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隱秘角落》 寺院風景舊曾諳
位於北京西長安街的慶壽寺，創建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寺內有雙塔，故又稱雙塔寺。1954年，在拓寬西長安街時拆掉了雙塔。圖為民國時期舊照。
《北京的隱秘角落》作者：陸波 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1月
最早讀到陸波的文字，是那篇《北京人心心念念的大隆福寺廟會，永遠回不來了》，她對隆福寺的歷史掌故如此熟悉，對其當代變遷與現狀洞若觀火，讓人不由心生敬佩。
近來，讀到她的新著《北京的隱秘角落》，從自序中方才知道，原來她是一位有著二十餘年執業經歷的律師，前幾年選擇轉行投身自己熱愛的文史專業。在物慾滾滾的當下，願意放棄高收入的行當，聽從內心召喚，選擇相對冷清的文史領域默默耕耘，實屬稀有。
自序中的幾句話讓人觸動：「沒有比一想到人生將要無聲無息地結束而只是螻蟻般為生計忙碌一輩子更令人悲哀的了……在最終來不及之前，我可以以我熟悉的北京的寺院為線索與介體，寫出一系列關於北京歷史文化文明演變的文字，儘力去收集與整理那些散落在星辰瀚海里閃光的碎片，讓它們的內在聯繫重新勾連交織。」
的確，這本書收入的文章絕大部分都與寺廟有關。我不知道陸波為何鍾情於帝都的寺廟文化，但這一切入點正說明她對傳統的那種「溫情與敬意」。
寺廟曾是公共文化空間
寺廟對當代人來說恐怕多少有些隔膜。尤其是五四以後隨著反封建迷信運動與民主科學的號召，最極端的莫過於「破四舊」，寺廟及其衍生的寺廟文化可謂被棄之如敝屣。然而，在「老北京」，也就是那個「內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還在的北京，離開了寺廟，人們的生活恐怕是很難想像的。
有例為證，乾隆時期繪製的京城全圖中，共標出內外城寺廟1207處，其中觀音庵87處，如果加上供奉觀音的白衣庵21處，共108處，居眾廟之首。其次是關帝廟88處，真武廟42處。差不多每條主要街道和衚衕，都有一兩處寺廟。另據《北京寺廟歷史資料》（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記載，1928年北平特別市寺廟登記數量為1631座。很多學者認為此數字並不準確，還有相當多的漏載。果然，1958年的全國文物統計資料顯示，北京寺廟尚存2666座。
可以說，北京城內廟宇之多，絕不遜於歐洲城市裡的教堂。如此多的寺廟，與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有著密切關聯。正如美國學者韓書瑞在其名著《北京的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一書中指出的：「寺廟的職責包括了類似於我們今天的圖書館、博物館、公園、劇院、救濟院、消防隊、市場、旅遊景點等等場所可以發揮的各種非宗教的公共職能。」而且，在傳統時代，老百姓沒有地方能夠集會，在能夠交流的公共空間之中，廟宇是最重要的場所之一。
無論是平常時節，還是遇有祭祀儀典，百姓都可以隨便進出。由此可見，北京城星羅棋布的廟宇，與帝制時代上至帝王勛貴下至販夫走卒的社會各個階層發生了多元互動，這實在是了解傳統時代社會運作機制與城市生活節奏的絕佳切入點。
廟宇背後的歷史典故
陸波書中提到眾多的帝都廟宇，背後的故事都極為精彩。如開篇提到的姚廣孝與慶壽寺雙塔及其與明成祖朱棣的歷史淵源，當然姚廣孝是幸運的，至少生前得以善終，入祀太廟。但到嘉靖九年（1530），據《明史·姚廣孝傳》，嘉靖皇帝對大臣們說，姚廣孝雖然輔佐成祖打下了江山，然而「顧系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就是說他畢竟是個和尚，配享太廟有點太抬舉他了。於是一幫大臣立馬逢迎上意，建議將姚廣孝移祀大興隆寺，嘉靖皇帝也很快下詔允行。
相比於姚廣孝，同樣輔佐雍正帝的清代國師迦陵和尚則可謂命運多舛。當雍正還是雍親王之時，迦陵和尚就經常出入潛邸，運籌帷幄，但此後則南下逃逸，在巨大的恐懼中過著居無定所的日子。雍正也在其死後「消去所賜國師稱號，著其語錄入藏者亦撤出」，真是「伴君如伴虎」。
明代順天保明寺的故事，則與一段「呂尼救主」的傳說有關。說是土木之變前夕，英宗率大軍親征，在居庸關遇到一呂姓尼姑勸駕，英宗不聽，但後來被擄掠後時常得到尼姑護佑。英宗復辟之後，特建寺供養，因此保明寺又稱皇姑寺。
更有意思的是，已故的著名社會史學者李世瑜先生曾有《順天保明寺考》一文，考證出保明寺創建於天順初年，有天順六年（1462）鑄鐘為證。呂尼在民間曾被稱為「呂菩薩」，尤其華北很多白蓮教派的各種秘密宗教的經卷——寶卷上，很多都有「順天保明寺」的字樣。隆慶萬曆年間興起的白蓮教重要支派——大乘教，在創教之時利用了呂尼救主的傳說，自稱那位尼姑就是大乘教的創始人，保明寺因而也成為大乘教的聖地。
李世瑜還考證出萬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與大乘教亦有關聯。剛好陸波的書中也提到了李皇后與其傾注了大量心血的慈壽寺，李皇后在慈壽寺供奉的「九蓮菩薩」及後來她本人被指為「九蓮菩薩」的化身，這一典故的出處很可能與白蓮教有關。有一寶卷稱，「九蓮天里圓通母，五晶宮中見天真」。而且李太后確實還給保明寺捐了一口銅鐘，篤信佛教的她接受大乘教的教義宣傳，也是可以理解的。據此，我們又看到了寺廟與帝王皇室及至民間宗教之間錯綜糾結的歷史背影。
宦官曾對寺廟情有獨鍾
皇親國戚之外，大量的宦官群體，也是明清時期北京寺廟最重要的投資方之一。從定慧寺到藍靛廠、從萬壽興隆寺到立馬關帝廟、法海寺，乃至現在大名鼎鼎有「中國矽谷」之稱的中關村，也是拜太監所賜。
中關村原名「中官村」，中官即宦官。明人王世貞在其《弇山堂別集》中曾專門考證歷代中官的演變，據他的說法，天順元年（1457）英宗復辟，為王振在智化寺立旌忠祠，乃「內臣立祠之始」。智化寺在正統九年（1444）即已興建，乃王振的家廟。英宗復辟後又念起舊情為其立祠紀念。但王振畢竟是太監中的權勢階層，眾多的底層太監仍需要養老歸終的場所，需要一個安頓其靈魂的所在。因此，寺廟就成為養老院與收容所，直至民國時期，這類寺廟仍大量存在。
新中國成立之前，中關村仍是一片太監墳地，且廟庵眾多。後來，中國科學院在此建設科學城，逐漸成為西北郊文教區的中心地帶。但「中官」一詞，科學家們認為不雅，原北師大陳垣校長提議改名為中關村。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世瑜，曾有篇文章討論明清時期的宦官與民間社會的關係。他指出，宦官除對寺廟情有獨鍾之外，還組成了大量香會組織參與民間祭祀活動，宦官成為宮廷與民間的特殊中介。
寺廟之外的鉤沉索隱
當然，本書中寺廟之外的故事也是鉤沉索隱，耐人尋味。例如，櫻桃溝的陳年往事。
有兩位隱者側身其間，一位是清初的學者孫承澤，許多人都知道他的傳世之作《春明夢余錄》。不同於自號「江左遺民」的史學家談遷，孫承澤隱居西山撰明史，但他選擇了降清，還被收入了乾隆帝下令編纂的《貳臣傳》。出仕之後，花甲之年的孫承澤選擇了隱居，自號「退翁」，在櫻桃溝打開了一片學問的新天地。而民國年間曾擔任北洋政府湖南省代省長的周肇祥亦自號「退翁」，並獲得了櫻桃溝的房產土地。
據筆者分析，此時的櫻桃溝應屬溥儀內務府代管。我們知道，至少在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的1924年之前，包括圓明園、頤和園等皇家園林在內，根據1912年頒布的《清室優待條件》，均屬溥儀皇室的私產。但當時溥儀及其內務府面對北洋政府和各路軍閥明顯處於弱勢地位，圓明園的石料與工藝品被大量偷運即是明證。
周肇祥一度擔任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所長，與北洋政要關係密切，這些為其佔據櫻桃溝為私產創造了條件。當然，他與從事北京調查與攝影的美國人西德尼·甘博因用水發生糾紛，實在讓人大跌眼鏡。這次糾紛也進入了甘博的鏡頭，讓人感到歷史的弔詭與詼諧。
還有宣武門與西城門的過往，北大西門寺廟山門的由來與海淀鎮的守望，真可謂「物非人亦非」，往事只能回味了。作者帶我們回味之後，既有「帝都好，風景舊曾諳」的追懷，亦有「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無奈。隱秘角落的隱秘人事，為我們打開的是北京歷史的別樣風景。□李揚
