域內的斷代標尺，歸納墓葬特徵，總結南方宋墓的葬俗共性及其成因等，提出一些值得重視的新認識。

宋代族葬之風盛行，家族墓地是家族喪葬理念及其禮制特點的集中體現。北宋時期相州韓氏有3處家族墓地，即豐安祖塋（今河南安陽殷都區皇甫屯西地）、新安韓琦父母等塋地（今河南安陽水冶鎮西）和韓琦夫婦塋地（今河南安陽殷都區皇甫屯西地）。金連玉《試論北宋相州韓氏家族墓地的墓葬位序與喪葬理念》（《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一文，結合考古與文獻材料，以新安塋地和韓琦夫婦墓所在的豐安新塋地為例，對其家族墓地的墓葬位序及喪葬理念進行初步探討。指出韓氏家族在北宋時期以「五音姓利說」規劃墓地，集中埋葬家族成員，但墓葬位穴之間的尊卑關係又與文獻所記載的五音墓地有所出入。南、北方地區的禮樂制度，自唐代以來一直存在一定差異。金連玉《南宋北方移民墓葬初探——以墓葬形製為中心》（《四川文物》2期）一文認為，南渡後的北方移民及其後裔墓葬，與本地墓葬之間無明顯差異，多數採用南方本地流行的墓葬形制埋葬。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僅與北方移民的「權葬」思想有一定關係，可能也與南方地區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有關。

楊效俊《陝西韓城盤樂村宋墓壁畫的象徵意義》（《文博》5期）一文認為，陝西韓城盤樂村宋墓壁畫雖然以墓主人為中心，但並不是簡單地反映墓主的工作、信仰和娛樂生活。該墓壁畫將宋遼時期業已成熟和完善的圖像重新組合、繪製在墓室的相應空間，從而產生獨特的建築與圖像程序和象徵意義：寂滅為樂。此文較有新意。江蘇溧陽宋代李彬夫婦墓是一座重要的宋墓資料。彭輝《江蘇溧陽北宋李彬夫婦墓出土俑像、墓誌及葬俗特徵研究》（《東南文化》3期）認為李彬墓是一座具有濃郁道教喪葬風俗特徵的北宋墓葬，出土「十二辰」俑、「仰觀伏聽」俑、「天關地軸」俑、「廉路神」俑、「當壙當野」俑等器物，遵循《大漢原陵秘葬經》的規定。新刊布的墓誌資料，揭示北宋時期溧陽李氏家族的譜系，較為重要。鄧菲《試析宋金時期磚雕壁畫墓的營建工藝——從洛陽關林廟宋墓談起》（《考古與文物》1期）一文在磚雕工藝討論的基礎上，利用墓葬題記與考古資料，進一步探討宋金時期磚雕壁畫墓的營建以及工匠在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試圖理解特定區域內墓葬圖像呈現出的模式。兩宋文人墓葬中成套出土書寫用具，並形成「文房四士(友)」的搭配組合。揚之水《宋墓出土文房器用與兩宋士風》（《考古與文物》1期）一文，結合文獻對兩宋墓葬出土文房諸物進行考證，指出宋代文房器具除筆墨紙硯之外，還包括士人愛賞的各種雅物清玩。文房器用隨葬有著特定的文化背景。廖奔《北宋雜劇藝人肖像雕磚的發現》（《中原文物》4期）和康保成《新發現的四方北宋銘文雜劇磚雕考》（《中原文物》1期）都對2014年徵集的4塊汴京北宋雜劇藝人「丁都賽、薛子小」等肖像墓葬雕磚進行介紹和探討。需要指出的是，這4件題名藝人肖像雕磚的真實性還須慎重認定。

四川省成都市二仙橋南宋墓中出土的一批瘞埋石刻，包括買地券、敕告文券、華蓋宮文券、鎮墓真文券等，是研究道教和中國古代喪葬習俗的重要資料。章紅梅《〈成都市二仙橋南宋墓發掘簡報〉釋錄校補》（《考古與文物》3期）對已經發表的拓片和錄文存在的疏漏做了校補，有利於學者再研究。

4.元明清時期

董新林《北方地區蒙元墓葬初探》（《考古》9期）一文根據碑銘資料，結合喪葬習俗的不同特點等，將北方地區蒙元墓識別為蒙古族人墓葬、「蒙古族化」人的墓葬、色目人墓葬和漢人墓葬等四類。並對蒙古族人等的喪葬特徵進行初步歸納，為認識無碑銘的蒙元墓提供參考。徐學琳《南方地區元代墓葬形制探析》（《南方文物》3期）將南方地區元墓分為八類和五個文化區。認為各文化區主要繼承宋代以來的文化傳統而各具特點，同時也表現出一致性的趨勢，這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各地區社會文化的發展軌跡相符合。此文墓葬形制劃分標準不統一，略顯煩瑣和混亂。袁泉《繼承與變革：山東地區元代墓葬區域與階段特徵考》（《考古與文物》1期）綜合考慮地域文化、人群特點、地理形勝和政治衝擊等因素，較好地建立起蒙元時期山東地區墓葬的整體時空框架。她認為，元代墓葬在當地宋金盛行的圓形單室磚雕壁畫墓基礎上，墓葬類型更趨多樣化；同時一些小範圍的局部區域特徵日漸明顯，如膠東半島獨具特色的石塔墓，以及濟寧、嘉祥和鄒縣地區融南匯北的墓葬特點等。楊潔《陝西關中蒙元墓葬出土陶俑的組合關係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4期）將關中地區蒙元墓葬隨葬陶俑分為鎮墓神煞、出行儀仗、隨侍供奉和家畜動物俑4類。認為陝西關中地區形成了使用陶質俑群及明器隨葬習俗；墓主人多為「漢人」，帶有濃郁道教文化色彩。

董新林《明代墓葬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述論》（載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對兩京地區顯貴墓、隨葬品獨特的墓葬、有壁飾墓葬、邊疆「最高長官」墓、太監墓等進行了概述，並指出明墓考古學是研究薄弱、大有可為的領域。袁勝文《江西明墓的類型和分期》（《南方文物》3期）將江西明墓分為五個類型和三個時期。認為弘治晚期至嘉靖初期（中期）是江西明墓的變化期，其原因與經濟狀況、地理條件和喪葬觀念等因素有關。萬曆是明神宗朱翊鈞在位時的年號。安葬明神宗朱翊鈞及其皇后的陵寢——定陵是目前唯一正式發掘的古代皇陵。關於定陵考古資料的研究較多，但是對萬曆帝後獨特葬式的關注很少。恩子健等《萬曆帝後葬式分析》（《北京文博文叢》1期）大膽推測萬曆帝後出現三種不同的「S」形側卧式葬式可能與佛教有關，是借鑒「吉祥獅子卧」的佛祖卧姿做葬式，是一種特殊的現象。江西星子縣秀峰塔園發現三座類屋式墓，墓室彩繪壁畫，坐北朝南。這在以類槨式墓為主的南方地區是較特殊的現象。徐長青、胡勝《江西星子縣明代壁畫墓的佛教文化特色》（載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概述3座墓葬的基本情況，並探討墓葬的佛教特色。認為塔園內3座墓葬墓頂呈覆缽狀，墓室內繪有蓮花圖案，用須彌座棺床，還發現塔身、塔檐等石構件，可以判斷這是明代開先寺的高僧墓，是重要考古發現。

王岩《定陵出土文物與〈明史·輿服志〉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將考古資料和文獻結合，介紹定陵出土的帝後服飾、冠、帶、佩等，認為萬曆時期冕冠服基本上遵照明初定製，也兼有明中期的特點，又有新的突破。

韓佺《清代后妃陵墓格局考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9期）認為清代后妃陵墓分為皇后單獨建陵，後、妃陵園合建，妃園寢單獨營建三類。后妃埋葬位次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統治者喪葬理念的轉變，即在吸納儒家倫理綱常、尊卑有序觀念的同時，兼顧了以血緣關係為核心的「聚族而葬」的埋葬特性。並在位次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清代「內、外雙層塋區」兆域格局的概念。

三　手工業遺迹遺物考古發現與研究

（一）陶瓷器和窯址

今年瓷窯等遺址的考古新資料不多，但都很重要。浙江龍泉窯創燒於北宋早期，興盛於南宋至元初。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各地制瓷業的興起，龍泉窯逐漸衰落。清代中葉以後停燒。《龍泉大窯楓洞岩窯址》（文物出版社）報道了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發掘楓洞岩窯址的最新成果。主要有窯爐、大型房屋及其道路、水溝、儲泥池、水井等重要遺迹，出土大量民用、官用瓷器和制瓷工具等；瓷片達數十噸。通過發掘，揭示了龍泉窯陶瓷生產完整的工藝流程，確認一批明洪武至永樂年間的龍泉青瓷。並認識到楓洞岩窯址宮廷用瓷與景德鎮珠山產品有共同的「樣」；楓洞岩窯址不是官窯，其燒造宮廷用瓷是朝廷「制樣須索」。2013~2014年發掘的繁昌窯柯家沖遺址和駱沖遺址是重要的考古發現。柯家沖遺址清理龍窯1座，作坊基址2處、路面1處、排水溝2條和工棚1處。窯內出土瓷器較為精美，供應上層社會。駱沖遺址清理龍窯1座、房址1座、路面1條。產品面向民眾。駱沖一號龍窯是我國分室龍窯較早形式之一。駱沖窯址專燒青白瓷，創燒於五代，繁榮於北宋早期，是研究青白瓷起源的重要資料（國家文物局主編《201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區臨水鎮窯址是一處從北朝沿用到元代的磁州窯遺址，是滏陽河流域磁州窯的中心窯場之一。其中金代遺物最為精美，是研究磁州窯興衰的重要資料（《文物》8期）。福建南靖縣東溪窯是明清時期閩南地區一處較重要的外銷瓷窯場。在封門坑窯址發現保存較好的窯爐、作坊、居住址和瓷土礦洞等（《福建文博》3期）。

在江蘇南京雨花台區窯崗村發掘的琉璃窯遺址，清理出14座明代琉璃窯、窯作場地和護坡等遺迹，是重要發現之一。這批琉璃窯始燒於明朝洪武年間，廢棄於明末。其中琉璃窯多由窯門、火膛、窯室和煙囪等構成。這些琉璃窯屬於全倒焰式窯，代表了傳統燒造技術的進步。窯址中出土的大量器物，以板瓦、瓦當、滴水等建築構件為主，上施黃、綠、黑釉，造型精美；也出土瓷碗、陶模等器具（《文物》10期）。

陶瓷考古的研究論文較多，其中不乏較為重要的論述。眾所周知，景德鎮是中國陶瓷考古的重鎮，是中國古代制瓷業後期的中心窯場。實際上在唐代元和八年（813）即有制瓷的文獻記載，但考古一直沒有發現早期瓷窯遺址。秦大樹等《景德鎮早期窯業的探索——蘭田窯發掘的主要收穫》（《南方文物》2期）一文，根據浮梁縣蘭田窯大金塢窯址和萬窯塢窯址發掘資料，對景德鎮早期窯業提出新認識。第一，初步總結景德鎮地區早期龍窯從長變短，坡度從緩到陡，建築方式從凸築到磚砌的變化趨勢；第二，將景德鎮地區9~10世紀的窯業分為5段，確定各段年代，即從晚唐後期（9世紀後半葉）至北宋早期（10世紀晚期），並總結各階段的基本特徵；第三，9~10世紀景德鎮生產的青綠釉、青灰釉、白釉等三類釉色器物是同時生產的特色器物。此三類產品分別受到江西洪州窯、浙江越窯和北方地區白瓷生產技術的影響，也有少量長沙窯的工藝特徵。江建新《元代至明初景德鎮地區制瓷技術及其源流考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期）一文認為，元代景德鎮制瓷技術有了空前進步，不僅吸收國內著名窯場的燒造技術，也汲取中東、韓國等優秀制瓷工藝；同時景德鎮產品和技術也擴散到這些地區以及歐亞大陸，標誌著景德鎮早期全球化的開始。丁鵬勃《明代御窯窯爐及燒成工藝探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期）一文認為，明代景德鎮御窯從明早期葫蘆形窯演變為中晚期的饅頭形窯。萬曆中期以後饅頭窯從前窄後寬式變為前後等寬。並辨析火監熿窯、色窯和風火窯等性質。

項坤鵬《宋代宮廷用瓷來源探析》（《考古與文物》1期）一文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認為宋代宮廷用瓷來源有土貢（道州府所貢）、朝貢（藩屬國所貢）、賦稅、宮廷須索（對宮廷的非正常供給）、臣下進貢等。從產品組織生產角度講，有「置官監窯」和「官方科買或買民窯產品」兩種方式。王小迎、王睿《江蘇揚州南宋寶祐城西城門外出土陶瓷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9期）一文，對發掘區第3層出土陶瓷器的器形特徵、裝飾手法、釉、胎等進行類型學研究，揭示了宋代以來揚州城瓷器使用情況以及與周邊窯口的關係。

尚剛《元代卵白釉瓷器的分類》（《故宮博物院院刊》5期）一文將元代卵白釉瓷器分為供奉瓷、官府共用瓷和商品瓷三類。袁勝文《南方地區唐宋制瓷饅頭窯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期）一文將南方地區唐宋制瓷饅頭窯分為四川盆地、廣東和浙江杭州3區，歷經唐早期、唐中晚期、北宋早中期、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和南宋末元初六期。並指出北方饅頭窯在南方地區興盛與否與當地的瓷業基礎強弱關係呈反比。

吉州窯是宋元時期重要的瓷窯。王睿《吉州窯之永和窯與臨江窯初步比較》（《南方文物》2期）一文，對吉州窯中的兩個重要遺址永和窯和臨江窯進行對比研究，認為這兩個窯址屬於兩個類型。永和窯與北方諸窯關係密切，元代以後廢棄；臨江窯主要與南方諸窯有更多的傳承，在明代臨江窯仍在生產。羅輝《吉州窯綠釉瓷枕的裝飾藝術探討》（《南方文物》1期）一文，對吉州窯綠釉瓷枕進行了綜述。指出瓷枕現存如意形和八角形兩種器形，屬於低溫釉瓷，主要採用刻劃花和印花裝飾。王嫚《景德鎮湖田窯與潮州筆架山窯青白瓷的比較研究》（《中原文物》1期）一文認為潮州筆架山窯青白瓷是在湖田窯的影響下產生的，但又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德化窯因集中在福建德化縣而得名。唐末五代時期生產青釉瓷；宋元時期以白瓷和青白瓷為主要產品；明代以質優的「中國白」白瓷聞名歐洲。德化窯是我國重要的外銷瓷產地。王睿《德化窯窯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載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對龍窯窯爐結構、各窯址瓷器比較、窯具與裝燒工藝、燒成溫度等進行詳細分析。將德化窯分為6個窯群。其中宋元時期的蓋德窯群以碗坪侖窯為代表；潯中窯群則以屈斗宮窯代表南宋至元代窯址；以甲杯山窯代表元明時期窯址。

彭善國、劉輝《東北、內蒙古出土的耀州窯青瓷——以墓葬材料為中心》（《考古與文物》1期）一文認為，出土耀州青瓷的遼墓，主要分布在內蒙古東南部和遼寧西部，且時代絕大多數在1020年之前，墓主人多為契丹貴族。青瓷或是通過五代對契丹的貢奉或貿易流入遼境的。東北、內蒙古金代耀州青瓷只有20餘件，散見墓葬、城址和窖藏內，變為民眾日用品，流布地域比遼代有所擴大，這反映了金代各窯場產品競爭與流通格局的變化。崔劍鋒、彭善國《塔虎城遺址出土部分瓷器的成分分析與產地推測》（《邊疆考古研究》18輯）一文對吉林省前郭爾羅斯縣塔虎城出土的化妝白瓷和白釉黑花瓷器的成分和產地進行了測試和分析，認為化妝白瓷都是冮官屯窯生產，而白釉黑花瓷器的產地來源不詳。

（二）冶鐵遺址

遼代冶鐵遺址缺少考古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對北京市延慶縣大庄科礦冶遺址群進行4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取得重要收穫。遺址由礦山、冶煉、居住和作坊遺址構成。考古調查發現礦山5處，冶煉遺址4處，居住和作坊遺址3處。其中水泉溝生產鏈條較為齊備，在遺址群中居於核心地位。目前發現煉鐵爐10座，其中水泉溝冶煉遺址有5座，發掘其中4座，保存較好。根據出土遺物和14C測年，判定該遺址為遼代。水泉溝生活和作坊遺址位於煉鐵爐遺址東北側，相距約100米。大庄科礦冶遺址群是目前國內發現保存煉鐵爐最多、爐體保存較好的遼代冶鐵遺址（國家文物局主編《201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解小敏《對北京地區遼代冶鐵考古研究的思考——由延慶水泉溝遼代冶鐵遺址說起》（《北京文博文叢》1期）一文梳理了遼代冶鐵史和冶金考古研究現狀，側重介紹北京市延慶縣水泉溝遼代冶鐵遺址的新發現概況及其新認識，並對遼代冶鐵考古提出自己的認識和展望。

（三）窖藏

1991年，在南京市高淳區胥溪河的水利建設中發現一處元代窖藏，出土30餘件具有南宋時代特徵的金銀鋌、金飾件和少量典型的元代瓷器。金銀鋌皆有戳記銘文，銘文涉及成色、重量、地域、工匠名或金銀鋪號、用途等，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窖藏形成可能與元至正十二年（1352）或至正十五年（1355）當地發生戰爭有關（《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2期）。

陝西省渭南市華縣咸林中學校門前發現的一處南宋銅錢窖藏，形製為一橢圓形土坑。坑內銅錢用繩子相串零散擺放，被少量石、磚塊覆蓋。銅錢重量約4噸。其中有北宋時期26個年號錢、3個非年號錢，南宋2個年號錢，金代1個年號錢，共70種錢幣。此次發現的北宋錢年號之連續、種類之多、數量之大，在陝西地區比較少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

四　宗教遺存考古發現與研究

這一階段的宗教遺存幾乎都屬佛教方面。陳筱、孫華《中國石窟寺保護性建築的設計與實踐》（《四川文物》2期）一文，對中國石窟寺所做保護性建築的歷史進行考察，認為在龕窟外部修建保護性建築及設施是中國石窟寺保護的主要方式之一。從敦煌莫高窟加固工程、龍門奉先寺保護到雲岡石窟保護性建築的設計與實踐，保護性建築方案在與時俱進。理性科學、綜合考慮的設計思路代表了石窟保護性建築設計未來的發展趨勢。

於博《從遼塔造像看密教對遼代七佛造像的影響》（《北方文物》3期）一文根據對遼塔七佛造像的個案解讀，認為密教對遼代七佛造像體系影響巨大，遼代民眾通過修行過去七佛所說的密宗陀羅尼經咒而祈福，可見遼代七佛信仰有著護世護法功能和現實功利性。在北京西山大覺寺發現一塊金代石刻，詳細記述金代禪門曹洞宗著名僧人青州希辯的生平和影響，對於研究金代禪宗歷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宣立品《大金國燕京宛平縣陽台山清水院長老和尚塔記》（《北京文博文叢》3期）一文，對這塊長老和尚塔記做了錄文和考述。

四川大足北山佛灣第137龕是一鋪南宋紹興時期所作陰刻線描畫。該作依據《維摩詰經》而繪，完整地表現了文殊問疾維摩詰的情景。畫面留有關於畫工、刻工、主持人、功德主、製作年代等諸多題記，是研究晚期佛教美術不可多得的案例。米德昉《大足北山宋刻〈維摩詰經變〉及其相關問題考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3期）通過田野考察與文獻甄別，對各類錯訛予以商榷補正，並對經變之內容、粉本、作者等問題加以考述。四川安岳縣茗山寺石窟現存造像12龕，其中較完整的龕窟6座。還有碑刻12方、題記11則和石塔殘跡1處等。根據造像形式和風格等判斷，主要窟龕的開鑿時間在北宋後期至南宋前期之間（《四川文物》3期）。四川南充白塔（即無量寶塔）是一座仿木構樓閣式方形磚塔，高約40米。王書林、徐新雲《四川南充白塔建築年代初探》（《四川文物》1期）一文，將南充白塔所反映的仿木構建築形制特徵，與該地區同期磚石塔進行對比，發現其不對稱性和裝飾性均較強。推測南充白塔建造年代為南宋中後期。

南京大報恩寺是明代皇家寺院，其前身為北宋重建的長干寺（後稱「天禧寺」）。明代大報恩寺總體分南北兩區。北區沿中軸線依次設置金剛殿（山門）、香水河橋、天王殿、大殿、琉璃塔、觀音殿、法堂等，中軸線兩側設置御碑亭、經藏殿等。考古學者於2008年開始發掘琉璃塔基遺址和地宮。塔基平面呈八角形，由5層結構環繞，中心下面有地宮。圓形豎穴土壙狀的地宮保存完好，清理出金、銀、銅、鐵、陶、瓷、玉、瑪瑙、水晶、玻璃、絲綢、香料等236件（份）和大量銅錢。其中有《金陵長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記》（《文物》5期）等文字資料和「佛頂真骨」舍利、「感應舍利」和「諸聖舍利」，是佛教考古的重要發現。祁海寧、周保華《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塔基時代、性質及相關問題研究》一文，根據遺迹現象和出土《石函記》等遺物，認為大報恩寺塔基（TJ1）和地宮（DG1）建成於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是北宋長干寺真身塔（即天禧寺聖感塔）的塔基和地宮。YJ1是明永樂至宣德時期修大報恩寺琉璃塔而搭建的大型鷹架。H37可能是南朝長干寺阿育王塔地宮（《文物》5期）。祁海寧《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六號井的發掘及與「義井」關係的探討》（《東南文化》4期）一文認為，大報恩寺遺址北區北側的一座磚砌水井（編號J6），分為上下兩段，下段建於北宋，上段為明代加建而成。J6的下段保存完整，砌造精良，規模在該遺址所有已發現宋井中最大。該井很可能為北宋高僧可政與名相李迪聯手創建的「義井」。

四川高縣半邊寺摩崖造像現存造像4龕，其中3龕開鑿於明代。這是一處佛道合一的造像群，是四川地區少見的龕形較大的明代摩崖造像。「三身佛」作為主尊是四川地區明代佛教藝術的典型題材（《四川文物》1期）。陳鳳貴、姚軍《四川馬邊縣明王寺初探》（《四川文物》1期）一文，通過考古調查和勘察指出，明弘治十七年（1504）在四川馬邊縣創建「牛王寺」，旋改為明王寺，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改為「名望寺」。明王寺現存建築有天王殿、大雄寶殿（佛殿）、三清殿，佛殿與三清殿之間有靈池。明王寺是少數民族地區一處重要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建築群。

遼寧省遼陽縣首山清代塔基遺址由石砌圍牆、地坪、塔基和地宮組成，南向。石砌圍牆平面呈近方形，東西邊長11.2米、南北邊11.8米，牆寬0.6米。塔基地坪部分呈「凸」字形，方形基礎地坪鋪磚，南部正中有磚鋪踏道。正中為近方形塔基，用石塊大石條圍砌，東西寬2.5米、南北2.7米。石條內填斷磚。地宮呈方形，邊長2.7米，前面有斜坡通道。地宮內磚砌棺床上放置青花骨灰罐，粗瓷大碗、三足玉香爐、石硯等。據考證，該塔基遺址為清初清風寺天律禪師的舍利塔（《北方文物》4期）。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蒙古國時期，道教盛行。陳曉敏《論元代北京地區道教的發展——從北京地區現存元代道教碑刻談起》（《北京文博文叢》1期）一文對在北京元大都發現的12通元代道教碑刻進行介紹。指出北京地區現存元代道教碑刻的碑文主要是反映全真教、玄教、大道教等內容，與史料記載一致。北京地區的道教在元朝達到發展高峰。

五　邊疆民族和中外文化交流

（一）土司考古的新資料

土司遺址考古近年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矚目。2015年「土司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孫華《中國土司遺址考古》（《南方考古》1期）一文對中國西南土司遺產的背景、3處提名世界遺址土司遺址概況和5篇關於播州楊氏土司遺產考古和保護研究的論文要點進行概述。他認為，泛稱的「土司」制度至少可分兩期：魏晉至兩宋的「羈縻時期」；元至清的「土司時期」。湖南永順縣老司城遺址、湖北咸豐縣唐崖城遺址和貴州遵義市海龍囤遺址，涵蓋了貴州高原邊緣歷史上有影響的土司遺存，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這三處土司遺址既分別是永順彭氏、唐崖覃氏和播州楊氏土司歷史的實物記錄，是中國西南地區土司治城遺址的典型代表，更是古代中國中心地區與邊遠地區文化交流的物質遺留，是中國古代從羈縻到土司制度發展演變的歷史見證。

繼2014年湘西彭氏土司的司治所在——湖南永順老司城考古發掘報告發表後，2015年又有一組貴州播州土司的考古發掘和研究資料得以刊布，再次引爆有關學者的眼球。周必素、李飛《貴州遵義市播州楊氏土司遺存的發現與研究》（《考古》11期）從遺址和墓葬兩個方面，對播州土司遺存進行全面梳理。指出播州楊氏土司不僅建有白錦堡和穆家川先後做司治的「平原衙署」，而且還在地勢險要的山巔修建以海龍囤為核心的山城防禦體系。完善的關囤山城防禦體系和田莊堰塘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海龍囤「新王宮」採用中軸線對稱、大堂居中、前堂後室的布局，反映出中國傳統官署建築的特徵。墓葬方面不僅有楊烈墓等9個土司墓，還有3座疑似土司墓，以及楊忠勇等貴族墓和羅氏家族墓地等。播州楊氏土司墓地不集中分布，分葬四處，但墓地有完整的規劃。墓園內包括垣牆、園門、祭祀性建築、墓碑、墓室和高大的封土堆等。有的墓室前方設有神道、祭台和石翁仲等。貴州遵義海龍囤城是播州楊氏土司留下的最為重要的遺址。李飛等根據對海龍囤遺址城垣和13個關隘及門址的調查與清理髮掘，將海龍囤城分為兩大期。第一期城垣即為南宋末抗蒙山城——「龍岩新城」。第二期城垣即為明朝的土司城堡。並探討了「龍岩新城」平面布局和明代城堡布局和沿革（《考古》11期）。貴州遵義養馬城是播州楊氏土司營建的山城，是海龍囤城的「羽翼」。簡報介紹石城形狀布局，認為此城興廢與海龍囤城基本一致，始建於南宋末，與宋蒙戰爭有關，廢棄於明代萬曆末年（《考古》11期）。

貴州遵義市新蒲播州楊氏土司墓地，時代從南宋末到明代末，是西南土司遺存考古重大發現。墓地內確認（南宋晚期）楊價墓（M3）、（明初）楊鏗墓（M2）和（明萬曆年間）楊烈墓（M1），均夫妻合葬，棺床底有腰坑。墓向均為坐西南朝東北（《考古》7期）。楊價墓為雙室並列的木構類槨式墓，因未被盜掘，出土大量金銀器等。楊價墓出土的器物和墓園建築構件，為判斷海龍囤一期城址及養馬城的年代屬於南宋提供了重要參考（國家文物局主編《201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楊鏗墓位於東南側坡地前端，沒發現墓園。楊鏗墓為三室並列的石築類槨式墓，朝東北向。南室和中室前方均各發現一個碑座墊石和一個石函，函內有一盒石墓誌（《考古》11期）。遵義市團溪播州第25世土司楊輝墓塋園呈東南向，平面呈「凹」字形。塋園外疑有楊輝墓祠（現為雷音寺遺址）。楊輝墓居塋園中部偏東，夫妻妾的3人合葬墓，並列石築類槨式墓，中室（楊輝墓）和西室的封門石外側，各有一個石函，函內放置一盒石墓誌，用十字鐵條箍封。東室棺床下有坑，坑內有石函，函內有一石買地券。每個槨室後面各有一通石墓碑(《考古》11期)。

（二）中外文化交流

中國在國外考古發掘項目越來越多，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體現。秦大樹《探尋東非古國馬林迪——北京大學肯亞陸上考古的主要收穫》（載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介紹了發掘肯亞曼布魯伊村遺址和馬林迪老城遺址情況和主要成果。認為通過對馬林迪王國兩處的重要遺址的發掘，首次認定馬林迪王國創始於9~10世紀，曼布魯伊可能是早期馬林迪王國聚集地。這是東非歷史研究的重大推進。在10~11世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載體的中國瓷器已抵達此地區。永樂通寶、永樂官窯青花瓷和明早期龍泉窯的御窯瓷片等，為鄭和到訪東非提供重要證據。《蒙古國後杭愛省浩騰特蘇木胡拉哈一號墓園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報道了中蒙聯合考古隊於2006～2007年發掘蒙古國後杭愛省胡拉哈一號墓園的資料。共發現1座匈奴墓、6座漠北回鶻汗國時期墓葬及17座蒙元時期墓葬，出土一批重要的文物。發掘者探討了墓園布局和結構，並確認該墓園建於漠北回鶻汗國時期。

姜波《從泉州到錫蘭山——明代中國與斯里蘭卡交往的考古學實證》（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介紹了在斯里蘭卡加勒港出土的「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此碑用三種文字記述鄭和代表大明皇帝給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主神貢獻布施的史實；同時介紹中國泉州發現的欽賜「世」姓的錫蘭國後裔的祖塋與墓碑，揭示了錫蘭國後裔留居東方大港泉州的歷史。以此為基礎，該文探討了元明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族群、語言與宗教背景。伊斯蘭玉石雕刻有著悠久的歷史。許曉東《13~17世紀中國玉器與伊斯蘭玉雕藝術的相互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探討中國玉器與伊斯蘭玉雕藝術的關係。認為15世紀以來伊斯蘭玉器藝術的發展，與蒙古人西征並成為該地區的統治者及其對漢地玉雕傳統的接受和推崇息息相關。除了草原和海上絲路，西藏是明朝與中亞、南亞諸國交往的重要通道。馬文寬《掐絲琺琅和眼鏡製作技術的傳入》（載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認為歐洲及拜占庭的琺琅生產技術，在元順帝時經伊斯蘭世界傳入中國，在明代進入繁榮時期，以景泰藍為代表。經明清百年發展，景泰藍成為中國傳統工藝名品，遠銷海外。眼鏡是明代早期經伊斯蘭世界由海、陸兩途傳入中國，稱為優逮。明代中期始有眼鏡之名。明末清初，我國才能自己製造眼鏡。

六　古建築考古

王進先《長治宋金元墓室建築藝術研究》（文物出版社）一書，將數十年宋金元時期仿木結構墓的考古資料和地面古代建築有機結合，根據《營造法式》規制，對墓室內仿木結構的柱枋斗拱各部做法，以及墓室內磚雕、壁畫等進行較全面的研討。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研究。

徐怡濤《〈營造法式〉大木作控制性尺度規律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6期）一文，依據《營造法式》大木作等項制度，推算《營造法式》大木作的控制性尺度規律，並以現存唐至元朝古建築實例加以驗證。通過上述文獻和實例的綜合研究，提出了對中國古代木構建築模數制和對尺度研究方法的若干認識和思考。萬榮稷王廟位於山西省萬榮縣太趙村內。稷王廟坐北朝南，平面呈長方形，南北約80米、東西寬約45米。院內中軸線從南起依次有戲台和大殿兩座古建築，東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現代簡易房。其中大殿是已知僅存的北宋時期廡殿頂建築，在中國建築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張夢遙、徐怡濤《宋至民國時期山西萬榮稷王廟建築格局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3期）一文以稷王廟現狀測繪、考古勘探及訪談資料為基礎，結合相關文獻和研究成果，探求萬榮稷王廟格局的歷史演變歷程，復原出稷王廟自宋、金、元、明清至民國時期，各個重要階段寺廟歷史格局圖。俞莉娜、徐怡濤《山西萬榮稷王廟大殿大木結構用材與用尺制度探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6期）一文根據對山西萬榮稷王廟的調查和精細測繪成果，整理出該廟大殿斗拱類構件、柱樑類構件及平面屋架尺度三類數據。運用統計學中對總體平均值的估算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處理，獲得了大殿各類大木作尺度數據的校正復原值。

勾欄瓦舍是宋元時期民間興旺的演出娛樂場所。秦建明《勾欄瓦舍試解》（《文博》4期）從古代建築結構入手，認為古代所謂的瓦舍，就是並聯的卷棚建築，以形似瓦壟，而名瓦舍。而勾欄則是欄杆的一種。欄柱外側與底部橫樑間有一斜撐，以形似勾矩，而名勾欄。因其是演出場地所用，故勾欄瓦舍，也就成為古代娛樂場所之代稱。

北京先農壇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時稱山川壇，歷經修繕，主體建築沿用至今。這是明清帝王舉行農耕典禮、祭享先農等神靈的壇廟。其中太歲殿是最為重要、保存最完整的建築群。太歲殿內中軸線從南到北由拜殿、太歲殿和東西廂房組成，有圍牆。宋長忠《北京先農壇太歲殿建築特色分析》（《北京文博文叢》3期）一文指出，在太歲殿修繕過程中，通過對建築風格和梁架的研究分析判定，太歲殿生體結構仍為明代原物。

朱海仁《廣州古祠堂建築初探》（載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一文指出，廣東漢族居民分三大民系，即廣府民系（講粵語）、潮汕民系（講潮汕話）和客家民系（講客家話）。他根據文物普查資料，對明清時期廣府民系和客家民系祠堂的布局、建築特色進行了總結。

七　墓誌、碑刻等

在河南省焦作市白作村北宋李從生墓中出土一方墓誌。陳朝雲、趙俊傑《北宋李從生墓誌探微》（《中原文物》3期）一文指出，墓主李從生為北宋神宗年間籍貫澤州的平民。其子李吉於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為其建墓置志。元祐初年，李吉從澤州帶領全家遷徙至懷州開採並經營煤礦，興業旺族。此墓誌對研究宋代焦作的煤炭開採及社會階層等提供重要資料。降臣呂師孟是南宋晚期著名的「呂氏軍事集團」的成員之一。向珊《方回撰〈呂師孟墓志銘〉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6期）指出，在江蘇蘇州出土的呂師孟墓志銘，完整記載了其生平、宦跡及姻親狀況等，以及南宋駙馬楊鎮有關信息，可補史料之缺。墓誌作者為宋元之際的著名詩人方回。該文不見於方回的傳世文集和《全元文》，是一篇重要的佚文。四川瀘縣宋墓以精美畫像石而聞名。李偉、任江《四川瀘縣宋墓三通碑誌石刻略考》（《四川文物》2期）一文，考證宋墓出土的古驥墓誌、陳鼎墓誌和張氏族譜碑。墓主人均為底層仕宦，墓誌涉及了該階層喪葬活動中遵從堪輿地鏡法與理氣派的習俗。其中張氏族譜反映了視先人墓葬為「慶堂」或「吉宅」以祈福的喪葬風尚。

遼寧省遼陽市出土的《金贈光祿大夫張行願墓誌》（《北方文物》3期）是與遼金時期渤海遺民有關的重要資料。墓誌較詳細記載合葬於金天德二年（1150）的渤海遺民張行願家族情況，其二子張浩曾任宰相，封南陽郡王，可補史料之缺。但該墓誌後來遺失，《全遼文》等著錄資料不完整。李智裕《〈金贈光祿大夫張行願墓誌〉補釋》一文根據遼陽博物館館藏墓誌拓片，結合相關材料對張行願墓誌進行補釋。

劉黑馬是蒙元時期著名的漢軍世侯之一，但《元史》以外的史料甚少。根據《西安南郊新出土〈劉黑馬墓誌〉考述》（《考古與文物》4期）一文可知，劉黑馬墓誌豐富了文獻記載，可與《元史》勘證，對研究漢軍世侯中的天成劉氏家族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根據李舉剛《元劉天與墓誌及相關問題探析》（《文博》2期）一文可知，在西安市長安區夏殿村之西採集到的《劉天與墓誌》，是發現蒙元時期劉黑馬家族墓地的重要線索。志主系漢人世侯劉黑馬家族後裔。該墓誌內容豐富，涉及劉天與的仕宦經歷及家族婚姻等新資料。

陳瑋《大蒙古國京兆總管府奏差提領經歷段繼榮墓志銘考釋》（《北方文物》3期）一文考釋了段繼榮家族世系及其仕宦經歷。段繼榮卒於蒙古國蒙哥汗二年（1252）。墓誌撰寫於蒙古國時期至元三年(1266)。段氏家族為金代關中世宦之家，婚姻圈涉及河中顯貴李金吾、偽齊劉豫、辭賦狀元呂子成。此墓誌是研究金元之際陝西關中士人及大蒙古國京兆軍帥田氏家族的重要資料，糾《元史》之謬。陝西是宋蒙交戰時期蒙古征蜀軍隊的大本營，許多戰事的參與者卒後都埋於長安附近。樊波根據《劉元振墓誌》《馮時泰墓誌》《耶律禿滿答兒墓誌》等3方墓誌，簡要考證了劉整降蒙（1261）和瀘州之戰（1277）等歷史，補充史料之不足（《四川文物》6期）。山西省臨汾賈村元墓的墓主蘇公式，為蒙古汗國時期平陽路(今臨汾)的諸色人匠達魯花赤，即臨汾地區管理手工業的長官。他曾三次受命前往金帳汗國(主要為今南俄草原)，向拔都汗繳納賦稅。沈勰根據石墓誌記載和歷史文獻，探討了作為金帳汗國封地的平陽路；上繳賦稅的內容以及從此地通往南俄草原的驛站道路（《考古與文物》4期）。

張智勇考證了北京丰台區出土的明代明威將軍騰驤右衛指揮僉事徐通及夫人董氏墓誌。徐通卒於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享年77歲。徐通為騰驤右衛指揮僉事，正四品;散階為明威將軍；夫人董氏被封為恭人（《北方文物》4期）。

（本文由《中國考古學會年鑒》編輯委員會提供，原文刊於：《中國考古學年鑒201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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